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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Geography >

2023 , Vol. 43 >Issue 6: 1111 - 1122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693

Production of Street Vendors' Space around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 Hao Huang ,
  • Xing Huang ,
  • Yuanyi Xie ,
  • Hengzhi Song ,
  • Kunsheng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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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3-10

  Revised date: 2022-10-25

  Online published: 2023-07-10

Fold

Highlights

Informal sector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re two popular top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the production and reshaping of space due to the everyday life force of street vendors have been neglected in previous studies, as have relevant studies on university boundaries. Street vendor spaces around colleges hav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them an ideal place for space research. A provider of midnight snack services enriches students' lives in college and creates a special atmosphere to promote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ents. Nanting Avenue and Guoyi East Road, known as the fifth canteen at th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were used as case studi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pace formation process at three levels: power, physical, and social. By reenacting slices of street vendors' everyday liv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features,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street vendors' anti-discipline and the social forces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treet vendors'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which reshape the boundary spaces of universiti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flow of street vendors around universities shows special spatiotemporal regularity and provides dynamic changes in multi-subject powers hidden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 Street vendors fought for the right to utilize public space through anti-disciplinary strategies such as withdrawal, hiding, and inform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et vendors and student support promoted the long-term collaboration of the resistance force. 3) The confrontation and support of multiple subjects formed a delicate balance, and the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order around universities was demonstrated.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street vendors were embedded in students' original social spaces. The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howed the dynamic change of power in street vendor spaces around universities, which implied the abundance of everyday lif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tend the theory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dialectically on a microscopic scal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street vendors in daily life can be guided and utilized in urban management, 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left by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the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Cite this article

Hao Huang , Xing Huang , Yuanyi Xie , Hengzhi Song , Kunsheng Luo . Production of Street Vendors' Space around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J]. Tropical Geography, 2023 , 43(6) : 1111 -1122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693

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引发社会空间研究的新维度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将复杂的城市空间系统地整合到简洁而全面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克里斯蒂安·施密特 等，2021）。受跨学科社会空间研究的影响，部分学者将旅游地（孙九霞 等，2020）、城中村（薛德升 等，2008）等议题与空间生产理论相结合，非正规部门空间生产下的主体生存状态（薛德升 等，2008）、空间演变（刘毅华 等，2015）等也逐渐被重视。地摊经济非正规部门空间生产的相关研究也都从城市片区（阮皇灵，2019）、街区（黄耿志 等，2016）等不同尺度关注到各相关利益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角色与作用。由于城市不同片区的流动摊贩状况与成因较为复杂，地理学对于流动摊贩的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更为微观的“日常生活空间”，对摊贩的日常生活细节有了更多的思考。现有文献大多研究地摊空间本身成因、特征或管制等（张延吉 等，2014；黄耿志 等，2019；张胜玉 等，2020），地摊空间生产对周边空间的塑造与影响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
高校周边空间与使用主体具有特殊性。高校周边的摊贩空间具有依托高校消费、拓宽高校后勤、服务高校师生等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高校文化氛围，是社会空间研究的理想场所。相较于非高校区域，高校周边有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大学生。高校周边地摊空间交织着不同主体的权力与话语，通过分析其空间生产的过程，不仅可以探究高校周边地摊经济形成与持续的原因，还可以以点带面地揭示中国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内在机制。目前高校周边相关研究包括“学生街”的环境特征与人群心理（朱昕虹，2007；卢红艳，2017），周边商业空间发展与经营情况（陈煊 等，2006；郑丽琼 等，2012；陈星宇 等，2014）等，对塑造高校周边摊贩空间所牵涉的摊贩、城管、学生等主体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力量对空间的影响没有足够重视，也鲜有学者运用空间生产或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对高校周边非正规部门这一城市典型社会空间进行研究。
因此，选取高校周边的摊贩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生产中日常生活实践的涵义，关注高校周边地摊摊主如何通过日常的时空流动与学生群体等多元主体的社会力量形成反规训的社会空间，推动相应空间实践的形成，展示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丰富性；深入探讨流动摊贩日常生活实践中对地摊周边空间秩序的重构，尝试根据“高校-城中村”地摊空间对日常生活丰富片段进行实证。以期丰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为中国高校周边非正规空间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理论、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理论

日常生活是社会个体或群体常规的、琐碎的、具有重复性的实践活动（尹铎 等，2019），其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中产生，并在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中被强调，使得社会学出现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转向（赖立里 等，2017）。列斐伏尔（Lefebvre, 1911）认为空间生产会因日常生活中大众力量或强或弱的“反作用”而被推动，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将这种大众对抗规训的能力称为反规训战术，并指出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下会根据具体的现实环境出现不同的运作机制（张荣，2011；Leary, 2013；孙九霞 等，2014），其更强调大众日常生活中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Elmhirst, 1999），也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与积极的一面。日常生活丰富片段的还原和微观视角的空间生产切入，正是本文对地摊经济空间生产研究的理论视角所在（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地摊空间相比其他非正规空间更加零散化，因为塑造这类空间的往往是个体或个体间的行动网络，而非宏大的规划政策（王丰龙，2011）。而日常生活实践恰恰从个体视角透视空间形成与生产的过程，其观察视角与地摊空间的微观形成过程相契合。流动摊贩在日常生活视野中，多元的社会关系推动着空间的生产。城市管理者出于对城市形象的管理，通过一定的规则与监管实现空间的规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空间；流动摊贩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争夺空间的使用权利，通过社会网络的互相支持，采取多样化的策略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空间；同时，在多元主体长期的互动与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某种特征的物理空间，实现对原有空间的重塑。而权力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的微观分析视角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王丰龙 等，2011），并延承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空间实践的理论脉络。摊贩的日常反规训战术也已成为摊贩空间研究的重点，如张楚婧等（2021）针对深圳城中村摊贩在就业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反规训战术进行研究，魏淑媛等（2020）借助生存韧性视角分析摊贩的生存策略，都形成了各自分析摊贩反规训策略的研究框架。
国内外日常生活实践相关研究内容相对广泛，都较为关注研究对象具体的生活细节。如研究涉及非正规空间（Tran et al., 2020）、地方文化（孙九霞 等，2019）等，相关的人群主体有跨国精英（刘美新 等，2021）、流浪汉（尹铎 等，2019）等，但以流动摊贩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包括地摊经济在内的非正规经济研究较广，以空间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区域尺度（张延吉 等，2014；黄耿志 等，2019；陈业宏 等，2020）。而在街区尺度上，学者主要探讨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陈煊 等，2006）、空间演变（黄耿志 等，2016）、聚集机制（杜培培 等，2017）等。部分学者如黄耿志等（2011）结合空间生产视角，对多元主体社会关系下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也结合了多元主体的语录等资料进行解读。但上述研究更多聚焦于对非正规部门自上而下的空间规训，对流动摊贩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探讨，特别是对主体基于反规训的生活细节的关注还有待丰富与提升。
日常生活实践既有对生活细节的强调，也注重生活细节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特征（赖立里 等，2017）。学者们更多关注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细节，但对其时间性的特征有所忽视。少数学者如Tran等（2020）着重结合流动摊贩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日常生活中流动摊贩与城管竞争空间的规律，认为流动摊贩的日常生活对城市空间界面是否产生影响并未受到充分重视。本文选取城市典型社会空间之一——高校周边地摊空间作为空间载体，通过探讨物理、权力、社会空间的形成，聚焦与强调摊贩日常生活的时空特征与反规训策略，重点解析摊贩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高校周边物理、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影响，以回答高校周边的空间秩序如何被重塑的问题，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时空规律，同时关注高校周边空间生产过程中多元的社会力量，助力优化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

1.2　研究对象

以广州大学城“广工五饭－南亭村”为例展开高校周边地摊空间生产研究。广州大学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北部的小谷围岛，是广州发展战略“南拓轴”上的重要科教节点。2001年，广州市政府选定小谷围岛作为大学城的建设区域，南亭村是仅保留的4个城中村之一。大学城中失去农田的村民“靠校吃饭”，自发形成针对大学城师生的商业服务，吸引在校学生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弥补大学城内部配套设施的不足，发展出房屋租赁、餐饮、零售、娱乐等富有灵活性的非正规经济活动。摆摊等聚集性行为最终在广州大学城形成多条著名的地摊街。
大学城地摊街以从广州工业大学西区东门向南延伸到大学城中环西路口的“广工五饭”最具典型特征。大学城急剧的城市化产生众多服务业缺口，2011年山东煎饼大叔发现小吃摊的商机后在国医东路摆摊，迎合广工学生早、晚餐饮消费的需求，填补广工校内4个食堂的供餐空缺时间，犹如广工的第五个食堂，因此被学生们冠以“广工五饭”的称号（图2）。2013年，“广工五饭”走向繁荣，迅速发展出具有一定规模的夜宵街，流动摊贩近10家。2015年底，广州市“十三五”开展城市升级行动，对于地摊的管束趋于严格；2016年初城管开始驻守各个小吃点，驱赶摊主。由于受到较多的约束，如今“广工五饭”仅在每晚十一点半出现。夜晚其地摊数量众多，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空间流动特征，且社会关系复杂。本文选择“广工五饭”作为对象，结合“广工五饭”与南亭村地摊空间生产过程的相关调研，可较好地总结高校周边地摊空间生产的特征，进而揭示此类地摊的社会空间特点。
图2 “广工五饭”地理位置

Fig.2 Location of the Fifth Canteen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3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参与式观察法、深入访谈法等。于2020-10-16—17进行为期2 d的预调研，又于2021-01-04—09、02-18—22、2022-05-14—29进行为期24 d共分3期的实地调研。实地调查后，通过微信线上访谈、网络问卷等方式与访谈对象保持联系，随时补充实地调研过程中可能遗漏的材料。此外，收集有关大学城的建成历史、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等相关文献资料作为二手数据予以补充。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调研不同主体生计生活现状、空间使用情况、社会关系、对其他主体的看法、对“广工五饭”的感受等，调研对象包括地摊摊主、城管保安、南亭村村民、南亭村商铺铺主、学生及教师等，共83个对象，访谈时间在30~120 min不等；其中重点访谈对象21人（表1），个人访谈时间基本达1 h以上。与此同时，为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在访谈过程中运用三角互证的思路，并结合非参与式观察法对部分摊贩进行跟踪，绘制其日常行动轨迹与路线作为辅证材料。此外，还草图绘制“广工五饭”的摊位布置、空间边界的尺度与情况等，以文字描述地摊经营者、消费者、南亭村商铺老板、城管等主体的空间活动与日常交互，共完成田野笔记约4万字。
表1 “广工五饭－南亭村”重点调查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key survey objects in "the Fifth Canteen of GUT"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户籍地 地摊类型/职业 来穗年限/a
TZ01 女 42 湖南 臭豆腐摊主 6
TZ02 女 44 山东 章鱼烧摊主 13
TZ03 女 44 湖北 烤鸡摊主 15
TZ04 男 33 广东湛江 水果冰沙摊主 13
TZ05 男 48 江苏南京 粉丝汤摊主 16
TZ06 女 32 湖南 烤鸡摊主 9
TZ07 女 39 湖南 关东煮摊主 5
TZ08 男 46 湖北 鸡肉卷摊主 12
TZ09 男 41 广东汕头 小炒摊主 14
TZ10 女 43 湖北 鸡蛋灌饼 13
XS01 男 19 广东潮州 广工学生 2
XS02 女 19 福建 广工学生 2
XS03 男 20 山西 广工学生 3
XS04 女 19 广东潮州 广美学生 1
XS05 男 23 广东汕头 广美学生 6
XS06 男 20 河北 广工学生 2
CM01 女 36 广东茂名 村民 12
CM02 男 46 广东广州 村支书 46
BA01 男 36 湖南 南亭村保安 12
BA02 男 33 广东湛江 南亭村保安 4
BA03 男 41 广东茂名 城管 16
针对学生群体，结合网络问卷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24份。在综合调研数据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方法对“广工五饭”地摊空间的生产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不同主体之间的空间、社会关系等，从物理空间、权力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探讨其空间形成的过程，随后重点分析和解构摊贩“反规训”的形式、过程及机制。

2 “广工五饭－南亭村”地摊的空间形成

2.1　物理空间的形成

南亭村在大学城的建设过程中得以保留，高校的入驻恰好为外来人口提供了非正规就业的契机。低廉的出租屋与店面铺租吸纳了原来在周边从事其他工作的外地人，使南亭村逐渐发展成为非正规经济——流动地摊的聚集场所。摊主们来到广州的动因各有不同，但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为了更好地生活。有的摊主是为了陪伴孩子上学，有的摊主只是将摆地摊视作疫情期间的过渡性就业，有的摊主跟随同乡一起出来闯荡，甚至有摊主通过“抖音”等社交媒体慕名前来，如来自湖南的臭豆腐摊主的叙述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原本我在家乡市场摆摊，后来从抖音上看到广州大学城有几条很有名的学生街，广美的‘堕落街’，广工的‘五饭’啦，就觉得这边摆地摊还是能做得不错的。（TZ01）”
“广工五饭”的逐渐形成意味着非正规经济由城中村向高校周边道路的定向、定时扩散。南亭村毗邻广工、广美的特殊地理区位，推动了地摊经济空间的形成；摊主为进一步满足学生群体消费需求，降低交通与时间的成本，将地摊空间向广工西区学生宿舍一侧的国医东路移动。在学生群体占较高比重的大学城，国医东路到了午夜车流量极少，摊贩开始在该处摆摊。“我们是最早一批到五饭摆摊的，说真的，这条路靠近学生宿舍，又有需求，到了晚上又一辆车都没有，我们不得利用起来。（TZ09）”
有了这一“先例”，其他摊贩也开始积极实践自己的空间主张。这意味着个体行为逐渐转变为集体行动，成为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利益联盟（孙九霞 等，2014），这也迫使管理者做出改变——对国医东路与南亭村进行分时管控。白天大学城管制较为严格，摊主们在南亭村生活、备货、预处理食材，晚上8点陆续到南亭大道经营，而到了晚上11点半城管的分时管控结束后，依次进入国医东路摆摊，一直持续到夜间1点。此后，“广工五饭”从美食夜宵的聚集点又转变回承担交通功能的国医东路。“广工五饭”摊贩的物理空间就此形成。

2.2　权力空间的形成

“广工五饭－南亭村”的空间生产实质上受到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从宏观看，“南亭大道—广工五饭”地摊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源于城市空间现代化建设同期的农村发展滞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再就业问题等。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导致这些地摊主体难以融入正规部门，进而转入城乡结合部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广州大学城“南亭村—南亭大道—国医东路”区域的土地性质涵盖了国有和集体土地，其界限的模糊性为地摊主体提供了制度漏洞条件。“广工五饭”具有对周边高校功能的补足、价格的低廉以及深夜营业的特性，而政府自上而下的规训较弱，底线为不堵塞国医东路的交通，使得具有非正规性的地摊经济存在持续的可能。在此大背景下，制度漏洞是结构化因素，摊贩、学生以及城市管理者则是地摊空间中的能动主体。
“广工五饭”权力空间的形成与管理者的规训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走访得知，大学城管理者为塑造正规化的空间形象和减少“脏乱差”的现象，对大学城摊贩空间采取相应的规训策略与机制，而“广工五饭”因其特殊性而受到特殊的监管：1）限制时间：小谷围街道城管中队外雇保安，每天在国医东路南端十字路口处等到十一点半才对流动摊贩放行；2）限制地点：城管在相关道路上划定范围，将摊贩们限制在某一条路或某一地块上进行集中管理；3）日常不定时突击检查。晚十一点半前的时间管制是为防止“广工五饭”对国医东路的交通影响，而晚十一点半后并不意味着地摊主可以“高枕无忧”，城市管理者会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管理者自上而下对“广工五饭”进行管制，从而促进权力空间的生成。而地摊摊主则持续应对政府不利管制形成的“对立空间”，也逐渐重构城市管理者所计划的“规训空间”。

2.3　社会空间的形成

在高校周边地摊物质空间生产过程中，许多外来人口的生计问题得到解决，摊贩间的社会关系得以更新与强化。漂泊无依、贫困待业的非正规经济从业者面临诸多生活压力，“广工五饭－南亭村”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空间。随着“广工五饭”地摊经济逐渐形成规模，通过商机探寻、同乡推荐、新媒体宣传等方式加入到广工周边摆摊的摊贩逐渐增多，摊贩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我07年来摆摊的时候听说很多外地人在大学城做生意，我们来的时候没多少人在摆摊，也就不到十家，每年都在变多。我自己过来的，我们老乡比较少，听说湖北的比较多。（TZ02）”
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涉及不同利益的空间主体，存在多方主体的利益牵制与协调支持，并形成复杂而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最终形成高校周边的社会空间。政府与大学城管理主体的规训力量依然存在，而摊主们为争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利，通过社会关系的互助形成自下而上“反规训”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一套在日常生活实践上的“反规训”策略。反规训策略成为日常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高校周边空间的特殊性，学生群体的消费与聚集行为也成为“广工五饭”空间得以维系的重要力量。他们将学生的生活特质嵌入到摊贩空间中，也推动着摊贩对城管进行“反规训”。最终在规训与反规训的力量作用下，“广工五饭”的多元社会主体间达到一种彼此交错但互不冒犯的共生状态，即错峰摆摊的“不成文约定”。最终，多元主体复杂社会关系的牵制与互动促使社会空间的形成。“我们等他们（城管）放宽管制的时间摆摊，也有被便衣民警抓过，不过得掩护得比较好才能抓得到。便衣民警来的时候大家相互通知，动起来，然后高呼快跑四散开啦。（TZ04）”
此外，摊主之间在“摊位竞争”与“摆摊互助”的二元结构中存在交错、共存与互动的关系，比价竞争与同乡互助的关系同时存在，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空间秩序。“广工五饭”周边逐渐形成以学生服务为中心的非正规经济实体，基于日常实践的社会空间。出于对彼此生存空间的集体保护意识（刘云刚，2011），社会空间的在生产得以可能——一旦遭到城管驱赶，摊贩之间通过互联互助形成规训与反规训的机制。

3 空间生产的机制

摊主们构建的社会关系对“广工五饭－南亭村”的空间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宏观制度的背景下，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摊主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活用高校周边空间与南亭村空间的特性，实现对空间的占据。同时，依靠学生、同乡等的支持以及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博弈对空间进行巩固，形成一种相对缓和的空间生产进程。

3.1　时空流动下的物理空间生产

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南亭村曾涌入大量外来人口。南亭村租金低廉、管制较为宽松，交通便利，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大量的住房需求。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南亭村村民向外来人口提供出租屋，狭窄的空间正好迎合了外来流动人口对于低成本的生活和经营空间的需求，也为非正规就业提供更有利的环境，空间的粘着性被强化。流动摊贩们敏锐地捕捉到高校学生的消费需求，选择广工校区外围的国医东路作为经营基地，依托高校师生的需求不断扩展地摊经济规模，实现对空间的占据和重塑。
特殊的物理空间特征造就了“广工五饭”模糊的物理空间界面关系。校园与城市、社区原本是边界清晰的两类空间，大学更是一个多功能混合的独立体，而在流动摊贩的空间生产影响下，广工西区宿舍、“广工五饭”及南亭村三者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界面关系。广工校内虽然不乏服务设施，但其固定的服务时间与服务内容难以满足学生的生活与消费需求。南亭村和“广工五饭”的商业内容既弥补了广工大学商服设施的缺陷，辐射校园，同时又辐射城市与周边社区。作为过渡空间，“广工五饭－南亭村”模糊了校园与城市之间的界面。
这种模糊的界面关系展现出高校周边地摊空间生产的时空流动特征。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南亭村摊贩的经营活动存在不规律性，而在“广工五饭”却显现一种在变动中时间与空间特征的规律性——流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特征。
流动性体现在日常空间的动态变化及出摊时间的分配。摊主们白天在南亭村休息，提前备好食材，晚上开始在南亭大道进行经营，到了将近十一点半陆续移动至国医东路，在城管对空间的动态管制下实现空间生产（图3）。摊主的摆摊时间亦会随着周末或节假日做出调整，如在暂时失去大部分的消费群体的寒暑假期间，摊主们会寻找其他临时性工作作为过渡，如送外卖、在实体店打短工等。
图3 夜间南亭村摊贩空间流动示意

Fig.3 Illustr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stall space in Nanting Village at night

相对稳定性体现在摊位的分布及微观尺度特征。摊位分布具有2个明显特征：1）呈段状分布在广工西门以南的国医东路，迎合广工学生从地铁口或学校图书馆回到宿舍区的路线，同时也是摊主们从南亭到“广工五饭”的最短路径；2）各摊点的布局相对稳定，在过往10来年间，摊主们自发形成并维持着“约定俗成”的空间秩序，这种秩序性与摊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关系。“我这两年才来，自然就排到路口这边了，那些来了十几年的摊主的位置已经固定了。位置远不远无所谓，主要靠的是熟客，我要是挪了位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哪了。（TZ06）”
地摊摊主在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利用界面的模糊性与时空条件，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机制，不断巩固和强化现有的物理空间生产（刘云刚，2011）。由于彼此联系紧密，摊主们形成一定的身份认同和信赖关系，具有对生产空间的集体保护意识。主体之间通过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物质空间秩序与模式，保证了物理空间的生产。

3.2　权力空间生产与“反规训”战术

城市管理主体对摊贩空间等非正规空间进行规训，并根据历史经验调整管制方法，不断推动着权力空间的生产。为了维持城市秩序和社会的可控性（黄耿志 等，2019），城管、街道办等通过规章制度和管制措施形成对大学城原有空间的管制，构建了最初始的权力空间。在大学城最初的管理阶段，城管出于规训目的，所采取的措施以驱逐摊贩为主。而在多年来，摊贩通过其流动性等优势和多样的手段来反抗城管的管制，逐渐形成其反规训的战术和策略。在规训与反规训的较量与对抗中，城市管理主体逐渐发现，完全驱逐摊贩等强制性干预并不能完全正规化摊贩经营空间，于是转向将摊贩限制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管制，如南亭村的村口、“广工五饭”等空间，本质上依然是为了规训非正规空间。
面对城管的规训，摊贩们自知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平时常通过较缓和的对策来躲避不利管制，如采用撤离、藏匿、返回或转移阵地、灵活流动应对、非正式合作等，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通过个体抵抗、集体抵抗来争夺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近10年的长期博弈形成较稳定的“广工五饭－南亭村”社会空间，较极端的反抗形式出现频率极低，摊贩更多依赖日常迂回的方式，通过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共同构筑的信息网弥补自身弱势，间接地对抗规训力量（图4）。
图 4 多主体社会空间生产机制

Fig.4 The mechanism of multi-agent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1）撤离、藏匿、返回或转移阵地
面对城管的压力，多数摊主会先仔细观望，对检查的正式程度做出判断。便衣城管会进行不定期的检查，收缴摊位并罚款。“城管有时候会半夜过来，穿便衣，看着就像学生一样。一旦抓到我们摆摊后，他们会把整辆车会被推走，没收。（TZ08）”如果他们发现此次检查是正式的便会及时撤离，转移阵地；如果发现城管不过是例行公事，维护交通，他们则把握时机先行撤离，隐藏在周边绿化隔离带或停车场中，等城管离开后再回到原本的地点进行经营。“如果没跑掉，摊位被没收，只能用备用推车继续摆摊，不然几个月都要没有收入。这些摊住每个人都有备用推车。（TZ04）”初来乍到的“广工五饭”摊主，遵循这一空间的既有规则，与其他摊主类似，采用平静、妥协、迂回的方式体现他们对空间的争夺。
2）灵活流动应对
摊主往往选择推车的形式布置摊位，符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一方面，推车的尺度较小且具有灵活性，可以通过快速转移以应对突发的管制。这种灵活性保障了足够的流动性，使设施和身体构成一个空间尺度（图5），通过这个尺度摊贩模糊了贩卖与运输、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摊位往往背靠校园围墙、行道树以形成围合空间，从而带来一定的安全感，摊主们在仅1㎡的空间内进行经营与社会交往活动，形成“地摊商业街道”界面，营造“烟火气”氛围。
图5 U字形和直线形摊位示意

Fig.5 U-shaped and linear stalls

3.3　多元关系下的社会空间生产

非正式社会网络是摊贩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非正式社会网络，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由于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活动而自动相互识别并形成临时的互助或联合关系。在应对管理者的检查与整治过程中，“广工五饭－南亭村”的摊主们自发形成一种互助的、非正式合作的社会网络。乡缘关系与互助关系是支持摊主非正规经济的主要力量。来自五湖四海的摊主在摆摊过程中相互结识，共建信息共享、互利互助的关系，逐渐形成现有摊位布局（图6），形成支撑性的社会网络，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图6 “广工五饭”地摊摊点与摊主籍贯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stalls and stall owners of 'the Fifth Canteen of GUT'

1）一些摊主通过家庭合作分工经营。由于午夜经营的时间较为特殊，有些人无法做到从备货到收摊全程性参与，于是与家人配合，一人白天准备，一人晚上摆摊，轮流交替工作；又或者通过家庭分工分配工作，增强夜间经营效率，尤其在疫情期间学校加强管制、封锁校门的背景下，这种合作更加频繁，如鸭血粉丝汤摊主就采用这样的形式：“做一碗鸭血粉丝汤步骤多，需要更多人手，我们一家五口，除了小孩，全家都出动了。我丈夫负责制作，我白天备货，晚上过来打下手、收款，公公和婆婆就负责在校门口接单，然后把我们做好的送到学生手上。（TZ05）”在该摊点和学校围墙仅20 m左右的距离之间，精细分工与密切配合体现得淋漓尽致。
2）同乡关系使摊主们在异乡相互依靠。为了不争夺客源，他们往往会避免选择售卖类似的食品（见图6）。此外，相邻摊位的摊主之间往往是同族同姓的亲戚，他们之间发展出老乡带老乡、甚至是跨代互助的社会关系；此外，这些摊主还会在微信建立同乡群，在群里联络或交换信息，尤其当城管突击检查，群里总是能第一时间发出紧急通告，提醒各位摊主迅速撤离。
3）即使不是同乡关系的摊贩也会相互帮助。比如一旦有人发现城管，他会大喊告知同伴，一传十，十传百，其他摊主们立刻撤退散开；又如，突发急事需要短暂离开的摊主往往会拜托隔壁摊位的摊主帮忙看守推车。
4）学生消费群体也是非正式合作的社会网络中的关键一员。热情友好的摊主往往和学生打成一片，他们建立微信群组织点单、抽奖等活动，部分摊主建群多达8个。摊主出摊之前先在群里告知学生地点，被城管驱逐后告知学生转移的阵地，而学生也会将学校疫情期间封闭式管理的通知、校门关闭时段等管理信息告知摊主，以便摊主做出经营调整。
微观空间中，基于社会网络与心理感受而产生的主体日常生活的多元关系与多样策略推动着社会空间的生产。面对城管的监管，多主体的非正规同盟在日常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以亲戚和老乡关系为基础、以消费关系为辅助的紧密社群，并形成摊主之间的身份认同和信赖关系（Cloke, 2008）。通过社会网络的营建，摊贩巩固了摊主对高校周边空间的占据，改变了原本大学城较为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也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了其生存和生产空间。

3.4　高校周边空间秩序的重塑

“广工五饭”日常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涉及多个主体，除了城管的约束管制、摊贩之间的互助关系，还有学生顾客为“广工五饭”的经营提供支持。
地摊经济因其较高的性价比和烟火气与高校学生有限的消费能力和标新立异的消费心理相耦合。“广工五饭”的影响辐射整个广工校园，学生群体因“广工五饭”的物美价廉、方便快捷，在回宿舍的路上购买夜宵、饱口福，同时与摊主在心理上形成互惠互利的支持关系。基本每个摊主都有固定的老熟客，学生之间也会相互推荐摊位，可见流动摊贩对学生群体购买者这一主要顾客群体的市场规模有较强的依赖性。
物理空间生产反作用于社会空间生产，摊贩在国医东路和南亭村的集聚产生的地摊“烟火气”，促使学生们到此消费，形成了具备浓郁学生文化的日常社会空间。超过40%的调研对象表示，“广工五饭”给自己提供了一处具有“烟火气”的交流与交往的空间。多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局限在教室、食堂与宿舍之间，仅依靠校内的设施无法满足学生们精神上的需求，而学校周边商业空间及流动地摊的发展则促使学生迈出相对狭窄的校园生活空间，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在晚上十一点半之后，靠近摊位的人行道上往往会聚集很多学生，社团成员在这一空间团建聚会。“到‘五饭’购买夜宵可以缓解平时在实验室学习的压力，是我们平时夜生活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城管能宽恕一点，地摊很有烟火气，是广工学子的共同记忆。（XS02）”毗邻高校的“广工五饭”因接地气而受到学生的喜爱，同时也创造了“学生化”的空间，将学生的集体文化属性嵌入到摊贩的空间中，赋予该空间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时，高校周边空间活力得到提升，空间的公共性得以重构，从而吸引其他学生或周边居民等更多群体在该空间内交流，使其成为多元主体生活交汇及城中村文化展演的舞台。“有时候虽然我不吃夜宵，也会跟着社团的朋友们到‘五饭’来，我们就在路边坐着团建，唱歌、讨论什么的，饿了就去旁边买点小吃，我们管这叫‘压马路’。（XS03）”
日常生活会逐渐创造出新的空间秩序（孙九霞 等，2014）。在高校周边空间性质的转变中，“广工五饭”的地摊空间以其活力带动广工的校园边界空间，使得作为过渡空间的“边界”被使用而重获活力，此时的广工边界和国医东路无论在形态还是功能，或者是意义层面都不能简单划分为“校园”或“城市”2个范畴中。此时，基于城管分时管控的前提，城市市民、摊贩与学生等的空间使用需求恰好达到一种彼此交错但互不冒犯的共生状态，原本的场所，被摊贩和学生的空间实践激活后，被转变成日常生活的空间。
综上，大学城的外来流动人口恰好充分地利用了广工周边的南亭村及街道的空间特性实现对空间的占据，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巩固经营的地摊空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完成对高校周边空间秩序的重塑。

4 结论与讨论

“广工五饭－南亭村”地摊经济空间的形成，作为中国高校边界与高校旁城中村的典型案例，揭示了其空间生产的复杂性与其中的规律性，并通过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高校周边摊贩空间具有典型的时空流动规律性，体现了空间生产中权力的微观时空变化。过往非高校区域地摊空间研究更强调摊贩的流动性与一定的规律性（Tran et al., 2020），相比之下，高校周边摊贩流动的规律性更加显著，同时也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其根源于空间生产中多元主体的规训与反规训的协商，最终表现为日常昼夜城管与摊主的社会关系变动与摆摊上默许的“不成文约定”。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秩序的规律变化，既是一种时空约束（王权坤 等，2020），也是主体间行动的时空秩序，展示了大学城和城中村结合区域中摊贩的日常生活状态，也从侧面印证了多元主体权力关系在微观时空中的变化。
其次，本文针对过往研究缺陷，着重对摊主日常生活实践中丰富片段与多样反规训策略进行还原。在“广工五饭－南亭村”的高校空间边界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管理者自上而下的规训并非如其他研究（孙九霞，2014）中强势。摊贩充分利用“广工五饭”作为高校边界的空间特征，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撤离、藏匿、返回或转移阵地、灵活流动应对、非正式合作等反规训策略争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力，也重构了空间的公共性。与此同时，摊贩依靠多元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及个体间复杂的利益博弈，推动了“广工五饭－南亭村”社会空间的生产，产生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也改变了高校周边原本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
第三，多元主体形成的“关系共生”实现了对高校周边空间秩序的重塑，产生了摊贩日常生活意义的再思考。“广工五饭－南亭村”的空间是多元主体社会关系所织就与重塑的空间，在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空间、物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重构与调适在特定时间内反复上演，摊主与学生日常生活的积极性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过往许多地摊经济相关研究受制于物质维度，部分研究关注到了各主体的相互作用与空间的互构关系（刘毅华，2015），但并未对此展开更深入的探讨。本文完整地呈现了摊贩空间中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作用过程，发掘了城管与摊贩日常生活中交错但不冒犯的“共生”状态。依赖于摊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非正规空间的摊主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反规训”力量，具有“弱反抗性”的特征，学生群体的支持则促使反抗力量的延续，其与决策者的“弱规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多元主体的空间生产过程展现了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日常丰富性与特殊性，也体现了摊贩对于活化高校消极边界空间的意义。
本文试图回应广州大学城规划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高校边界空间消极现象。在广州大学城规划建设的进程中，一方面，高校聚集的广州大学城吸引了大量学生群体进入，学生作为相对单一的群体，其活动的分时性也造成了大学城的街道定期失去活力。曾经许诺不建围墙的大学城，也由于各校区管理需求向现实“低头”，各校兴建的围墙产生了消极的边界。另一方面，政府建设大学城时征收了农田，原先的村民只能另谋生路。低廉的租金和学生的服务缺口导致地摊经济等非正规部门的聚集（刘毅华，2015）。流动摊贩恰恰通过其日常生活的策略与实践，在时空流动和与多元主体的互动中，生产、重塑与强化了高校周边的地摊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此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空间秩序是不断被重塑的。现有研究或多或少都意识到流动摊贩是长期且不断变化的群体（赖立里，2017；黄耿志，2019），而在其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存在时空的规律性，在规律性中也存在微观权力的动态变化与多元互动。本文从这一微观尺度，尝试对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作出一定的辩证性延展。
摊贩日常生活实践对于高校周边空间的生产与活力重塑的作用并非广州大学城才特有，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高校周边边界与非正规空间状态。与现有许多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摊贩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积极性是城市管理中可以引导与利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有助探讨文明城市背景下如何通过充分发挥流动摊贩的积极性，引导和疏导各类高校周边“烟火气”地摊经济，进一步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本文对于空间生产理论在微观层面上的应用还只是一个探索，与目前的诸多研究具有互补的关系。此外，目前缺乏对学生这一主要消费群体寒暑假时期对摊贩空间的影响研究，未来可以扩大访谈样本，以更全面地了解摊贩日常生活对空间生产与重塑的影响。同时，高校周边地摊空间的文化属性可被进一步探讨；社会关系的空间生产在计量层面上的分析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深入的辩证性思考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黄 浩：研究框架确定、实地调研与数据采集、论文撰写与修改；

黄 幸：论文思路设计与指导、内容修改完善、经费支持；

谢苑仪、宋恒之：实地调研、论文撰写与修改；

罗焜升：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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