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大战略，深度改革的总抓手，与之密切相关的乡村更新成为热点并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德国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策略与代表性案例韦亚恩实践出发，就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由来、内涵界定、策略实施以及城乡的双向驱动发展进行了理论及实践总结。研究表明，韦亚恩整合性乡村更新发展策略有：凝聚共同的发展愿景，高度的公众参与，专业帮助和网络的合作，土地管理的有效运作，乡村阻滞城市向郊区的蔓延，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中国都市乡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出以下启示：“乡愁”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根基，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公众实质性参与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基础，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凝聚力；人才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关键要素，保障了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宜居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理想目标，引领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高效服务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有力保障，倒逼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突破。整合性乡村更新提升了社区建设品质，夯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基点。

以2013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区内的乡村聚落景观——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GIS制图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哈尼聚落景观的组成要素与内部结构、景观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结果表明：1）哈尼聚落景观的边界以实际存在的树带和树门来分离精神世界里人和鬼魂的地域空间；聚落内部受地形和血缘关系影响形成组团式结构，传统民居以蘑菇房为代表；2）聚落具有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素——用于祭祀和祈福的寨神林、用于娱乐和晾晒粮食的磨秋场以及用于生活取水和祭祀的水井，它们体现了哈尼族崇拜自然的宗教文化体系；3）哈尼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具有森林在上、村落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特点，聚落的选址正是基于景观空间格局与适宜人居和便于到达梯田耕作的特点选定；4）哈尼聚落景观在空间演变方面具有独特的分寨和“地名连名”制特点，聚落用地在50 a间扩大了近10倍，而蘑菇房的周边和内部结构则出现了多向演变的趋势，其中现代砖混房屋的比例正呈急剧增加趋势；5）哈尼聚落景观作为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组成要素之一，在维系遗产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传承与保护哈尼聚落景观成为当务之急，未来应注重聚落空心化等的研究。

在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性研究的社会、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性的社会建构流派及其对中国乡村转型与乡村地理研究的启示。社会建构流派将乡村性看作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与产物而非先存的事实，重点关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差异性。由描述性流派、乡土流派向社会建构流派的过渡可以看作是从关注乡村性物质层面转向想象层面，由追求乡村性的本体、核心机制向探索乡村性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从追求“乡村性是什么”到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认识乡村性”“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乡村性话语和体验”。而目前的中国乡村性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性指标及其模型建构，相关研究对于各级政府全面地了解现存的乡村问题并合理地制定乡村发展、复兴政策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西方乡村研究中，乡村性指标由于暗含线性发展观、无法解读乡村变迁的机制和过程而饱受批判。在中国乡村急剧变迁的今天，现代化乡村发展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霸权话语对部分农村、农民的边缘化基本没有提及。在这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乡村性社会建构流派对于解构乡村性主导话语、揭示乡村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与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景观由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及其中的社会结构所组成,是人与环境互动作用产生的生态综合体.文中通过不同学科范畴对乡村景观进行了概念辨析,认为乡村景观是人地互动的产物,是乡村地域范围内空间性的表征.通过对乡村景观的起源与发展的回顾及国内外乡村景观研究内容进行梳理,认为目前其主要研究内容集中于乡村景观分类、乡村景观评价、乡村景观格局及演变、乡村景观规划等4个方面,分析了目前乡村景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以黄山市2014年卫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黄山市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黄山市聚落密度整体分布较为稀疏，但存在“中心城区”集聚分布的特征；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黄山市乡村聚落形态镇（乡）域分异明显，整体上看东北部较西南部复杂。海拔、坡度、交通、中心城镇、人口、经济、规划、政策等因子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都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随着区域海拔和坡度的上升而减小；2）乡村聚落规模随着距交通线和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与乡村聚落规模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的相关性，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乡镇，其聚落规模也较大；4）规划、政策等也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调控和引导作用。虽然不同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质，但是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最终形成是地形、区位、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贵州典型乡村旅游地——天龙屯堡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借助对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阶段性演化的深度剖析,探讨乡村旅游开发中因旅游资源产权困境导致乡村旅游开发难以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构成特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引致的产权困境,使得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约束和激励效果较差,利益主体间权、责、利不明,矛盾不断凸显,交易成本较高,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基于对Poon的“新型旅游”概念及其形成背景和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新型旅游”具有体验性强、组织灵活、信息化程度高、形式新颖等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产品设计特色化、灵活化、环保化、体验化等产品开发原则,文章认为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可采取蓝色之旅、绿色之旅、农桑之旅和人文之旅等四大策略.

根据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总结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特征,即乡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快,非农化具空间分散性,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自下而上为主体的城市化;着重分析了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认为地理环境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最基本的前提,由农业产生的推动力和乡镇企业产生的吸引力构成的动力结构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关键,而对外开放则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讨论了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认为工业分散化、产业升级换代、劳动力素质、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是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并提出了

根据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特点,指出贵州喀斯特乡村景观优化的意义,提出喀斯特地区乡村景观优化的"景观异质性与多样性、尺度性、因地制宜、特色突出和持续性原则",并将景观优化与农业生产、旅游开发、山地开发和石漠化治理相结合,设计出了城郊旅游农业模式、丘陵山地农业旅游优化模式、水域渔业旅游模式和小流域石漠化治理生态农业模式4种贵州喀斯特山区乡村景观优化模式.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详细阐述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热带林乡村混农林业规划项目中的应用.通过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建立乡村GIS专题数据库,结合生物生态学理论、模糊数学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混农林业规划模型,利用GIS软件平台二次开发技术,进行了热带林乡村混农林业规划研究.结果表明,遥感与GIS技术能有效提高乡村混农林业规划的自动化水平,使规划结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以广州市从化区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其地形、区位、规模、经济产业与城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指标数据，采用GIS与SPSS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从化乡村发展进行客观描述与分类，划分出平原种植型、丘陵种植/林业型、山区林业型、特色旅游型、城镇化整理型五大乡村发展类型，进而分别提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山区特色化、集群发展、都市农业等的发展策略。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基础数据,运用EXCEL软件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出游方式以家庭、亲友结伴与单位组织为主;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体现为自家车与单位车;信息来源以亲友介绍与旅游宣传册为主;消费水平集中在200～599元之间;出游距离集中在2 h车程以内,以1～2 h车程为主;停留时间集中在2 d之内,以1 d为主;出游频次高,季节性明显;住宿选择两极分化,农家与宾馆并重;"乡村"特色产品普遍受到青睐.

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标图、GIS空间分析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解放初期至今环境变化、城市化与天兴乡聚落的演化关系，分析了其乡村聚落重构的动因。结果发现：1）天兴乡的发展演变先后历经初级发展、变革发展、转型重构发展等3个不同时期。2）天兴乡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趋向复合化，由传统的生活、生产、生态等三元孤立的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等多元复合空间。3）天兴乡的聚落演替为环境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确定了天兴乡空间形态的基本格局；其次，为治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移民建镇”等政策及相关防范灾害工程的实施，为天兴乡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城市化对天兴乡聚落演变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天兴乡人口被虹吸、资源向城市集聚，加速天兴乡衰落；另一方面促进天兴乡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聚落发展提供机遇。

通过对贵州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平坝县天龙屯堡、雷山县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制度主要包括与旅游资源相联系以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乡村旅游主要经营组织的运行体制、政府的政策倾斜及具体管理制度3个方面内容。以此为依据，对3个乡村旅游地从制度安排视角进行了横向比较：以社区居民、企业、政府为核心力量导向的乡村旅游地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巨大差异，实质上反映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在乡村景区具体现实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之上，乡村旅游制度一旦被建构，又对乡村旅游发展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

论述乡村城市化的涵义,分析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制约因素及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和对策,指出不同国情应有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不同地区乡村城市化的形式也应有所区别.珠江三角洲是目前国内乡村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但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相比仍显得滞后,城市化属初级阶段,呈粗放化特点.为加快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必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①进一步形成区域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格局;②形成功能齐全、协调发展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和城镇公益服务设施系统;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综合素质;④提高环保意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选取社会经济、配套产业发达且相近的苏南、浙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地图API中的地点检索服务获取民宿点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究两地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两大地区民宿均呈显著集聚状态，分布在地势低平且水系发达区域，依托高禀赋旅游资源和交通干线集聚。2）在两地区别上，苏南民宿表现出集聚程度上的市域差异，浙北则分布相对均衡且集聚范围较广；空间集聚态势差异性显著，前者呈“四核集聚，次级中心团状布局”，后者表现出“西东中梯度格局”。3）消费能力、客源市场与通达程度是影响两地民宿分布的重要共性因子，两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4）浙北民宿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弱，水系环境与景区依赖是两大地区间的区别因子。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以广东省农村地籍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利用、结构、空间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以一层、砖结构和混合结构为主，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同时层高与结构间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相关性，低层与砖、混合结构房屋主要分布在粤北及粤西等偏远地区，高层与砼结构房屋多集中在珠三角地区。2）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空置、闲置现象普遍，平均空置率和闲置率分别为6.75%和5.66%，且农村空心化现象显著，50.87%的区县村庄处于中度空心化程度以上。此外，研究区内存在一定的一户多宅与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现象。3）研究区内农村房屋利用特征受到人文、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差异及珠三角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最为显著。广东省农村宅基地房屋利用特征与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且存在一定的闲置宅基地资源，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应当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建设用地优化调整。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明晰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内涵与典型模式的基础上，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并选取广州市小洲村、凤和村为典型案例，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识别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艺术介入模式的效益特征与问题。结果表明：1）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依据不同的驱动主体，可将艺术介入乡村模式主要划分为艺术家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两种类型。2）艺术介入乡村具有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四级效益，呈现逐级递进的特征。3）艺术家主导型在实现高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低层级效益有所欠缺；资本主导型在实现低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高层级效益有所欠缺。4）构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模式，能够综合两种模式的效益优势，使艺术介入的乡村实践更具推广性。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基于非表征理论和启动效应范式实验方法，以广东省江门市启明里的地方品牌为例，通过对比居民与非居民内隐感知差异、本地居民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分析人们内隐感知对于地方品牌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受到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本地居民与非本地居民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的内隐感知存在差异，二者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建构起不同的意义，本地居民将日常生活的记忆和体验融入其中，而非本地居民仅将其视为城市更新的工程；2）本地居民对启明里地方品牌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表明启明里地方品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缺乏情感、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3）地方品牌化不能只关注符号性景观构建，而需要重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内隐的、非表征的空间邂逅的作用，这有助于为地方品牌注入可持续的价值提升动力，增进本地居民对品牌的认同和自信。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前提，对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存在同等效力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传承行为有着明显差异，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对居民记忆传承行为的影响比情感性的地方认同有着显著正向作用；4）传承途径表现出以记忆载体为基础、以居民参与为支撑、以政策导向为保障的特征。这些结论有助于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媒介性及其特征，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延续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

为解决乡村振兴中乡镇政府如何选择正确产业和如何制定合理产业政策2个重要问题，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分析并提出乡镇“有为政府”产业政策演化的逻辑框架：1）选择产业，依据“两步六轨法”选择具备相似资源禀赋、约束条件的产业。2）政策制定，针对筛选出的产业制定合理的政策内容、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以支持产业发展。以该逻辑框架为依据分析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罕镇的产业现状、目标乡镇比较优势产业，发现勐罕镇领先型产业为菠萝种植业，应通过引进菠萝深度加工企业，建设营销网络、运输网络，提供市场信息支持产业发展；转进型产业为传统种植业和特色养殖业，应通过建立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培训农户种养能力，提高农户市场参与度；“弯道超车型”产业为酒类制造和傣药生产等，应通过联合农户开发制造技术体系，协助注册品牌商标，建设生产和成品制造基地等促进产业发展，从而完成了逻辑框架的实践检验。总体上，因势利导逻辑框架既结合实际又着眼未来，为乡镇政府的产业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