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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3 >Issue 5: 783 - 794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647

Tacit Knowledge on Maps: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Wailuo on the Zhongguo gu hang hai tu in the Beinecke Library

  • Yannan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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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2-16

  Revised date: 2023-03-03

  Online published: 202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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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The Beinecke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 owns an ancient Chinese sea atlas, Zhongguo gu hang hai tu, which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interest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n 2018, Wing-Sheung Cheng published his research monograph focusing on this atlas. However, his identification of certain geographical features is problematic; in particular, the Wailuo (外罗), depic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ges of the Zhongguo gu hang hai tu, is identified as either Robert Island or Money Island in the Paracel Islands. Based on comparison with other sources, which invariably place the Wailuo near the coast of modern Vietnam (Cù Lao Ré), it is concluded that Cheng misread the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tlas. In order to better elucidate the causes of this misread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cept of "tacit knowledge," coined by the philosopher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 into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Tacit knowledge as a notion has developed different meanings since Polanyi, and is construed as the opposite of explicit knowledge. Matthew H. Edney has champione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pping process rather than simply the mapping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t is argued that the mapping process of ancient nautical charts involved tacit knowledge, which was not fully inscribed into or depicted on the charts. Acknowledging and revitalizing such tacit knowledg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Because modern and scientific cartography has transcended and obfuscated the mapping process of ancient sea charts, tacit knowledge is sometimes ignored or misinterpreted, which eventually results in ancient maps and charts becoming seemingly unintelligible. Therefore, the underlying cause for Cheng's misreading of the Wailuo can be attributed to his over-reliance on the explicit knowledge drawn on the pages of the atlas, and ignorance of the rich tacit knowledge that wa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of Chinese seafarers, until it was overtaken by modern sea charts. This case study also echoes recent debates regarding the progress and setback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ic studies in China. It shows tha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s capable of facilitating the improvement and long-term viability of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orld.

Cite this article

Yannan Ding . Tacit Knowledge on Maps: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Wailuo on the Zhongguo gu hang hai tu in the Beinecke Library[J]. Tropical Geography, 2023 , 43(5) : 783 -794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647

中文世界的古地图整理和地图学史研究在近年取得长足进展。汪前进（2021）指出：“地图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在中国呈爆炸式增长，地图史学俨然成为‘显学’。”这一时期，地图文献获取较以往要便利得多，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人文方法则为利用古地图资源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思路，各类成果层出不穷。潘晟（2018）写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地图史仍然被认为是每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从事的领域，而在2000年之后，学者感叹研究文献增长太快，‘任何个人都难以消化’。”不过，繁荣中亦有缺憾和隐忧，“总体而言，中国地图史学研究仍较滞后，不少研究仍停留在文献学层面。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陈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就图谈图。”汪前进（2021）呼吁加强和提高地图学史研究专业素养，并将理论素养置于首位。同样，成一农（2019a） 34也认为：“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及地图学史的研究过于注重实证，而缺乏对理论方法的探讨”，他号召“将对理论、方法讨论提上日程，且组织研究力量进行讨论。”
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军学者纷纷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以考订、复原和分析为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也日益明显。回望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编史学和方法论，成一农（2014）指出科学主义视角曾主导了中国地图学史。究其原因，中国地图学史诞生于近代国家和民族危机时刻，开创者们“以线性史观（进步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从而构建出一部不断朝向‘科学’前进的（线性）发展史”（成一农，2016）9。从中国历史里搜罗通向西方近代科学的蛛丝马迹，用以提振民族自信心，这样的做法其实不仅限于地图学史或地理学史。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这是历史研究在19世纪走向学科化过程中的产物。安可斯密特（2011）155指出：“19世纪学科建制下的历史学……第一次为历史著述提供了一个成功将历史写作与其他学科分割开来的研究对象。这样，这时有了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在 1，它作为客观给定物（objective given），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在这一‘客观’或不如说是具有主体间性的实在方面是可公度的，据此，所有历史阐释均可以被有意义地比较、批评和判断。”在西来的进步史观和自身民族危机的双重影响下，“王庸先生以西方近代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成一农，2016）10。这一视角塑造了近百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的主体叙事，也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方法论。
不过，凭借对“制图六体”、《广舆图》等个案研究，成一农（2016， 2019b；2019c）雄辩地展示了地图学史中经典的生产可以独立于地图自身的品质或时代；认为以往那种“追求绘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发展的主流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基于这种基础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远远偏离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实际情况。”（成一农，2016）328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准确’‘科学’，而是为了‘使用’。”（成一农，2016）28回归和强调地图的实用性质，同时也是把地图从理想化的地图学（cartography）中解脱出来（Edney, 2019）。
从哲学认识论看来，使用中的地图不再是一个客体对象，而因其被人使用而产生具身性。换言之，使用方式是构成地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可以无损地予以剥离的“噪音”。以往的地图学史研究很少关注到地图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它是何时、何地、被何人、以何种方法使用的。这些看似疏离的问题，却是构成地图完整本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脱离这些因素谈地图——特别是古地图——就是将地图从一个有机状态中割裂出来，由此导致或多或少的误读则是可以预见的。
美国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收藏了一套《中国古航海图》 2。自1974年李弘祺重新“发现”它以来，整理和研究工作在过去十余年中掀起热潮（丁一，2011；钱江 等，2013；刘义杰，2014；朱鉴秋，2014；郑永常，2016，2018） 3。其中，郑永常同李弘祺就赤坎和大昆仑的定位，同刘义杰就赤坎和岸州大山的位置、航路分段、海区划分，同钱江和陈佳荣就航路走向、航路分段、海图所属船只的母港等问题，均持有不同意见（郑永常，2016）。
本文限于篇幅和主旨，重点讨论一处岛屿的定位问题。具体而言，郑永常（2018）在其专著《明清东亚舟师秘本：耶鲁航海图研究》中，将在《中国古航海图》里几幅分图上反复出现的“外罗”定位于中国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或金银岛），并据此在书中的《从赤坎至金门来回航道路线示意图》上重建了一条途经西沙的南海贸易航线。他将西沙群岛作为跨南海贸易航线上的一个节点，航线因而呈折线状（郑永常，2018）151。笔者认为这是对古地图的严重误读，将在下文提出商榷意见。
考证之余，本文探究误读古地图的深层原因，为此引入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提出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概念 4。对波兰尼来说，“地域-地图之例的默会知识不仅包含亲知，还包含了理解力这样的能力之知，再加上地图所代表的明述知识，地域-地图之例事实上展示了亲知和能力之知相互交织、默会知识和明述知识相互交织这样一幅极为复杂的知识图景”（郁振华，2012）163。地图学史研究者必须认知到默会知识的存在，以便全面和深入地把握古地图、解读古地图。

1 默会知识、地图、地图学史理论

1.1　波兰尼与默会知识

迈克尔·波兰尼是犹太人，生于匈牙利，后入籍英国，是一位由化学家转变而来的哲学家 5。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包括“我们的认知所包含的远比我们能够言传的要多得多”（迈克尔·波兰尼，2017a）1096。这是他在阐述默会知识的过程中提到的一句话。何为默会知识？它“是我们知道但通常不加言述或者不能充分言述的知识”（郁振华，2018）31。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知识虽然广泛使用语言文字、图示符号等方式来表征，但仍然有很显著的一部分是以非语言、非表征的方式存在的。他把前者称为“明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而把后者称为默会知识。以学骑自行车为例，人需要自己感知和掌握自行车的运行，这个过程不是他人通过诸如“就这么骑”这样的命题性知识就能完全指导的。默会知识跟明述知识同时存在，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波兰尼之后的学者进一步将默会知识分为强默会知识和弱默会知识。前者是指那些原则上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后者是指那些虽然未被言说，但非原则上不能充分言说的知识（郁振华，2018）31。强的默会知识包含诸如亲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能力之知（knowing how）等 7。会骑自行车就是能力之知的一种。至于亲知，郁振华（2018） 37写道，“在与世交接的过程中，我们直接与对象打交道，熟悉对象，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关于对象的具身性的、非表征认知，就是亲知。”而在知识传递过程中出于某种考量，例如，手工艺的师徒传承，科研创新的首发价值等，虽然可以但实际上不会完全公开或彻底说明的，则是弱默会知识的例子。
不过，波兰尼“不是要把知识问题神秘化”，“默会知识或不可言喻的知识，只是不能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达，而不是绝对地不可言说”（郁振华，2012）50。如前所述，亲知类似熟能生巧，而能力之知也即技能性知识。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强调经验和场域，但二者都需要人的身体参与，这就是波兰尼“通过寓居而认识”（knowing by indwelling）的命题（郁振华，2002；2007）。知识的传递因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基本上只要诉诸语言文字即可实现知识的传授，而默会知识的传授则特别强调第一手的经验、实例以及师长的指导作用”（郁振华，2012）21。作为认知的主体，人“不是抽象的我思，而是具身的、处于历史文化脉络之中的人”（郁振华，2018）39。

1.2　默会知识视角下的地图

在提出认识论中的默会因素时，波兰尼使用了一个地图的例子，地图的优势“既在于它所传达的信息，更在于在地图上勾画一条路径要比凭空计划容易得多。不过仅凭地图旅行也带来了一个新风险，即地图可能会被误读。而这就是批判性反思介入之处”（Polanyi, 1959）15。波兰尼以此来阐述他称之为“默会性能”（tacit performance）的运作。他进一步说明，“地图，图表，书籍，公式等，提供了从常看常新的视角重组我们的知识的良机。而通常来说，这种重组本身即是一个默会性能”（Polanyi, 1959）24。
对此，郁振华解读道，地图作为明述知识是“一种表征性知识”。其中的默会知识成分在于，“在对某地域实地的感知和探索中，理解力及其运用是与知觉性亲知相互交织的，或者说，理解力是体现在对外物的感知活动中的”（郁振华，2012）147。地图的使用者已经或者被期待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准备，而这些并不会在地图上一一标明，否则地图将会繁冗无度直至制图技术上不可行的程度。不过，波兰尼和郁振华都是哲学学者，他们没有展开讨论地图的默会知识。

1.3　地图学史的危机与转型

中文地图学史研究在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在提出新的、有深度的问题方面后劲不足。或许是出于这种真实的危机感，学者们期望理论创新能够引领中文地图学史走向新的境地。回顾西方地图学史，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危机。1970—1980年代的一系列技术、学科和社会思想上的巨变，特别是地理学和地图学受到计算机技术的支持（或者说冲击），原有的地图学史在当代的从业者看来已经无关紧要（Edney, 2014）87-88。古旧地图的制作技艺落后到几近原始，图上所反映的地理信息早已过时，它们不能立即给当代地图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那么，地图学史的价值何在？
这场深刻的危机导致西方地图学史学者走向批判路径。此前的地图学史可以笼统地归入“实证式的”研究。 8此后，地图学史“理论转向”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煌煌巨著《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1987—）的创始主编之一，约翰·布莱恩·哈利（J. B. Harley, 1932—1991），多次阐述地图的“文本”（text）性质，而不应不假思索地预设它是客观的。《地图学史》当前的主编马修·埃德尼（Matthew H. Edney, 1962—）提出地图学史应研究“成图过程”（mapping process）， 9过程比活动（practice）更恰当，因为它涵盖了包括活动、资料和机制在内的一整个组合（Edney, 2014）94。
虽然《地图学史》项目在口径上努力做到世界性，但仍是以西方的地图学传统为主体。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地图学传统来说，成图过程除了语言和图像的刻画，可能还会包含表演和口头表述（Edney, 201494-95; 201941）。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当前的地图学史不再把地图视作对地理世界的静态、被动、客观的表征。正是在这一点上，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概念契合对地图和地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本身的讨论，也就是埃德尼所称的成图过程。地图含有默会知识，地图学史需要研究古地图的默会知识。

2 再议《中国古航海图》上的外罗

2.1　对外罗的一般定位

耶鲁《中国古航海图》中仅在珠江口及以南的区域，就多次出现了同一幅图上反复描绘同一地物、标注同一地名的情况，例如：第4v页上的羊角屿，第8v页上的尖笔罗，第12r、12v页上的铜鼓，第13r页上的七州，第14r、14v页上的弓鞋等 10。篇幅有限，本文无法逐一分析这些案例。值得注意的是，第6r、6v、7r、7v、8r等5幅图上，均标注有名为“外罗”的岛屿（图1）。
图1 《中国古航海图》（第6r图）

Fig.1 Zhongguo gu hang hai tu (no. 6r)

在对同一套地图的解读中，钱江等（2013） 7的释文为“外罗（越南中部海岸外的Re岛）”，朱鉴秋（2014） 55也明确指出“外罗即今李山岛（Dao Ly Son）”。刘义杰（2020a） 33结合对《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清楚无误地指出“外罗山为今越南中部外海之惹岛（李山岛）。此岛是南海海道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此外，夏代云（2016） 152、李彩霞（2019） 69等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总之，位于今越南中部沿海的这两个小岛虽然有古今不同、来源各异的几个名称，但指向清晰，学者们的定位是一致的。 11

2.2　郑永常对外罗的定位

但是，郑永常（2018） 41在其专著《明清东亚舟师秘本：耶鲁航海图研究》中，将外罗释为“西沙群岛之一”。令人费解的是，他对外罗的定位并不唯一。兹列举如下：
第一种情况：定位在甘泉岛：
1. 【外罗】
西沙群岛西端之甘泉岛（16°26' N，111°32'E）。
向达《顺风相送》：“外罗山：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郑永常，2018）70
2. 【外罗】
在西沙群岛西端之甘泉岛（16°26'N，111°32'E）。
向达（1982） 33《顺风相送》：“外罗山：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郑和航海图》有图（十一）。
【椰子塘】
又名“外罗子”，在外罗北面，西沙群岛西端之甘泉岛附近的岛礁（16°34'N，111°39'E）。（郑永常，2018）75
第二种情况：定位在金银岛：
1. 【外罗】
西沙群岛西端之金银岛（16°12' N，111°36' E）。
【椰子塘】
又称外罗子，在外罗附近（16°34' N，111°39' E）。（郑永常，2018）143
2. 【外罗】
西沙群岛西端之金银岛（16°26'N，111°32'E）。（郑永常，2018）145

2.3　郑永常外罗定位所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位是错误的。首先，就地形而言，甘泉岛和金银岛是位于我国西沙群岛西南部的微型岛屿，两座小岛均为地势平坦、呈椭圆形的珊瑚岛，与《中国古航海图》上外罗高低起伏、棱角鲜明的地形特征不符。
其次，郑著里岛屿定位和相对位置颇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前所述，学者们一般认为李山岛就是外罗。但是，在郑著中，李仙岛（即李山岛）和伯拜岛先是分别被定位为羊角屿、竹竿屿（郑永常，2018）68，后又在插图中将李仙岛或伯拜岛标记为草屿（郑永常，2018）147。即使不考虑这种前后抵牾，郑永常对外罗定位的推理过程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忽略了《中国古航海图》上文字注记中清晰无误的方向指示。
一方面，郑永常（2018） 70写道，“校柸屿在广南大压海口，从这里至外罗要八更海程，外罗应在在西沙群岛西边北上。” 12另一方面，郑著第69页抄录“原图10”上的文字，“校柸……在此处一更开，用单子及子癸七更，取外罗。” 13后者抄录《中国古航海图》上的这句话把自校柸至外罗的方位和距离（以航行时间计算）交待得清清楚楚。 14然而，郑永常既将校柸定位在大压海口（今越南广南省成山县），又将外罗定位于西沙群岛。已知中国西沙群岛与越南广南省纬度相近，二者之间完全不符合“单子及子癸”的方位。
同时，郑永常也低估了越南海岸同西沙群岛之间的距离。七更不足一昼夜，要中国古代商船从今越南中部海岸的位置自主航行到西沙群岛，这是做不到的。这样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经验丰富的南海舟师身上。
再次，郑永常对外罗的定位以及对常规南海航线的勾画，与古地图里的描绘不一致。 15他写道，“John Selden Map的外罗很接近广义，即今之李仙岛（Dao Ly Son）和伯拜岛（Bo Bai），这里应是羊屿。可见John Selden Map标示外罗位置有误。外罗应是西沙群岛东边出水面的小岛”（郑永常，2018）70-71。此图即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16。它所反应的地理知识的生产年代远早于耶鲁藏《中国古航海图》。在前者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在今越南沿海地带分辨出广南和新州的地名，外罗则是位于上述两个地区以东的近海，并且位于尖笔罗以南（图2）。它与远海中的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之间隔着浩淼的洋面，二者互不包含，不存在认知模糊的余地。郑永常依据后出的《中国古航海图》，断言先出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上对外罗的标示有错误，显然过于草率且缺乏依据。
图2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局部

Fig. 2 Detail of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在另一份也描绘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清代地图《宇内形势图》上，清楚地显示南海航线靠近今越南海岸而远离万里长沙（周翔鹤，2014）58。航线不仅在后者上没有节点，也毫无折向后者的倾向。可见，无论海图出自明清，或海图上是否标注外罗，对于南海贸易航线走向的表现是大体上一致的。存留至今的明清海图中，绘有南海航线的还包括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约1717年），也是清楚明确地自海南岛东南延伸至今越南海岸再南下（李孝聪，2019）116。

2.4　外罗和西沙群岛

不过，对于活跃的南海渔民来说，在今越南海岸同中国西沙群岛之间航行并非不可能。夏代云（2016） 257-259整理的海南渔民吴淑茂祖传《更路簿》，其中有“24. 外罗与半路甲卯对十二更；25. 外罗与大圈甲庚兼一线申对十五更收；26. 外罗与尾屿甲寅对十五更”。 17这里的“半路”“大圈”“尾屿”分别是指西沙群岛西南部的中建岛、华光礁、金银岛。此外，苏德柳、苏承芬记录了从干豆（今西沙群岛的北礁）前往外罗的更路，李茂魁《东海更路》记录的则是从中建岛和华光礁驶向外罗（刘义杰，2020b）62-64。
但是，在肯定这些更路航线的同时，也不应高估其重要性。考虑到《中国古航海图》是在一条载重达“400至500吨的中国商船”上寻获的（钱江 等，2013）4，这样的商船同海南渔民所驾驶的通常在20~40吨之间、罕有超过50吨的“大船”之间的区别不言而喻（夏代云，2016）22。
《顺风相送》中提到外罗山，“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向达，1982）33。《指南正法》则说，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向达，1982）117。在近代航海地图和导航仪器出现之前，航位推算（Dead Reckoning）是在世界各地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海上定位方法（Bennett, 2017）。19世纪之前，西沙群岛一直是令往来南海的各国航海者们视为畏途的“石栏”或“石塘”，避之唯恐不及。郑永常所想象的中国商船冒着巨大风险，主动选择一条折向并经过西沙群岛的航线，这是违反航海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常识的。

3 《中国古航海图》的绘法与解读

3.1　山形水势图的绘制

刘义杰（2014） 31认为《中国古航海图》是传统的山形水势图，它“为我们揭开了‘舟子秘本’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对山形水势图有了确切的认知”。诚然，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周边海洋里的船长、火长们实际使用山形水势航海图时的情景，但通过研究流传下来的航海图和航海指南，以及对富于经验的本土渔民、船夫的采访，仍有可能部分理解古代民间航海的技术和方法，增加对中国古代山形水势航海图成图过程的了解。
通过对《筹海图编》及郑若曾系列地图的研究，孙靖国（2019a） 189指出，“古人对岛屿的认识，多在水面行经眺望，只能平行观测其侧面形态，而非在上方俯视，故多对其耸出水面的形态印象最为深刻，尤其是在航行中将其作为航标，如……耶鲁大学所藏《航海图》，亦均将岛屿或海岸上的地物绘作平视侧面形态。”孙靖国提出的“舟师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想象古航海图的绘制和使用方法。不同于今人，古代航海者无法获得真实的俯视视角，那么采取平视视角、概要绘制海岸轮廓和岛礁布局是最合理的方法 18。孙靖国（2019b） 65还比较了章巽《古航海图》，指出它与耶鲁大学所藏《航海图》的“视角均为平视岛礁的侧面，所以将岛礁绘作山形，这是因为航行时只能看到岛屿的侧面。”
刘义杰（2015） 107-108更清晰地描述了山形水势图的绘法，他写道：“航海中，由于海船所处的位置不同，人们看到的‘山形’会产生变化。因此，山形水势图中的一些岸山、岛礁，尤其是处于重要航段具有航标价值的岸山和岛礁，有不同方位下的‘山形’。”他以珠江口外万山群岛中弓鞋山（今称鞋洲）举例，“从不同的方位了（瞭）望弓鞋山，它的形状都各不相同。该图给航海家提供了各种参照图形，可以提高船舶定位的精度。”山形水势图的生命力在于其被使用。它的地图表现既有指导航行安全的严肃性，也受到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常有因地制宜、灵活处理的情况。例如，刘义杰（2014） 27推测《中国古航海图》“出自文化素养不高的火长手笔……绘制者没有较高的文字能力，也缺乏艺术修养。”

3.2　山形水势图上蕴含默会知识

夏代云（2016） 1整理和研究了三份具有代表性的更路簿，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航海活动的复杂性。她写道，“海南渔民……根据祖辈的航海经验和自己的航海经历……逐字逐句地解释更路条文的涵义，更和路的计算方法，航海图的使用方法……对其祖辈和自己的航海经历和经验更是知无不言。这种知识是现有书本上没有的。”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转述，海南渔民的航海实践中既包含了更路簿、航海图上的明述知识，也包含大量书本上没有的默会知识。历数代人积累起来的那些航海经验和对南海海况的了解，但它们不一定会被写下来或者画下来。
这里涉及到对中国古代航海图乃至整个中国地图学史的认知问题。成一农（2014） 25主张在中国地图学史里超越科学或非科学的二元论，放下“试图证实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不落后于西方”的包袱，将对“中国传统舆图的评价……放置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上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成规模刊印和销售实用航海指南的传统。除个别案例之外，有编纂能力的文人和士绅阶层，同真正的航海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
但是，《中国古航海图》有效性的关键不在于它明述知识是否符合基本上是从西方发展出来现代的、科学的制图规范，而在于它能否在当时、当地，被使用它的人所充分掌握。对于海图的实际使用者——比如中国舟师——来说，他们的航海技能（know-how）以默会知识形式而存在的可能性，要比明述知识大得多。所谓“舟子秘本”的“秘”，除了不轻易示人之外，应该也有非亲历亲为而不可知的涵义在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航海图》只是包含它自身在内的复杂文本中比较基础的一层。

3.3　地图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陷阱

近代以来西方发展出的感知分类中，“口头-听觉”（oral-aural）的维度长期被视觉维度压制，甚至于被忽略（Jardine, 2011）。这一点在地图身上尤为显著。地图强烈的视觉特征，使人容易忽略其实际的存在状态：绘图者和用图者在透过图面的明述知识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共享着的大量默会知识。这些默会知识或是口耳相传，或是不言自明，或是因为其他情况没有也无需以额外的图文形式记载下来的知识。而当古地图变成研究对象，后世的研究者如果缺乏对这些隐性知识或者说默会知识的认知和敏感，仅仅依靠对明述知识的分析，甚至轻率地运用现代的技术和观念来解读古地图，就容易产生逻辑上和事实上的乖谬。
现代技术手段为地图学史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也有助于解决一些以往未加留意或无力处理的问题（徐胜一 等，2008；林宏，2021；韩昭庆 等，2021）。孙靖国（2019a）运用谷歌地图展示相似性：一方是当代的卫星图片，一方是明代的《筹海图编》，后者采用“垂直视角的平面轮廓”的表现方法，同卫星图片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据此，他指出《筹海图编》准确地表现出了厦门周边岛屿面积的差别，它的地图表现方法尽管是前现代的，但却是相当精确而有效的。类似地，刘义杰（2015） 107在比较了《中国古航海图》（他称之为“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上的“南澳气”同当代卫星地图上的东沙岛之后，指出“耶鲁图中南澳气的图形基本与东沙岛的卫星图一致，甚至其中的潟湖都被绘制得非常清晰准确，中间的航道至今犹然。”
不过，运用这种古今对照的方法必须审慎注意其适用条件，不可盲目相信现代地图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至于滥用。理论上，对于任何一幅现代地图，掌握其技术参数后就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图块重新“镶嵌”到一个连续的地图序列中。“谷歌地球”的图面既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但这在《中国古航海图》上是适用的吗？
在氏著〈《耶鲁航海图》的释说方法〉一节中，郑永常反复提到利用“Google Map”和“GPS”等辅助工具，强调其定位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笔者还利用Google Map，搜寻东亚沿海各处地貌及放大沿海岛屿之形态，来判断海图呈现的地名古今一致的形势。”（郑永常，2018）50
“过去历史地理名词的认识，靠的是推敲地望及以音近为研究方法，地理位置并不准确，用词也较为含混。现在可根据各国地图及GPS定位系统来校正，因此各地望及港口的合理性增强。”（郑永常，2018）50-51
稍加审读，可见他对于地理定位系统的理解和运用是有所偏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值得怀疑的 19。不过，相对于就具体结论提出批评，本文的重点更在于澄清可能导致郑永常误读地图的诱因。

3.4　《中国古航海图》上外罗的绘制原则

毫无疑问，《中国古航海图》不是地理和水文测绘的产物，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运用现代地图学的方法去解读。它反映的是位于船舶上的舟师的平视视角，对于“山形”（航线沿岸的地标性山脉和山峰，实际所指的经常是岛屿）的表现具有多角度、跨尺度的特点：对同一地物从多个角度反复描绘，区分轻重缓急，在尺度上灵活跳跃，对地图绘制者和使用者来说不重要的地物就直接省略。“山形随着船位的变化而不同，所以，图册中就有不少同一山脉或岛礁在不同方位时看到的不同的山形”（刘义杰，2014）22。运用多个视角对同一地物予以反复表现，是在近代地图学发展出系统性的地形表现方法之前的简便办法。这也是充分利用图册画面的一种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做法。
解读《中国古航海图》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山形水势航海图是基于离散的分析视角制图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笔者以尼德兰画派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的《男子头像的四个角度习作》为例（图3）。他的这副习作是为了绘制其他更大尺寸的作品，例如《三博士朝圣》而做的准备。鲁本斯选取4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一个黑人或摩尔人。此后，在绘制《三博士朝圣》或其他出现黑人角色的画作时，他便可灵活地从习作中选用已经成型的头像，而不必现找一个模特。尽管从《男子头像的四个角度习作》的图面上看到的是4个独立的头像，但实际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对于鲁本斯同时代的人，或者后世的美术史家来说，这个技法都不陌生。
图3 保罗·鲁本斯，《男子头像的四个角度习作》（约1614—1616年）

Fig.3 Peter Paul Rubens, Four Studies of a Head of a Moor (c.1614—1616)

类似地，《中国古航海图》（第6r图）上出现的多个外罗，看似令人困惑，实则并不难懂。它们之间应该被解读为互补的分析关系，而不是并立的拓扑关系。换句话说，任意两个外罗之间的空白，不是对应于空间上的欧式距离，或是地理上的浩瀚洋面。欧式距离并不普遍适用于非西方的古代地图（Jacob，1996）195。再如《中国古航海图》（第7v图），不能因为外罗被和“长沙尾”、“石塘头”绘制在一张图上，就认为它是“万里长沙”的一部分，进而推导出外罗位于中国西沙群岛。 20
图上重复绘出多个外罗的做法，只是便于同步展示平视外罗的几个不同的视角。而将这些不同的视角组合起来以获得一个对外罗的整体印象和立体形象的过程，则是在《中国古航海图》使用者的头脑里完成的。正如波兰尼（2000b）103所言，“关于一个聚合体的具有启发性的各个方面的图表和演示，只能给人们提供理解它的线索，但理解本身却必须通过艰难的个人领悟行为才能获得。”
山形水势图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它虽然直观，但是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不过，如果据此批评中国古代制图水平低下却是不恰当的。西方在近代早期也曾在海图中使用类似的方法绘制海岸地形。伦敦文物学会收藏了一套17世纪中期西班牙文的航海指南（Derrotero） 21。其中，对于航线沿岸地形的表现颇类山形水势图。而这已经是近代海图的前身——波图兰海图——诞生数百年之后的事情了。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行政和商业机构的发达，18世纪以后西方海图逐渐走向了近代化，能够以更高的精度、在更大的图幅上连续表现海岸线、岛屿轮廓、经纬度等地理信息，实现了对分幅地图中离散的分析视角的超越，从而革新了海图绘制事业。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近代地图上的明述知识越是明确和逼真，相应地对于默会知识的需求和依赖就越少。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近代和现代海图的使用者罕有不曾受过正规教育或长期训练的，这一点古代渔民或舟师无可比拟。以往以默会的形态而存在的知识，被以明述的方式教授和习得。这个过程部分地独立于地图学的发展，也往往被遮蔽或是忽略。在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对现代地图学习以为常，也容易对古代地图的默会知识缺乏敏感性。

4 结语：地图学史理论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进入繁荣期，一些学者寻求理论的助力来持续推进和提升研究水平。西方地图学史研究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理论意识觉醒的阶段。国际地图学史研究杂志Imago Mundi（意为“世界图像”）曾于1996年发表过一组地图学史理论的论文（Edney, 1996; Jacob, 1996; Smith, 1996） 22。本文为这个历久弥新的讨论加入新的知识论的角度，将波兰尼认识论里的默会知识概念引入地图学史研究之中。地图既表征了明述知识，也蕴含了默会知识。继而，以对山形水势航海图《中国古航海图》的个案研究响应了埃德尼对地图学史研究在未来开展更多的“对各个社会内部和之间发展出来的不同地图学类型和过程的复杂评估”的期许（Edney, 20149823另见：Smith, 1996200）。
《中国古航海图》清晰的保存历史说明它确系古代中国人在航海实践中使用的地图。它不仅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发展出来的测绘地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海防图、航海图等绘制于同一图面或长卷上的地图。《中国古航海图》所包含的视角是复数的，每一幅地图所采取视角都需要具体分析。
本文证明，郑永常对《中国古航海图》上外罗的定位不具有地理的和逻辑的基础，亦有违古代航海实践的安全和经济准则。他的方法论受到现代地图学的影响，将不适用现代地图学规范的《中国古航海图》做现代式的解读，甚至虚构了一条经由西沙群岛的南海常规航线。但透过表象，其深层次的诱因在于他依赖的是明述知识，却忽视了山形水势航海图成图过程中丰富的默会知识。值得注意的是，郑永常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学者对其他古地图的解读中也完全有可能遇到，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认知到这一点，对于解读类似的古代地图极为关键。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次审视地图学史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贝尼克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航海图》被精心地装订为一册，在分幅地图之前，有一页据信为图书馆某编目人员所撰写的简介，其中提到：
“自从1840年至1843年的那场战争之后，通过与英国人的交往，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英国人所绘制航海图之精良。所以，现在许多中国的船长都在想方设法地搜寻英国人的海图。于是，类似本航海图册这样的由中国民间人士绘制的海图渐渐地为人们所遗弃，或许不久之后就会成为珍奇异品。”（钱江 等，2013）424
据此推断，这套海图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入藏耶鲁大学，距今已近两个世纪。由今观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段话的预见力。事情的发展确如其所说，在经过现代地图学及其空间观念的洗礼之后，今人对古代地图的世界非常陌生。古旧地图上的明述知识——例如地名——尚且依赖考订，更不用说那些依存于亲知和能力之知的绘制和使用地图的默会知识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航海图》确实已经变为“珍奇异品”：不仅是因为不再制作而存世稀少，而且也因为它的知识模式已经快被遗忘。
只有当我们充分意识到地理学和地图学在走向近代、走向科学的过程中，许多曾经是综合航海技能一部分的知识是如何被丢弃或超越的，才能更好地理解航海史，才能对地图的近代转型过程去神秘化。“由客观的地理地貌转化为地图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转化，第一次是人对地理地貌的（主观）认识，第二次则是将（主观）认识经过选择、加工绘制成地图，不仅如此，经过两次（主观）转化形成的地图构建了一种新的地理知识，从而反过来也影响了人们脑海中对地理地貌的（主观）认识，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构建的过程”（成一农，2016）334。这样一个辩证的认知过程，必将因默会知识维度的加入而更加丰富，更贴近历史真相。
过去，因为地图和地理信息的实体资源——各式各样的地图、地球仪、地理仪器等——的稀少和开放性不足，中文世界里的地图学史研究者人数很少。直到最近，理论上的危机感才变得无法忽视。西方古旧地图的整理、研究以及交易市场相对成熟，地图学史的危机也显现得更早。实际上，今日中国地图学史学者之所以能够较为便利地通过互联网获取古旧地图资源，至少要部分地感谢西方地图学史危机后不少收藏机构和收藏家推动的古地图数字化和开放获取。
然而，随着古旧地图数字资源进一步普及，学者们很快将不再享有资源“门槛”的保护。设若如此，当前的地图学史热潮恐将转瞬即逝，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群体的专业性都无法持久地建立在对研究资料的（重复）发现和占有上。地图学史研究也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古地图上的地理信息——它们可能早已更新迭代。尽管如此，理论助力下的地图学史依然富有教益。比如说，它超越了简单的科学和非科学的二元叙事；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是如何认识和描绘海洋的，并凭借在今人看来极为简陋的海图去劈波斩浪、纵横七海，逐步塑造了今日之世界。重拾地图的默会知识，对古地图的解读会更连贯、更一致、更严谨（Edney, 1996190；另见：Harley et al., 1989）。地图学史研究也因此有能力使已经逝去的海洋经验再次鲜活起来，而不是将其流放在一个人迹难至的知识荒岛。

1 引文中的加粗字体系原文所有。

2 匿名. 中国古航海图. 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6563284，下载日期：2021-05-07。

3 关于它的再发现、传播和研讨的历史，前引文献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该图本无图名，学者们各有不同的命名方式。本文依据收藏机构称之为《中国古航海图》。

4 “默会知识”，或译作“隐性知识”“意会理论”“意会知识”“缄默知识”等。1958年，迈克尔·波兰尼于北斯塔福德郡大学学院（今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在“林塞纪念讲座”中提出这一概念，其讲稿次年出版（Polanyi, 1959）；另见文献Gascoigne等（2013）。笔者依据的是郁振华（2012）46的译法。

5 中文世界对迈克尔·波兰尼的翻译和引介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本世纪以来愈加丰富（迈可•博蓝尼，1985；迈克尔·波兰尼，2000；2004；2006；2017a；2017b）。

6 这句话的原文是“our knowledge may include far more than we can tell”（Polanyi, 1961）467。

7 关于knowing how与knowing that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参见郁振华（2012）69-102。

8 此处“实证式的”指以文本考订和图像描述为特征的地图学史研究方法，它认定地图就是地理事实的陈述（maps are statements of geographical fact）。它同理论之间存在一种表层上的紧张乃至互斥的关系，参见文献Edney（1996）。

9 将地图学视作过程的学者还有罗伯·基钦（Rob Kitchin）等人，参见文献Kitchin等（2007；2013）。

10 页序依据贝尼克图书馆将该图集电子化后给定的图幅序号（不含地图册封面、扉页，等）。

11 李山岛（Đảo Lý Sơn），即惹岛（Cù Lao Ré）。又作理山岛，郑永常书中作李仙岛。位于今越南中部广义省（Quảng Ngãi）海域，距离海岸约28 km。紧邻李山岛有一个更小的伯拜岛（Cù lao Bờ Bãi），在有的古地图上二者构成“广东群岛”（P. Canton及其变体）。两岛总面积约10.39 km2。

12 冗字“在”系郑著原文所有，“八更”或系抄录“七更”时的笔误。

13 即贝尼克图书馆序号第5r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自南向北的相对方位与自北向南的完美互补，见第7r图上的文字标记，“外罗一更外开，用丙午取跤杯外过。”

14 在古代罗盘上，“单子及子癸”，即朝向正北方或北略偏东方。钱江等（2013）7认为，校柸是“越南归仁港东面Phuong Mai一带的海角”。笔者认为或为归仁港外东北方近海小岛。无论是哪种情况，均位于李山岛的南方，因而需朝北航行至外罗。

15 此处以“常规南海航线”指称常用的、广为人知的商贸航线，以区别于偶发航线，例如，在遭遇台风、捕鱼、打捞沉船货物等情况下实际采用的航线。

16 也称《塞尔登中国地图》或《雪尔登中国地图》。牛津大学图书馆称之为The Selden Map of China。

17 该《更路簿》抄写时间在1930年前后。

18 其绘制和使用方式类似于西方近代航海中发展出来的对景图（front view）或海岸轮廓图（coastal profile）。赖进义（2017）173称之为“景观定位法”，“以行船者站在船头观测有关景物时产生的视觉感受而绘制，山形、地物以写景法表示”。

19 此外，他还写道：“经纬度的测验是以Google GPS来进行，由于一些地名位于沿海或海岛上，GPS测定时会稍微移位，故经纬度并不是完全准确，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样古今地名便可贯通起来，使古代针路能在现代的地图上画出航线来。”参见（郑永常，2018）49。台湾“中研院”网页所登载的郑永常治学访谈中也可见有关研究方法的介绍，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868，2020-10-16。

20 这张图（第7v图）上还绘制了两个“尖笔罗”。尖笔罗同外罗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反映这两组岛屿在现实中的方位。

21 伦敦文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SAL），https://www.sal.org.uk/collections/explore-our-collections/collections-highlights/maritime-direction-book/，2021-06-03.

22 包括：Edney（1996）、Jacob（1996）、Delano-Smith（1996）等3篇论文，以及由Ed Dahl撰写的引言和一组共有5人参加的讨论。

23 原文为：“complex assess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rtographic genres and processes within and between societies”。

24 原文为英文：“Since the war of 1840-1843, the intercourse of the Chinese with the English has led them to perceive the intricate superiority of English charts, which are now eagerly sought for by many masters of Chinese vessels. Hence native charts, like those in this book, are falling into disuse, & may soon be curio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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