随着水资源短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水源涵养功能已成为流域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服务功能之一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关于水源涵养功能的研究多集中于使用水源涵养的多年平均值，鲜有研究关注长序列水源涵养功能的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为此，文章以广州重要的水源区和生态屏障的增江流域为例，基于WEP-L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量平衡方程，分析了1959—2018年增江流域水源涵养年、月、日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探讨水源涵养的供给、调节和削峰补枯功能。结果表明：1959—2018年增江流域多年平均水源涵养685.7 mm，以-1.30 mm/a速率不显著减少；1959—2018年增江流域多年平均月水源涵养1—9月为正值，10—12月为负值，1、3、6、11和12月水源涵养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其他月份呈不显著减少趋势，变化趋势范围为-0.04~-0.67 mm/a；近60 a增江流域Max1day、Max3day、Max5day和Max7day为正值，而Min1day、Min3day、Min5day和Min7day为负值，除Min5day和Min7day的水源涵养不显著减少外，其他6个日极端水源涵养指标都呈不显著增加趋势；空间上，年尺度水源涵养变化呈东南和北部低，西南高的态势；1959—2018年增江流域年、月、日水源涵养分别体现其供给、调节、削峰补枯的功能；水源涵养与降水的相关性较大，且明显高于蒸散发和地表径流的相关系数，表明降水是水源涵养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微生物一直以来与人类共存在同一空间，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实践。文章探究病毒在体内外流动过程中其与身体、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重新解读身体与病毒的交流方式以及身体与城市连接生成的拓扑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性视角下，症状的产生和对病毒的感知态度被视为身体与病毒的具身交流过程，且具身交流的结果受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影响，这有助于人类重视病毒的能动性并正视病毒在身体内以及在城市空间中如何与人类共存共生；2）病毒流动性跨越身体与城市之间的边界和尺度，通过关注病毒在延展的身体间流动探究身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城市的流动性和生物社会属性，即城市被视为拓扑的、超越边界的生物社会网络。文章丰富了身体与城市动态关系的认识，揭示了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宏观社会文化政治与微观身体行为实践意涵的互动关系。

知识互动是创新产出的重要动力机制，知识互动的本地和非本地联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基于“网络资本”理论框架解释城市创新绩效，使用发明专利数据，从本地（城市内部）和跨界（城市外部）联系强度视角划分中国城市知识互动的网络模式，并分析本地-跨界联系及其互补性、平衡性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城市知识互动表现出高度空间非均衡性，知识互动联系由稀疏向稠密演化，同时非均衡性增强并表现出等级性、梯度性和集聚性等特征；2）本地联系与跨界联系的知识互动组合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内向型和孤岛型4种类型，其中网络型城市在知识互动网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类城市承担了创新产出的主要功能；3）本地联系、跨界联系以及本地-跨界互补性对城市创新绩效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地-跨界平衡性和本地-跨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不显著。

为深入了解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和空间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心城市的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对外围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从人口维度看，一体化政策对于大中型人口规模城市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影响更积极。3）机制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城市，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的正向作用越大；一体化政策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了人才集聚。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是盘活存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式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土地确权正式化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赋予村集体权利，但在土地初次开发中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制约着改造。文章探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如何与村集体互动，化解上述制度制约，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造的。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正式化开启了改造市场，但仍受空间破碎、集体土地经营内卷化、开发权模糊的约束。地方政府发挥了企业化的非正式角色，与村集体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商型合作关系。合作在于政府从供、需两侧化解前述制约，充当村集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改造。竞争表现为村集体为攫取地租把持政府，损害社会公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角色应予以制度化，以规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上的失灵。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推进中缅地缘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解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碍，更有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复杂武装冲突干扰、大国干预掣肘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地缘风险的束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为了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应构建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应通过推动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制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中缅发展战略对接。在通道层面，应通过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来升级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在利益主体层面，应通过强化多方利益对接、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提出通过识别微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路径来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新方法。选取2006—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实缴数据，分3个时间段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并对其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1）网络规模的增长表现为异地投资路径带动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模式；2）空间结构上，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多边形”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V”型结构→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Z”型结构的演化特征；3）从网络中心性看，城市节点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其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而城市间的联系则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4）网络中介性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中介性与其中心性相匹配，但合肥、芜湖的中介性显著强于其中心性。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上海、杭州、合肥等高中介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在存量时代发展要求下，公房的管理使用成为广州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公房更新改造实践经验和“城市针灸”研究进展，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选取老城区6个较具代表性的公房集聚区开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存量公房如何实现有效活化利用的更新难题。结果表明：1）公房对租户的住房保障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租户仍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信任感，且认可公房的使用价值。2）在系统总结了翻新出售、功能转换和民生保障3种活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的公房活化利用“以民生保障为主，其次是功能转换，最后才是翻新出售”。3）在实证基础上，文章回归关注“城市的人”，在人本主义视角、地理学范畴内进一步总结提炼基于“城市针灸”方法的存量公房活化模式分析框架，提出存量公房分类评价综合评估模型，用于判别公房的活化模式类型，并探讨了活化利用实施路径的4个步骤：查找问题，精准诊断；以人为本，点出“穴位”；“穴位”活化，以点带面；良性互动，循环渐进。

后生产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已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探讨后生产主义的起源、演变和实践，阐明其概念内涵及当前研究状况，对中国“三农”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学研究法和CiteSpace分析，选取Web of Science中，以“后生产主义”为主题的代表性期刊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1）后生产主义起源于生产主义危机，这一场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与农民生存的生产主义危机，表征为3种类型的“跑步机问题”；2）从农民角色、农业政策、农耕技术、环境影响4个方面，构建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域，并提炼出概念发展的3个阶段；3）在后生产主义实践方面看，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可知，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后生产主义乡村实践的共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是互相交织的，另一方面，不能简单用后生产主义指标去诠释发展中国家的“去农业化”现象，需关注形式相似性背后的内容差异。后生产主义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是，应注重研判与把握乡村发展时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应继续坚持以产业振兴为要，应深度挖掘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推动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现有台风灾害链研究大多采用高维对称Copula模型建立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分布，对致灾因子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复杂关联结构探究不足。文章以浙江岛屿城市舟山为例，通过C-Vine Copula函数刻画当地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利用1979—2018年逐日的最大持续风速、累积降雨量以及最大风暴增水数据估算三者的联合概率分布以及重现期。研究表明：1）风速与降雨量在常规数值区间（非极端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最佳联合分布为Frank Copula；风速与风暴增水具有上尾依赖的特征，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2）降雨量分布在风速条件下显示2处峰值，风暴增水分布在风速条件下近似于均匀，两者之间的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3）以单变量100 a重现期为例，风速-降雨量与风速-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二维联合重现期分别缩短至29和30 a，而风速-降雨量-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三维联合重现期缩短至17 a。综上，C-Vine Copula函数能准确有效地刻画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深化对于台风灾害链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台风灾害风险管理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支持。

为探究中国台风灾害影响和灾情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律，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和灾情统计数据、历史台风风雨数据、高精度地形数据等资料，以县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统计分析法、重心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1978—2020年中国台风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台风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失踪率、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台风灾害灾情重心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南移，灾害影响呈现沿海地区减轻、内陆地区加重的特征；3）台风引发的风雨是灾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因素是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农作物损失的驱动因素之一；4）浙江闽北、粤西桂东两大区域灾情集聚特征显著，与台风活动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局部地区生产总值与灾情呈负相关关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能力的促进作用。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台风大风可导致输电线路杆塔断裂倒塌等事故，影响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因而台风灾害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全域杆塔为例，基于杆塔属性、地理信息及台风灾情资料，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额损失”的针对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的输电线路台风灾害杆塔脆弱性评估模型；利用68 a台风参数风场再分析数据，基于极值理论，建立了台风大风危险性评估模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通过台风大风、杆塔脆弱性之间耦合分析，建立了台风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台风大风危险性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态势，随重现期增大呈非线性增大趋势，以20和100 a一遇极大风速为例，浙江省全域风速强度分别为23.5~50.9和32.6~68.9 m/s；台风影响下的杆塔综合脆弱性总体呈南高北低且与地形联系紧密的分布态势，脆弱性高值（>1）区域主要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输电线路杆塔风险总体呈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局部差异性较大。应根据具体线路特点采取差异性较大的抗风策略。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国际地缘政治对运输网络格局的影响是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探究俄乌冲突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原油海运网络结构特征变化，可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论据。文章采用AIS船舶轨迹大数据和复杂网络分析法，分析了2019—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原油海运网络整体特征、节点重要性与核心边缘和组团耦合结构的变化特征，并探究了海运网络结构变化对中国原油进口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海运格局发生了结构性演变。港口间的联系密度、强度和网络通达性均呈现先增后减趋势；网络无标度特性不断增强，原油海运向部分主要联系集聚，出口端更加明显；俄乌冲突后中国与中东原油海运联系取代了部分中俄原油海运联系。2）海运港口重要性格局与核心边缘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中。出口港综合重要性先略有降低，俄乌冲突后大幅增加；网络结构经历了单核―多核―单核的转变，俄乌冲突后国际原油市场供需格局改变，较大规模的出口港对原油海运网络中广大进口港和其他中小规模出口港的控制力明显加强。3）海运网络核心边缘与组团耦合结构前期变化稳定，后期变化突出。俄乌冲突后核心边缘与组团耦合结构在核心港、地理分布和组团规模方面发生明显变革。4）海运网络变化对中国原油进口稳定性的影响显著且具有异质性。中国原油进口网络的稳定性先增后减，俄乌冲突后的降幅远大于冲突发生前的增幅；相比环渤海湾和长三角港口，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港口的原油进口稳定性受俄乌冲突影响更大。

在不确定性成为交通运行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在抑制风险的前提下，提升城际出行韧性，掌握需求侧城际出行波动的时空格局对韧性交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城际出行韧性内涵，基于长时间序列城际出行数据和扰动事件一般属性构建了城际出行韧性测度模型，并以COVID-19扰动为案例，揭示了COVID-19三年以来的城际出行适应性格局与韧性时空格局规律。研究表明：1）兼顾季节性与节假日趋势所构建的城际出行韧性评估方法可以很好地揭示扰动事件影响下的城际出行波动时空格局。2）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全国大流行高峰期＞奥密克戎高峰期＞多点波动高峰期。城际出行强度随距离增加呈线性衰减趋势，每增加50 km的距离，3个阶段的城际出行分别要多损失0.86、1.03、1.15个百分点。3）全国大流行、多点波动和奥密克戎3个阶段居民城际出行平均距离分别缩短了52.55、65.31、105.16 km。4）城际出行韧性呈现多点波动时期＞奥密克戎暴发时期＞全国大流行时期，在时序上表现出城际出行韧性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3阶段的城际出行韧性在空间上亦明显呈现出差异化空间分异和区域集聚特征。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建成环境对公众身心健康产生复杂影响，揭示城市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可为建成环境优化提供依据，降低环境污染、社会交往及体力活动缺失等引发的健康风险。西方研究起步较早，国内正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有助于厘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找出共同问题与特征，把握国内研究的提升方向。因此，文章基于WOS、CNKI数据库，筛选2000—2022年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健康医学、环境心理学等领域关于建成环境影响公共健康的658篇中英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其理论脉络、研究内容及前沿趋势等进行计量分析与梳理。研究发现，中西方学界在理论创新、关注群体与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地，国际研究率先提出社会福利与环境公正等理论视角，并在理论指导下挖掘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在多元群体的影响机制；而国内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相对不足，侧重引入西方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证应用，多关注其对老年群体与女性群体影响的传导路径，且实证以静态研究为主，缺乏动态性。

以中国19个城市群所含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优化模糊逻辑方法，借助ArcGIS和MATLAB平台构建人口流动复杂网络，以人口流动强度表征外生增长，以户籍人口生育率表征内生增长，以儿童比例、老龄化率、平均家庭规模、人口密度、性别比5个指标构建人口负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用模糊逻辑方法测算人口负增长风险指数，进而用空间回归方法对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增长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陆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平均值为0.48，流出型城市的人口负增长风险较流入型城市高。2）提升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受外生增长（人口流动引起的增长）和内生增长（由户籍生育率引起的增长）作用的共同影响，外生增长的影响更大。壮大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外生增长，培育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内生增长。3）根据中国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影响因素，19个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机制可以划分为8个类型。综上，文章认为提升型城市群应以注重人口空间均衡，壮大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应进行人力“固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转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原本属于企业的行为特征，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空间现象，被广泛称为“地方企业主义”。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探索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地方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从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切入，系统梳理地方企业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从战略、话语和方式等3方面构建中国地方企业主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身份”视角入手，梳理中国地方政府为实现企业主义治理而采取的实践策略，总结了中国地方企业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性”。研究认为：1）相较广泛参与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地方企业主义更具行政干预的色彩，各地政府凭借其在行政、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垄断性权利在地方的企业化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分权化改革虽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权责，但国家的干预仍无处不在，地方企业主义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权力；3）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企业主义的内涵和外在形式不断扩展，经济增长不再是地方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在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政府的重要议题。最后，对企业化治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地方企业主义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

基于文献梳理及长期实地调研经验积累，提炼总结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并根植积极心理学探讨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结果表明：1）结合城乡关系演变的时代背景及“U型”曲线理论，可研判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外来文化进入期，居民外在行动积极配合，内在感知具有外来文化偏向和发展期待；文化碰撞调适期，居民外在行动上文化冲突与矛盾频发，引起内在心理负面情绪及文化同化；文化整合期，目标为经历磨合后居民在外在行为上积极主动配合，能传承自身文化并寻求进步，内在感知上心理满意度不断提高，拥有文化自信和积极开放的文化认知。2）援借积极心理学研究理念，基于过程机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主体协调及预防监督机制3方面创建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跨文化互动技能、主人翁观念以及灵活开放的文化认知3方面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系统；从文化认同、游客正向凝视和社区关怀3方面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系统。

印度洋偶极子（Indian Ocean Dipole, IOD）这一气候因子对印度洋周边乃至全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 在最近20多年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尚不清楚其是否对华南沿海地表风速变化产生影响。文章依据中国华南沿海地区地表风速观测资料和最近20多年来对IOD的研究成果，应用统计分析和大气环流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除了以往提到的高—低纬度温差、北极涛动（Arctic Oscillation, AO）、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PDO）和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外，IOD活动也是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地表风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IOD活动的影响弱于高—低纬度温差；但相对于AO、PDO和ENSO，IOD活动对该地区地表风速的变化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伴随全球变暖的IOD活动加强是造成华南沿海地区秋季地表风速下降的重要因素。

南粤古驿道是广东历史发展的线性文化遗产。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间的内涵关联，有利于增强两者的协同关系与叠加效应。文章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内涵解析和趋势分析入手，以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梅关古道古田段连接线为例，探析两者之间的工作关联，提出面向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路径。结果表明：1）古驿道保护面临的问题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密切关联，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容相衔接；2）古驿道保护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权益保障、政策激励、公共参与和景观协调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国土空间价值提升；3）聚焦发展定位―规划布局―工程设计―统筹资金―服务运营维度，需不断创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路径，全面推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