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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2 >Issue 2: 171 - 182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436

Differenc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Modes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Jiehan Ji ,
  • Yi Liu ,
  • Murong Mei ,
  • Xiaoling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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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Tour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2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7-14

  Revised date: 2021-08-31

  Online published: 2022-01-28

Fold

Highlight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lack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upling modes of various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atus and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se citie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se differences are the key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is study uses the variable of strategic coupling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coupling mode of the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tatus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in this study. Firs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mode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belonging to different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two processes of dependency coupling to decoupl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and the later "having stores in front and factories behind" mode, form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coupling mode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Macao has experienced two processes from dependency coupling to decoupl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ming an absorption coupling mode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Second,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trategic coupling modes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ach city is embedded into different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rough different leading industries. Thir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ategic coupling differences of the above two scales,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does not gradually move towar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u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ss connection-collaboration-collaborative difficulties. The cor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mode lead to the embedding of cities into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cycles, produc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structur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overall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ory, it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 for regional collaboration research,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of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nriches the study of the long-term dynamic evolution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ollaborative policy.

Cite this article

Jiehan Ji , Yi Liu , Murong Mei , Xiaoling Zhu . Differenc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Modes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J].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 42(2) : 171 -182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36

自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与香港、澳门的联系日渐密切，经济往来逐渐频繁。由于地理空间的邻近，三地常被同时纳入到珠三角城市群中进行研究，其分工合作及协同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王树功 等，2002；林耿 等，2005）。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及各种规划的实施，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区域战略层面（许志桦 等，2019；王云 等，2020；叶玉瑶 等，2020）。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内部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分析中，明确指出了大湾区内部的协同性有待加强，并多次提及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促进大湾区内部的协同发展。如何更加科学地促进三地的协同发展？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下文简称“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刘毅 等，2020；邱坚坚 等，2020）。
现阶段，区域协同发展研究暂未成体系，从内容上看，多是区域间要素的协同发展，例如区域间在创新活动上的协同（Scott, 2006）、制度设计的协同（刘瑞瑞 等，2021；张鑫 等，2021）、以及生态发展的协同（吴盼 等，2021）等；从学科视角上看，并未针对区域协同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多是从其他学科视角出发对区域协同的探究，例如Scott（2006）从演化经济地理出发，刘瑞瑞（2021）、张鑫（2021）等从法学、政治学出发等。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大湾区的区域协同问题，但是尚未揭示区域中各个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外部联系与协同的关系，缺失了全球生产网络这一重要视角，无法系统地揭示大湾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及地位，因此对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难点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之处。然而，当前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尺度下国家间或区域间的生产组织安排，对区域协同话题的探讨较为缺乏。在区域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一个区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即生产和贸易模式。因此，探讨区域协同，必须考察这些区域是否处于相同的全球化模式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区域协同的难度将巨大，甚至可以视为不适合开展区域协同工作。因此，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深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中主要城市的全球化发展历史，利用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及战略耦合的概念，对二手资料及过往调研所得展开分析，深入探究大湾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及战略耦合的发展差异，揭示大湾区各个城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及地位，进一步认识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难点，以期为提升大湾区中各个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践支撑。

1 经济全球化下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及应用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商品、生产、市场和金融等经济要素跨国界在全球自由布局和联系的过程（马丽 等，2004）。当下，经济全球化从早期集中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逐步过渡到以跨国组织生产为主的经济全球化（Dicken, 2015），生产活动在全球化尺度上分解和重组织，这一过程直接表现为大型跨国企业将生产活动布局于全球各个区域中（刘逸，2018）。经济地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深入揭示贸易全球化向生产全球化过渡转变的过程（Dicken, 1976; Massey, 1979），促成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发展，使得生产全球化得到理论的深化（Coe et al., 2004; Yeung, 2005），最终发展出全球生产网络这一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Henderson et al., 2002）。
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指包含经济和非经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的组织安排，且由全球主导企业所协调，为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市场生产产品或服务（Yeung et al., 2015a）。GPN最早是由Dicken等（2001）率先构建的一个全球生产活动变迁的分析框架，并由Henderson等（2002）正式命名提出。GPN自诞生至今经历过2次发展，早期的GPN1.0以价值、权力和嵌入为3个核心要素，以企业、部门、网络和制度为4个分析维度（Henderson et al.， 2002），虽包容力较强，但其核心变量仅作为影响因素而存在，暂时未能提炼出一般机制（王艳华 等，2017；刘逸，2020b）。因此，以Yeung等为代表的关系经济地理学者为了提高分析框架的严谨性、解决其动态性问题，提出了GPN2.0的理论框架。GPN2.0将3个核心要素减少为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和风险环境（Risk Environment）2个核心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成本－能力比（Cost-Capability Ratios）、市场需要（Market Imperatives）、金融管治（Financial Discipline）3个子变量，系统地阐释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界定、政治经济驱动力、基于行动者的战略和区域及国家的发展结果等问题（Yeung et al., 2015a; Coe et al., 2019；刘逸，2020b）。
GPN中连接企业要素与地理要素的关键变量是战略耦合。为了探究GPN对区域发展的影响，Coe等（2004）最先在GPN中使用战略耦合的概念，但只是将其作为区域与企业组织之间互动的方式。在认识香港企业在全球化机遇下崛起的过程中，Yeung（2007）更进一步地明确了战略耦合的内涵，对战略耦合的基本类型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化。2009年，由Yeung发起的“亚洲本地与区域发展”专刊，系统地应用了战略耦合的概念，并全面阐述了战略耦合的影响机制和基本类型（Yang, 2009; Lee, 2009; Yang et al., 2009; Yeung, 2009）。为了回应Mackinnon（2012）认为这一概念过于静态的批判，Yeung（2015b）提出了战略耦合非线性的动态视角，并将战略耦合的类型进一步定义为：功能性耦合、原生性耦合、结构性耦合。直到2019年，Coe等（2019）仍坚持战略耦合这3种类型的定义。但刘逸（2018；2020b）在对GPN与战略耦合的理论发展进行梳理后，认为这3种类型的定义均是基于东亚地区的研究经验总结而来的，在理论推导上有所欠缺，并且三者之间逻辑关系较为薄弱。另外，在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这3种类型的应用只能借助大量的现实描述，难以通过简洁的语言进行演绎和解析。虽然该文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耦合模式为生产平台耦合，但实际上大湾区内部的战略耦合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能简单以一种模式来代表（Yeung, 2015a）。因此，Liu（2020）借助前人（Hobday, 1995; Schmitz, 2007）对后发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s）的研究，根据后发企业与GPN中主导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及市场差距（Marketing Gap）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战略耦合的概念进行修正，形成了4个阶段的战略耦合模型（图1）。其中，知识差距是指嵌入到GPN中的后发地区和主导企业之间所掌握的技术、市场的差距。其中，市场差距主要来自于地区与世界市场的隔绝从而无法了解其消费者的需求、由于生产条件限制无法及时适应市场品味的变化、零售商的崛起导致买卖议价权力关系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缺少建立品牌的条件等方面（Hobday, 1995; Schmitz, 2007; Liu, 2020）。之后，Liu利用这一模型，对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及区域韧性进行了研究，证实了不同的战略耦合模式直接导致珠三角内部不同区域或不同产业的发展产生差异（Liu, 2020；刘逸 等，2020a）。其他学者也利用GPN理论框架及战略耦合概念，围绕珠三角展开了大量的研究（Liu et al., 2013; Liu, 2017; Yang, 2013; 2020）。
图1 GPN中的战略耦合模型（Liu, 2020）

Fig.1 Mod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为了更全面地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本文将GPN视角引入区域协同发展研究，采用Liu（2020）提出的方法，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战略耦合发展差异，深入探讨三地的战略耦合发展过程及三地所在的GPN的差异以及在GPN中的分工与互动关系差异，从而厘清三地在协同发展中的难点。

2 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分析

通过深入分析二手资料，并结合过往在珠三角对各主要企业（如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加工业、以Levi's代工厂为代表的服装纺织业、以广州本田为代表的汽车业等）的调研所得，辅以《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等统计出版物上所记录的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探究各城市发展轨迹的异同。所采用的二手资料包含单独针对香港（方振鸿，1987；卢受采 等，2004；冯邦彦，2014；刘蜀永，2016）、澳门（吴志良 等，1997；胡根，2009）及珠三角（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6；2004a）的历史记录专著，也包括记录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史的历史记录专著（邓开颂 等，1996；陈丽君，2000；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4b），为了多角度验证，还调查了已出版的访谈记录（陈毓祥，1992；吴伟恩 等，2012）。

2.1　香港战略耦合模式发展

香港在制造业上经历了本土制造业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前店后厂”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最终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而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

1）制造业的依附耦合到解耦：工业大发展时代

由于港英政府在侵占香港后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香港被迫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为后来香港嵌入GPN奠定了全球化的基础。香港与GPN的互动始于二战后的工业发展时代，此时香港开始以依附式耦合的方式嵌入多个制造业的GPN之中。二战后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实业资本及人才技术，对华禁运政策使香港的经济重心从转口贸易转向制造业，英国殖民者对香港实施的自由市场政策，欧美劳动密集型产能向香港转移，中国政府维持香港局势稳定的政策等因素，共同促使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香港工业的大发展。1960年，香港的工厂数量达到4 784家，工人数量达到21.59万人；到1969年，香港的工厂数量增至14 078家，工人数量增至52.44万人，1970年港产品出口值占生产总产值的71%。
香港发展的工业是外向型工业，承接来自欧美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瞄准欧美由于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市场空缺进行加工出口。这些工厂的生产技术多是欧美淘汰的落后生产技术，与欧美本土的工厂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虽然香港高度的自由与开放，使得世界各地的市场信息可以不断流入，有利于缩小香港与欧美的市场差距，但是欧美市场的主导权仍旧牢牢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这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对香港产品实施限额导致香港制造业衰落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由此可见，香港与欧美的市场差距仍然较大。因此，此时的香港本土制造业以依附式耦合模式嵌入到GPN之中。
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发达国家陷入了经济滞涨，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减少支出，手段之一是对香港采取配额制度，限制香港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在市场失灵、人才流失、生产空间饱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香港不得不寻求多元经济发展。而此时正值中国内地开始尝试改革开放政策，珠三角地区在劳动力、土地价格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其推行的“三来一补”政策更加显著地降低外资企业投资、生产的成本，直接导致香港制造业不断向珠三角地区转移，进一步导致香港本土制造业的解耦。1970年代以来香港第二产业的比例始终呈平稳下降趋势，从近40%的占比下降至10%以下，而服务业比例不断上升（图2）。
图2 香港第二、三产业结构发展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sc/）。图3同。

Fig.2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2）推广销售的依附耦合与解耦：“前店后厂”时代

如前所述，珠三角由于在劳动力、土地价格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因此香港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了深圳、东莞等城市生产，这些企业并未进行技术升级，技术差距仍旧较大。另外，由于东莞、深圳在开放前长期处于信息闭塞的封闭状态，与国际的交流甚少，与其目标市场差距过大，急需通过香港这一自由港缩短与国际市场的市场差距。于是在“三来一补”政策的引导下，香港与深圳、东莞之间逐渐形成“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到2000年，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成为香港多元经济结构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制造业在其中已无足轻重（图3）。因此，在此过程中，香港作为深圳、东莞与GPN沟通的重要平台，与深圳、东莞一起，以依附耦合模式嵌入到了GPN之中。
图3 2000—2019年香港主要产业产值占比变化

Fig.3 The proportion of the output value of major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from 2000 to 2019

2001年开始，中国加入WTO，加速了内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的进程，降低了内地在GPN中的市场差距。同时，珠三角积极探索产业升级，深圳、东莞逐渐不再过于依赖香港转移到珠三角的低技术产业。由图4也可看出，自2003年开始，珠三角主要城市的工业生产中，港澳台企业数量占比开始下降，深圳、东莞的港澳台企业数量占比从60%以上降至2019年的20%左右，广州、佛山从30%左右降至10%左右。在此过程中，香港在珠三角与GPN之间沟通中的重要程度不断下降，香港不仅在制造业上与GPN彻底解耦，也与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走向解耦。
图4 主要城市港澳台工业企业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局，1998—2019）。

Fig.4 The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 major cities

3）互惠耦合：金融业的发展

随着制造业的没落，香港的金融业逐渐成为香港的支柱性产业之一（2019年香港总产值中金融保险业占比最高，见图3），但相较于主导国际金融业的纽约而言，香港仍有一定差距。根据《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1，香港综合竞争力以741分排名第4，与以764分得分排名第一的纽约相差23分（第20名的日内瓦得分709分）；香港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第5；香港金融科技水平指数得分711分，排名位居第6，与首位的纽约得分731分相差20分（第20名的法兰克福得分为669）。并且，不同于纽约、伦敦的金融产业由大量本土金融机构构成，香港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金融机构（图5，161家持牌银行中，仅9家为香港本土企业实际拥有权益），其技术也更多地来源并受制于这些金融机构。但这也体现了香港更加贴近世界市场，市场差距较小。因此，香港的银行业更多的是以互惠耦合的方式嵌入到GPN之中。
图5 按实际权益拥有权所述地区列出的香港持牌银行数量（2020年）

数据来源：2020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年报（香港金融管理局，2020）。

Fig.5 Number of Licensed Banks in Hong Kong by actual interest ownership territory in 2020

2.2　澳门战略耦合模式与演变

澳门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生产空间较小，但仍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后解耦的过程。而在澳门土生土长的博彩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已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

1）两度依附耦合及解耦：制造业的波折发展

近代早期的澳门在香港的竞争下，转口贸易式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缓慢，难以及时掌握世界上更高的生产技术，形成了较大的技术差距，也无法充分了解并迎合世界的市场需求，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差距。因此，仅能依靠其原有的传统手工生产技术，加工食品、炮竹、火柴和神香等为主的传统产品，出口至南洋、伊朗、中国内地和香港等有特定产品需求的地区，以依附耦合模式嵌入到这些产品的GPN中。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1951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禁运政策包括了对澳门的禁运，货物进出口通路被阻断，使得澳门大量的传统手工业工厂为求生存只能向外转移到市场所在地，这直接导致澳门的传统手工制造业受到重创，澳门也因此与GPN出现短暂的解耦过程。
葡萄牙政府在1957年实施了本土对澳门产品进口免税的政策，大量国际资本为了以更低廉的成本进入葡萄牙市场而赴澳门投资，以纺织制衣业为代表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澳门迅速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澳门制造业多是针对葡萄牙市场，难以进入其他市场，与其他地区纺织制衣产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技术与市场差距。因此，澳门以依附耦合的方式重耦，嵌入到以纺织制衣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GPN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三来一补”政策以及内地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廉价的劳动力使澳门制造业不断向内地转移，制造业在澳门的经济结构中地位不断下降，最终使澳门在制造业上逐渐与GPN解耦。在改革开放初期，澳门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具有较为相近的地位，而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占比已跌破10%，第三产业成为澳门的主导产业（图6）。博彩业是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2019年澳门博彩及博彩中介业的产值占所有行业总产值的50.9%。
图6 1983—2019年澳门二、三产业经济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1983年数据来源于黄启臣等（1997），1991—2019年数据来源于澳门统计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zh-MO/）。

Fig.6 Changes in Macao's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1983 to 2019

2）吸收耦合：博彩业的高质量发展

澳门的博彩业在合法化后，从粗放式个体经营模式发展到专营及特许经营的模式，自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博彩产业。在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第16/2001号法律颁布，决定向世界开放博彩业的特许经营权，并且基于成熟的博彩市场，设立了经营限制（表1），体现了澳门在博彩业上较强的管理能力及议价能力；博彩业总体技术要求不高，各地的技术水平差异较低（郭小东 等，2009；冯邦彦，2010）。且澳门博彩业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模式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经营技术与管理水平：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019年华资赌场经营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1 989.45亿澳门元，美资达到1 717.67亿澳门元，外资无法主导澳门博彩业的经营；华资赌场经营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约为0.11，美资总资产利润率约为0.16，二者相差不大。上述证据表明，澳门与其他发展博彩业地区的技术差距极低甚至更优。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与香港的快艇交通的开通，使得外国赌客有了前往澳门消费的条件，促使澳门可以更加直接快速地了解世界市场博彩需求；2019年，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全州博彩业收入换算为澳门元为120亿，而澳门博彩业收入达到256亿澳门元，是前者的2倍有余。由此可见，澳门博彩业的市场差距极低甚至更优。因此，澳门在博彩业上以吸收式耦合嵌入到GPN中。
表1 《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第16/2001号法律法条摘录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excerpts from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operation of casino lucky gambling, law 16/2001

法条序号 规定内容
第十九条 常务董事必须是澳门永久居民，并且必须持有10%的股份
第二十二条 经营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利润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用于促进澳门的各项发展
第二十七条 博彩特别税在经营企业的毛收入中按35%收取，按月主动缴纳
第三十一条 强制每年必须在4月30日前在政府公报上披露公司财务资料
第三十三条 政府可以随时、不管有无通知对其进行查验监察

2.3　珠三角战略模式与演变

珠三角的全球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城市根据实际情况以及资源禀赋优势，选择适合的战略耦合模式，嵌入到了GPN中。除了深圳由于产业升级实现了耦合模式的显著改变外，大部分城市暂时维持着原来战略耦合模式，并在持续地发展，寻求产业的升级。

1）依附耦合到吸收耦合：深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深圳经历了从依附式耦合逐步升级为吸收耦合的过程。被确立为首批经济特区之后，拥有地理邻近优势的深圳成为香港转移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地，并由此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刘逸等，2020a）。此时的深圳只能依赖外资企业提供生产技术与订单，依赖香港以缩短市场差距，因此以依附式耦合的方式嵌入全球服装制造生产网络之中。20世纪80年代末，电子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生第二轮的国际转移，从东亚地区转入东南亚和中国内地。深圳抓住这个契机进入了电子加工制造业。尽管在这个阶段，深圳的服装制造业依然处于依附耦合的状态，但深圳因为电子制造业的起飞，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国内IT企业和创业者的到来。这些创业公司与创业者推动了深圳的产业升级，使深圳诞生了一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包括华为、中兴、联想、腾讯等。这些企业通过不断地自主技术创新、不断地走出国门，逐渐缩小与跨国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与市场差距，使深圳得以逐步走上吸收式耦合的道路（Liu, 2020）。

2）依附式耦合：东莞

紧靠在深圳之后的东莞依靠“三来一补”的政策，吸收了一批转移自香港与深圳的电子加工装配以及服装纺织业企业，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嵌入到了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信息首先汇集到深圳和广州、来自外资的技术信息也优先到达深圳，而东莞处于广州、深圳这两大城市中间，且其产业与深圳高度相似，因此只能获取少量市场与技术信息，而长期处于技术差距、市场差距均较大的状况下，以依附耦合模式嵌入到GPN中（刘逸 等，2020a），成为世界工厂。

3）互惠式耦合：广州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广州除了纺织服装产业外，更在汽车、化工等技术复杂型产业，通过互惠耦合的模式嵌入到GPN当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例进行说明。80年代末，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逐渐饱和，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市场方兴未艾，国家因而提出“三大三小两微”的轿车生产布局战略，支持外国汽车产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共享技术。广州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成为华南地区汽车产业生产的部署中心。广州背靠庞大的中国市场，且是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拥有与国内市场差距小优势，吸引了法国标致、日本本田、日本丰田、日本日产等汽车企业通过合资入驻，成为中国一大汽车产业中心。尽管广州在汽车生产技术上一片空白，但与广州合资办厂的跨国汽车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有利于技术差距的缩小，因此广州依靠互惠式耦合嵌入全球汽车生产网络。类似的发展模式也出现在广州的化工、快消产业领域，例如T&G、宝洁、强生等企业。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广州采取互惠耦合努力缩小技术差距，逐步成为创新高地、生产中心，向吸收耦合发展（详见Liu，2020；刘逸 等，2020a）。

4）互惠式耦合：佛山

佛山在广州以西，其区位相对于珠三角其他城市略有劣势。但佛山地区有着丰厚的工农产业基础，自清末时期已经出现了现代工业启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以桑基鱼塘等特色农作模式闻名于国内。在这种产业氛围的支撑下，改革开放后，佛山地区没有彻底走向“三来一补”的东莞模式，而是在吸收外资的同时，积极培育本土企业，面向国内市场进行产品研发创新的尝试，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动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互惠耦合的道路。顺德的家电产业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之初，顺德企业通过香港渠道获得了代工生产家电的产业机会，在代工的过程中，采取了“逆向工程”战略，同时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向国内市场销售同类型但自有品牌的家电产品，从简单的电风扇，逐步升级到空调、冰箱等复杂家电产品。这种一边为外资企业提供加工生产及营销推广服务、一边利用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在国内创立自己品牌的模式被誉为“顺德模式”（刘逸 等，2019），造就了一批如美的、格兰仕、科龙等著名的家电民族品牌。

2.4　战略耦合差异影响下的区域协同

通过对珠三角主要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发现，珠三角、香港、澳门三地与GPN经历了显著不同的战略耦合模式，由此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本地生产系统和产业技术结构。澳门从制造业演变为博彩酒店服务业，受全球旅游市场的波动所影响；香港从制造业走向了贸易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周期共命运；而珠三角则成为多种类制造业的全球生产基地（图7）。从图7可以看出：
图7 粤港澳三地战略耦合模式与演变

Fig.7 The strategic coupling mode and evolu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1）在改革开放前，珠三角与GPN的联系极少。而香港与澳门虽然均是依附式耦合模式，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本质上处于不同的GPN中，这从香港针对的是欧美市场，而澳门针对的是葡萄牙市场，且发生战略耦合的重要时间节点均不相同等这些要素上便可看出。此时，三地处于不同的GPN中，各个产业中的联系极弱，因此三地几乎不存在协同发展的联系。
2）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深圳、东莞需要借助港澳实现经济全球化，而港澳需要转移难以继续发展的产能，因此，深圳、东莞承接了港澳的产业，并借此嵌入到GPN之中，共同实现了在不同产业上的依附耦合。与此同时，如广州、佛山等城市，也通过与一般外资进行互惠耦合，嵌入到各自的GPN中。此时，深圳、东莞和香港、澳门联系较为紧密，形成了一定的分工生产的局面，粤港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协同发展。
3）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之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珠三角对港澳的依赖程度降低。与此同时，香港走上了金融业互惠耦合的道路，澳门走上了博彩业吸收耦合的道路，二者均在制造业上与珠三角以及GPN彻底解耦，三地在全球化的进程上分道扬镳。此时，原先形成的分工生产的局面逐渐瓦解，各个城市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开始凸显。
为了进一步证实大湾区区域协同的难点，以珠三角9市及香港、澳门城市的各类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差计算并标准化，直观显示1994—2019年各个城市的指标表现在历史上的相对分异程度（分异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在这一指标上各地分异程度越高）。从图8可以看出，珠三角9市与港澳之间在生产及出口这2个指标上的分异趋势较为一致，且均在港澳回归之后呈现不断分异的趋势，而GDP、零售以及FDI这3个指标在2008年前后出现加速分异的态势。
图8 大湾区1994年后分异指数

数据来源：各市及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

Fig.8 Divergence index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fter 1994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GPN理论框架以及战略耦合概念，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香港、澳门的经济全球化历史，探究了粤港澳大湾区中珠三角、香港、澳门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差异，进一步认识三地的协同发展重难点。
本研究有3个主要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其中，深圳从依附耦合走向吸收耦合，但东莞仍处于依附式耦合的发展阶段中，广佛地区则以互惠式耦合为主。3）在上述两方面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本文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首先，基于GPN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概念，深入探究了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过程，在为关系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中国案例的同时，也丰富了关系经济地理的长期动态演变研究，回应了Yeung等提出要加深GPN研究动态性的呼吁（Yeung， 2015a； Yeung et al.， 2015b）。其次，从GPN出发，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生产关系，为大湾区的协同研究乃至区域协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分析大湾区内部不同城市战略耦合差异，对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难点有一定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更多针对的是大湾区城市产业尺度的战略耦合模式及产业的发展协同，未来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大湾区各种产业内部不同企业在区域战略耦合模式下如何与GPN产生互动关系，或者利用GPN视角针对大湾区这一后发区域自身的发展进行探讨（Liu, 2017; Yeung, 2021），更加深入地从微观与宏观尺度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另外，建议三地协同政策的制定应切实考虑当下三地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切实考虑珠三角不同区域的全球化方式及结果，充分利用较为成熟的香港金融业以及澳门旅游业，充分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使三地经济发展形成合力。

1 由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2021年联合编制。

纪捷韩：撰写全文初稿，重点完成实证分析部分；

刘 逸：完成理论构建，文献综述和部分实证分析，修改稿撰写完善；

梅慕容、朱晓玲：数据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修改稿撰写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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