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西方尺度研究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发现尺度主要包含尺度本体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3个主要要素。尺度的本体论认为尺度是静态的等级化的物质实体，尺度的隐喻体现在尺度可通过话语进行多样化的解构和表达，尺度实践表示尺度通过不同行动者间的互动进行社会建构以实现尺度的再创造。尺度的3个要素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在统一性上，尺度本体论为尺度隐喻与尺度实践的实现创造了前提，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发展了尺度本体论；在对立性上，尺度本体论是实在论立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是建构论的产物。西方尺度研究主要经历了2个典型的阶段：将尺度物化为固定的空间实体；不同行动主体运用尺度进行社会实践或话语表达。这启示中国化的尺度研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承认物质空间实体的作用，也要接受行动者的能动性，将尺度看作是人、物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文章展示了尺度概念化框架并实现了尺度的应用路径归纳，具体体现在尺度化、尺度解构及尺度政治3个方面。同时提出将资源配置效果纳入到尺度实践的分析要素之中以实现尺度的政治经济，这不仅扩充了尺度的理论内涵，还增加了尺度的实践应用效果和范围。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核心文献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发文时间、地区分布、学科分布、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与高被引文献等方面，总结比较了2000年以来中外犯罪地理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结果发现：1）国内外犯罪地理发文量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美国发文量首位度明显。学科分布国外较为广泛，国内相对集中，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国外较强，国内机构联系较弱，后续研究力量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2）不同时期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不同：国外侧重于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因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引发的多类型犯罪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地区、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国内聚焦于城市社区“两抢一盗”犯罪、省域拐卖儿童犯罪和毒品犯罪等类型，微观和宏观并举，实证案例研究逐渐增多。3）随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国内外犯罪地理发展势头良好。犯罪分布模式、空间防控对策与犯罪风险模拟仍是当下较为活跃的研究议题，“3S”技术开发和大数据应用将成为犯罪地理研究的两条并行趋势线。未来需要以综合性思维审视犯罪地理环境，持续关注犯罪地理研究的潜在领域。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与计量模型应用为犯罪地理带来新契机，必须立足于当下国际社会环境，加强个人、组织和团体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交流和分享经验成果，探索多样化的犯罪防控模式，并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应对区域所面临的犯罪挑战。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广州地铁交通流的始发地（Origin）—目的地（Destination）（OD分析），运用出行成本（距离/时间）、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等指标对地铁站点交通流特征及居民地铁出行的人群分异进行刻画。结果表明：1）地铁站点随出行距离增加的乘客累积比例呈“S”型曲线变化，广州地铁站点的平均出行成本约为14.04 km（20.48 min），并由中心向外逐层增加约4 km（5 min）和13 km（10 min），周末平均出行成本略高于工作日。2）广州地铁出行的集中距离区间为8.55~26.61 km，在该出行距离范围内的乘客量占总数的71.88%；周末出行集中距离区间宽度变窄，但乘客量的集中比例却有所下降。3）社会弱势群体如女性、老年人、固定上下班的大学以上学历人群、办事人员、商服人员等是地铁潜在客流的主要构成群体；不同人群的地铁平均出行距离出现分化，其中出行需求小、出行能力偏弱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出行需求大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普遍较长；除个别人群外站点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相对差异不大。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POI、手机信令和管理人口数据等大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熵指数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两核-三带”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上呈带状发展形态，主要集聚在交通主干道及轨道线周边区域。2）大多数服务业类别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少数区域因产业发展导致空间分布集聚的差异化。3）生活性服务业混合度在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类别相对均衡，在宝安区、龙华区等其他区类别相对单一，混合度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两核”外的边缘区域，而不是POI密度最高的“两核”核心处。4）人口因素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5）各探测因子对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因需求不同影响到各类别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采用RTK GPS测量技术与方法，在2014—2017年对福建平潭岛典型海岸沙席进行了连续16次形态高精度测量，分析了海岸沙席在台风作用下的形态变化及台风季后的形态恢复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海岸沙席对台风的形态响应特征明显，基本表现为海滩及沙席前缘高度降低（最大侵蚀深度为0.92 m），沙席中部高度变化相对较小（≤0.15 m），沙席后缘高度稍有升高（最大堆积厚度为0.75 m）。2）在台风季后，海岸沙席形态恢复变化也较为一致，主要表现为体积减少，海滩及沙席前缘高度稍有升高（最大堆积厚度为0.78 m），沙席中部高度降低幅度极小（≤0.10 m），沙席后缘高度略有降低（最大侵蚀深度为0.47 m）。3）海岸线走向是影响区域海岸沙丘对台风响应的重要因素，对于沙源不足、以离岸风为主的山岐宫海岸沙席，台风在其海岸沙席形态演变中的塑造作用突出。
基于前期工作，采取粒度端元分析方法，结合沉积物粒度参数、研究区水深以及水动力等对福建省泉州湾海域采集的65个表层沉积物样品进行了沉积动力学解析判别，量化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复杂的沉积动力特征。结果表明：样品粒度数据中可以至少分离出4个不同的端元组分，其粒径范围大致分布在0.2~200、20~30、50~500、80~1 000 μm，可能分别代表了水动力较弱的滞流沉积作用环境、台风作用下的改造作用、潮汐作用下的较强的水动力以及人类活动作用下的扰动作用。由于沉积动力的持续进行及分选沉积作用，可能掩盖了粒度的物源效应，所以只呈现出不同的沉积动力学特点。
利用逐月降水数据和NCEP/NCAR再分析数据，分析了洞庭湖流域春、夏、秋季57年来旱涝异常的年际变化以及典型旱涝异常年份的全球海温分布形势，并利用降尺度和趋势分析方法探究气象因子对ENSO和关键区海温的响应，以加强对流域旱涝前期影响因素的认识。结果表明：1）流域在春、秋季旱涝变化趋势不明显，在夏季较明显地变湿。2）前期冬、夏季ENSO事件分别对流域春、秋季旱涝产生显著影响，而与夏季呈不显著的统计特征。3）在消除前期ENSO信号后，阿留申群岛附近海域（S3）、澳大利亚东部海域（S4）海温和印度洋偶极子（Indian Ocean Dipole, IOD）现象仍分别为春、夏、秋季与流域旱涝有密切联系的海温因素。4）S3区SST对流域春季旱涝的影响通过西风带环流实现，S4区SST偏高似乎是东亚夏季风强度偏弱的表现，成熟的IOD现象为流域秋季旱涝的主导因子。
为了弥补岩溶区地下土壤漏失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空白，基于在粤北岩溶区连南县多个岩溶山地采矿断面、公路修建断面实地调查获得的56条裂隙、40个漏斗和多个孔穴的调查数据，以及粤北岩溶丘陵、峰林区英德市岩背镇、九龙镇等40多个样方的地表景观实地调查资料，探讨构建岩溶地下土壤漏失程度评价指标与标准。首先，充分考虑了土壤漏失途径、阶段、各指标的关联性、断面调查数据及数据采集的可操作性等，将定性指标与量化指标结合，采用裂隙、洞穴、漏斗3个一级指标和与溶洞连通度、断面比、密度，洞穴类型、数量、位置，漏斗深宽比、形状、周边裂隙发育情况9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岩溶区地下漏失无漏失、轻度漏失、中度漏失、重度漏失分级标准；其次，将基岩、地貌、地形、岩石裸露率、植被结构、类型、盖度和土壤深度等地表景观特征作为地下漏失程度的辅助参考指标，使地下漏失评价与地表石漠化程度评价能够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岩溶环境评价的整体系统。
基于环境行为学相互渗透理论和环境心理学人-环境一致性理论，本研究以珠江前航道为例，从活力营造视角构建“人群-环境”活力互动模型，运用多源数据，使用熵权法、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等计量方法对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度进行定量研究，并对滨水空间人群活力的时空特征、环境活力的空间格局及活力协调度空间格局进行总结，探讨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机制，为提升城市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度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滨水空间人群活力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随时间推移，热点区域呈现扩大—收敛的空间特征，冷点区域则呈现分散—集中的空间格局；2）滨水空间环境活力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3）滨水空间活力协调度呈现高、中和低3种活力协调状态，耦合协调状态的滞后系统主要为环境活力子系统；4）混合多样的城市功能，连续有韵律的城市景观和与水岸融合的生活性道路是滨水空间具备高活力协调度的关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优化策略：1）充分利用水景观资源（包括滨水空间内部的细微水体，如河涌和塘），注重景观的连续性，优化滨水游憩体验。2）以活动作为契机营造滨水空间的故事性和记忆点，构建群体故事和群体记忆作为连接人群活力与环境活力相互交织的桥梁，使人与环境形成良性的互动，提升滨水空间活力协调度。3）关注低活力协调度滨水空间在水岸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冲突的调解，采用包容性规划的态度，鼓励滨水空间现状用地类型为农田的产权所有者种植兼具经济性和观赏性的作物。对于此类现状为非建设用地或生态景观导向的地区的开发建设，应审慎选择干预措施，以保障并提升其生态价值。
基于行为地理学“空间认知-空间偏好-空间行为”的经典研究范式，以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手绘意象地图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年时间内分三轮开展跟踪调查，通过观察被访者在北京逗留期间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和行为过程与特征，分析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空间认知、空间偏好与空间行为存在一定耦合性，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三者间不是单向因果而是相互影响的互馈关系；除认知主体的社会、文化等群体属性、经验和情感等个体差异以外，与客体的接触时间、空间距离和接触频率等时空制约因素均能影响主体的城市空间认知水平与发展过程。最后，根据空间认知、偏好、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制约因素，凝练出一般化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互馈关联模型。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近期，在全球化、国家福利体系调整、社会文化变迁等多重背景中，教育、地理、社会等不同学科对教育现象展开了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基础教育领域的分异是当前国内外重要的社会与学术关切。现有研究以在校学习为重点，以资源供给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为视角，对教育活动本身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空间响应展开了广泛、细致的研究。此外，课外补习、在家学习等非传统内容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覆盖不同领域、解读多重分异的基础性框架。论文从基础教育的现状出发，面向多重分异的刻画，以社会空间辩证法、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和时间地理学等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基于教育消费者与其所处的时空间互动的，以在校学习、在家学习和在辅导机构学习为基本内容的研究框架。在校学习重点关注分异的总体格局、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以及教育消费者的迁居与通学等内容；在家学习重点关注学习的方式与内容、条件与情境、影响与评价等内容；在辅导机构学习重点关注学习的内容与时空间特征、支撑条件、影响与评价等内容。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POI、夜间灯光、土地利用、路网、DEM等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量因子，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将2018年乡镇人口分解到100 m格网中，然后利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最后利用改进潜能模型计算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结果表明：1）在村级（社区）尺度，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统计数据的线性拟合R2达到0.73，优于WorldPop数据集；长沙市人口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多点”的空间格局，能细致地刻画分布特征。2）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分别有97.72%、96.20%和89.46%的居民能在30 min内到达最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城乡差异明显，设施密集、交通发达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较好；可达性较差的村（社区）集中分布在辖区面积大、多林地山区的县（市）。3）长沙市主城区和浏阳、宁乡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多处于供需均衡状态，但仍有部分区域的资源配置有待加强；镇区基础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度处于偏高状态，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在其服务半径内多处于匹配度高值状态，强度以设施点为中心向外逐渐降低，需要加强校车配置和接收寄宿学生的能力，以扩大生源范围。
基于景观资源特色、区域发展水平、区位条件、知名度和管理水平等，将中国近千处岩溶景观区分为四大类，即岩溶旅游胜地、岩溶旅游经典目的地、岩溶旅游新目的地、岩溶旅游新开发区。以时间为主线，运用归纳总结法和类比分析法，深入分析中国岩溶景观近70年以来的旅游开发方式。结果表明：1）1950年以来实施并分别取得不同实施效果的主要旅游开发方式有9类38种，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条件要求，与不同类型岩溶景观的特征/特色相匹配。2）不同或同一岩溶景观资源共同体/景观区往往具有多种在重要程度、开发效益、发展趋势等方面差异较大的旅游开发方式；反之，同一旅游开发方式则可能在不同岩溶景观资源共同体/景观区的开发中具有不同的实施效果、开发效益和发展趋势。3）总结出特征-利益驱动型无主题分离式开发、特色-科学驱动型主题融合式开发两大开发模式，认为它们均是岩溶旅游在特定阶段的产物，其中前者对促进岩溶旅游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则融“资源共同体及其特色、科学研究、开发、保护、管理、反馈”等多位一体的新模式，是新形势下岩溶旅游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探索主题融合式开发的基本流程：资源共同体及其特色与科学研究分别是“内、外发动机”，以主题为灵魂“发动”衍生出开发、保护、管理、研究（后期）、反馈等运行体系。
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基于在携程旅行网（Ctrip.com）上收集的2000－2019年成都相关游记，通过构建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维度分析框架与专属的分词词库，运用游客感知偏好标准差椭圆（SDE）和文本分析，从时空维度探究成都近20年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的演变。总体上，认知形象呈现丰富化趋势，其时空演变具有以下特征：1）游客偏好向“体验游”转变，SDE向东南（市区）偏移，旅游吸引物、旅游休闲和娱乐中“体验式消费”维度占比提高；2）“悠闲”的城市气质更加鲜明，浓烈的地方氛围促进市区吸引力的提高，推动SDE向市区方向进一步偏移；3）“去地震化”的旅游响应明显，表现在公共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环境维度，受灾景区及恢复重建影响SDE方向偏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