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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1: 164 - 174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810

Using Cultural Flowscapes to Construct a Place Components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

  • Yongming Wang ,
  • Jingxian Tian ,
  • Lingli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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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1-02

  Revised date: 2023-04-13

  Online published: 2024-01-20

Fold

Abstract

Place is a central concept and research object in cultural geography. Analyzing place componen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place and a core component of place theory in cultural geograph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ither spatially fixed or mobile components in analytical frameworks, both of which captur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lac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both the fixed and mobile component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classical framework of place components proposed by John Agnew (1987) and coupled with cultural flowscap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lace Components (AFPC) that reveals the elements of place. Taking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 (FAT) as a case study and collecting data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presents a preliminary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the AFPC.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lace comprises four components: location, locale, sense of place, and cultural flowscapes. Cultural flowscapes include the interrelated concepts of ethnoscapes, mediascapes, technoscapes, financescapes, and ideoscapes. The AFPC meets the scientific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ity, independence, and application. It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contemporary places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mall-scal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r local specificality. The FAT case study fully reveals the multi-element featur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FAT is relatively poor, and the land-use pattern is mainly commercial.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FAT are mainly commercial, social contact among residents is weak, and the sense of place for the different groups differed, Cultural flowscapes are dynamic and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driving change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e of FAT. The local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cultural flowscapes. The location of FAT determines cultural flowscapes to some extent and partly affects the locale. Cultural flowscapes, location and locale together shape the sense of place of FAT, and the sense of place in turn gives specific meaning to the other three element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at the AFPC considers both fixed and mobile elements of place components, and that place components are interactive, which help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lace component research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place components theory. In practic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ecision-maker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hasizing that sustainable local development requires synergy between loc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Key words： place composition; place; flow; cultural flowscapes; tourism destinations; Fenghuang Ancient Town

Cite this article

Yongming Wang , Jingxian Tian , Lingling Jiang . Using Cultural Flowscapes to Construct a Place Components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J].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 44(1) : 164 -174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810

地方（place）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Gregory et al., 2009；周尚意 等，2014），学界强调要对地方进行综合性的认识和研究（Cresswell, 2004；Oswin et al., 2010），而解析地方构成是综合认识地方的前提。国外学者在地方构成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传统区域地理学家基于自然要素再到文化要素来描述地方（Cresswell, 2004）。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地方及其构成研究得以重视。Relph（1976）认为地方由自然环境、活动、事件、意义等构成；Tuan（1977）认为地方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即地方是由空间叠加上意义而构成的；Pred（1986）提出地方由自然、社会关系、个人意识构成；Agnew（1987）认为地方可由区位、场所和地方感组成；Entrikin（1991）指出地方特征是地方特殊的事物，包括节日、建筑风格、历史事件；Sack（1997）论证了地方是自然、社会关系和意义3个领域相互纠缠的编织体；Jones（2009）、Cresswell（2011）提出地方包含物质的、表达的以及实践的要素。此外，也有学者从单一构成要素视角认为地方是多尺度社会关系的交点（Massey, 1994），或者使用地方感、地方依赖、地方依恋或地方认同等分析地方（朱竑 等，2011）。
国内学者在地方（性）构成方面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如吴必虎等（2001）提出地方性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现代民族民俗文化；高权等（2016）认为地方性可从景观、文本、符号、情感感知等维度进行建构；赵振斌等（2015）提出地方包括遗址、房屋、人等主体，以及情感、历史文化、个人价值等地方意义；周尚意等（2016）提出地方性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积累下来的实体要素和历史事件；白凯等（2017）揭示了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是由区位、场所和地方感呈现的。国内学者也从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主体情感角度分析地方特征（黄嘉玲 等，2014；孙九霞 等，2015；朱竑 等，2016）。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识别出自然、社会关系、区位、意义、地方感等地方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在空间上相对固定，并呈现出在地性（local）。
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流动性正深刻改变着地方构成体系。政治、技术、金融、运输等方面的发展显著降低了流动的障碍（Hannam, 2008），流动在地理空间中普遍存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事物和思想（Cresswell, 2004），城市成为各种流动的交汇点（Oswin and Yeoh, 2010），乡村的流动性同样具有悠久历史（Milbourne and Kitchen, 2014）。地方本身成为流动的交织点（Adey, 2006; Gorman-Murray and Nash, 2014），并通过空间流动而构成（Massey, 1994;Adey, 2009）。Massey（2005）认为地方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关系流动的特定交汇点；Cresswell（2011）指出地方中包含着资本流动、通信技术、进出地方的运动等；魏雷等（2015）发现泸沽湖的地方性由媒体、游客的旅游实践、当地摩梭人的地方实践和全球流动要素之间的互动共同建构而成。考虑到地方与流动性的密切关联，地方构成研究势必要统筹考虑流动性。
综上，过往地方构成研究揭示了地方构成要素的多元性，主要识别了地方构成中的相对固定要素，但遗憾的是，其很少将流动的要素纳入到地方构成框架中。虽然有学者提出地方是流动的交汇点或者说流动构成了地方，但这些研究往往将地方看作是统一的实体或几何意义上的节点，未考虑到是流动要素与地方（内部）固定要素协同构成了地方，也很少关注这些要素间的关联性。那么，应当如何建立起流动要素和地方固定要素相耦合的地方构成框架？本研究拟在Agnew提出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上，通过耦合文化流动要素，探索构建新的地方构成框架（下文简称“新框架”），继而将该框架应用于凤凰古城旅游地的地方构成要素呈现及其关联性的分析中。本文通过构建新的地方构成框架，有助于丰富地方构成的理论研究成果。

1 地方构成框架构建

1.1　Agnew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及其评价

1）三元构成框架的要素构成。Agnew（1987）提出的地方概念有3个相互交织的要素：场所（locale）、区位（location）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场所”来自社会学，指社会关系运作所依赖的物质环境或情景，即物质事实的特定集合体，如建筑物、道路、广场等（Cresswell, 2011）。在Agnew（1987）看来，场所强调日常社会实践的微观情景，却忽视了情景背后所涉及的更广范围的物质建构过程，而后者由“区位”决定。区位指空间位置，强调地方之间的空间关系，涉及物质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分布以及劳动力的空间分工。但是，地方不止是一个客体，其对主体具有意义，当地人的日常实践会自发地产生“地方感”。可见，场所、区位和地方感分别反映地方的微观社会空间性、尺度关联性和主体性。
2）三元构成框架的优点和局限性。场所、区位和地方感分别代表地方不同层面的内涵，涉及社会、物质、空间和心理等多个层面，体现地方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统一，也是人文主义视角和结构主义视角的一种整合（周尚意 等，2011）。三元构成框架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及应用（Castree, 2003; Cresswell, 2004；白凯 等，2017）。因此，本研究以该框架为基础框架来构建新的地方构成框架。然而，该框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框架提出的时间较早（20世纪80年代），对全球化时代和流动社会背景下地方中的流动要素考虑不足；另外，对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分析也较少。因此，有必要纳入流动要素，对该框架进行拓展和完善。

1.2　文化流动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Appadurai（1996）提出的全球文化流动由5种流动要素构成，包括族裔图景（ethnoscapes） 1、媒体图景（mediascapes）、技术图景（technoscapes）、金融图景（financescapes） 和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每一种图景代表一类流动的事项。具体地，族裔图景表示人员的流动（下文称“人员图景”），由游客、移民、难民等构成；技术图景是指与科技相关的全球架构，能快速穿透国界；金融图景是借助国家金融机制快速运转的全球资本；媒体图景是指透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生产的影像和叙事的流动；意识形态图景是指各种政治话语如福利、权力、民主等的全球性流动。这5种图景是流动的、不规律的、社会建构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但也存在着断裂（Appadurai, 1996）。正是在全球文化流动中，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好处和压力均被体验到（Conner, 2014）。
Appadurai提出的全球文化流动发生在全球尺度上，但现实中很多地方的流动图景运行尺度往往无法达到全球尺度或国际尺度，如中国中西部很多地方并没有或很少有外商投资、国际游客等全球文化流动现象。因此，本研究将上述5种全球尺度文化流动图景“降尺度”到“跨地方”层级，即在国家内部或跨地方之间流动的文化流动图景。这种降尺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于：一方面，5种文化流动图景囊括了地方之间文化流动的主要维度，表现在人员、信息、技术、资金、思想等层面的流动，并且也响应了倡导“新流动性范式”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社会可以看作由人、物体、信息、物质等流动所构成（Sheller and Urry, 2006; Cresswell, 2006）；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科技、交通设施的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即使在偏远地区，现代化的文化流动图景也具有普遍性（孙九霞 等，2020）。

1.3　耦合文化流动图景的地方构成框架建构

基于上述讨论可知，地方中普遍包含着流动的要素，Agnew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具有代表性但该框架缺乏对流动要素的吸收和纳入。本研究提出在Agnew的地方三要素基础上，耦合文化流动图景要素，以此构建新的地方构成框架（图1）。
图1 地方构成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for place components

1）新框架包括了流动要素和相对固定要素。在新框架中，地方由场所、区位、地方感和文化流动图景这4个要素构成，其中文化流动图景为流动的要素。文化流动图景源自地方之外，使得“地方之外”的要素成为构成地方的一部分；文化流动图景会流入或流出地方边界，意味着地方在增加或减少构成成分（Massey, 2005），这使得地方是动态的，并一直处在生成之中或过程之中（Pred, 1986）。当然，一部分文化流动图景也会因为空间修复（spatial fix）而转变成固定的地方要素（大卫·哈维，2010），如外来的金融图景用于投资建设景区或宾馆。
2）新框架中的地方构成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见图1）。各式流动要素以外向的、离心的方式运作，补充、侵蚀、替换或消解着地方固定要素（Cresswell, 2011），地方固定要素也会反作用于文化流动图景的运作。人流、技术流、资金流等文化流动图景会推动场所的改造、重组或转型；反过来，场所的建设也会吸引或排斥特定的文化流动图景，从而调节文化流动图景的呈现等。区位反映地方间相互作用的特征及潜力，而文化流动图景是地方间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和结果，区位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文化流动图景的构成、规模、强度、速度、运动方向等。区位会很大程度上决定场所的物质性建构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关系运作。最后，地方感是人们对环境综合反应的结果，使社会、文化和物质环境结合在一起（Anderson, 2010）；地方感受文化流动图景、区位和场所的协同塑造，同时赋予了文化流动图景、区位和场所以主观意义。
3）地方的边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可渗透的（Massey, 1994），以此实现文化流动图景的跨地方流动以及地方的转型。

1.4　新框架的科学性

朱阿兴等（2020）在提出“地理相似性”定律时，从普遍性、独立性和应用性3个方面探讨了该定律的科学性。本文借鉴这一思路，从这3个方面陈述新框架的科学性。
1）普遍性。新框架的普遍性体现在各个要素在绝大多数地方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场所、区位、地方感均具有普遍性。地方感是普遍存在的已成共识，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其生存也都离不开环境，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加上人类意识便形成了地方感。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群交往需要依托具有特定功能的物质环境作为支持，基于此，特征化的人群与物质环境相结合，便形成了情景——场所。地方的区位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将地方看作是占据地球表面一块面积的空间，抑或是与其他地方之间的空间关系，每个地方均具有属于自己的区位。另一方面，对于文化流动要素来说，全球化研究学者和“新流动性范式”研究学者均认为，流动或运动普遍发生且广泛存在，现代社会是个流动性的社会（Sheller and Urry, 2006; Cresswell, 2006），因此文化流动要素在地方内部和地方之间运动也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流动的表现形式和强度不同而已。
2）独立性。考虑到新框架是建立在已有经典框架的基础上，因此无法实现与已有理论完全的独立。这里讲的独立性一方面体现在该框架与以往的地方构成框架有明显差异，相比于Agnew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新框架增加了五类文化流动要素；相比于地方感、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地方主观性要素的分析范式，新框架包含的要素更多，分析视角更综合，更能体现人文地理学的综合性与区域性特征。另一方面，新框架中的要素是相对独立的，文化流动图景与区位、场所、地方感之间不存在意义重叠或彼此包含关系。
3）应用性。应用性是指用于地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朱阿兴 等，2020）。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任务之一就是地理要素的格局和过程的分析，而新框架中的要素便是地理要素。利用新框架可以分析中小尺度区域（地方）的地理格局和地方性，也可以通过多个时间截面的对比分析来揭示地方演化过程和人文景观变迁。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尤其是针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方面），新框架一方面通过分析特定地方的地方性，来查找地方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能提醒行动主体不仅要重视本地生产要素的开发、积累和培育，还需要充分利用多尺度空间中的文化流动要素，增强本地要素和外部要素的耦合集成效应，实现多尺度的区域发展要素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区域发展。

2 研究案例地与方法

2.1　案例地选择

旅游业会带动人员、资金流、媒体流等文化流动图景发展，同时旅游地必须包含具有地方特色且不可移动的旅游吸引物，因此本文选择凤凰古城旅游地为案例地。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凤凰县的东南部，为凤凰县的老城区，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古城海拔在310~350 m，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属河谷丘陵地形，沱江穿城而过。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县的文化资源分布核心区，有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田家祠堂、万寿宫、天后宫、吊脚楼等资源。古城作为景区现为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凤凰县乃至湘西州旅游发展的龙头。本研究对古城研究空间范围的划定主要参考《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的范围，由南华路、虹桥西路、虹桥中路、回龙阁路、江北中路、江北东路所围成的区域，对该区域进行地图矢量化后计算得出面积约为0.68 km2。该区域是古城游客的集中区，能满足游客的各项旅游需求，是完整的旅游功能区域。本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截至2019年，古城的旅游产业发展较为稳定，地方特色和物质环境发展已经稳定。

2.2　研究方法

在数据搜集阶段，本研究主要利用非参与式观察、访谈法等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并搜集了二手资料。
1）非参与式观察法：于2017-11-11—13进行第一次实地观察，观察了古城城建状况、住宿、旅游商品、游客行为和商店经营特征等，并拍摄和记录景观图片；于2019-03-11—13进行第二次观察，了解古城里的物质空间和建成环境有无新的变化。
2）访谈法：利用结构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访谈对象包括古城里的居民、商户、政府管理人员、游客，编号依次以MIN、SHANG、ZHENG、YOU开头，分别有25、14、4、9人。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生活模式、企业经营模式、各主体的地方感等。访谈在2017-12-10—24进行，访谈结束的标准采用“信息饱和法”（潘绥铭 等，2010），即随着访谈的进行没有新的信息出现时停止访谈。对居民访谈时间在0.5~2 h，访谈地点在居民家中，因为古城留居居民较少，访谈对象按照古城里的街道进行抽样，选择愿意接受访谈的居民。商户的访谈时间约在0.5~1 h，选择在商铺内于商户空闲时间进行。政府人员的访谈经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并获得其同意后开展，时间在0.5~1.5 h，地点在政府人员办公场所。游客的访谈在取得游客同意后于轻松的环境下进行，时间约在0.5~1 h。最后，共得到约4.32万字的访谈文本。
3）二手文献资料搜集：在凤凰县政府部门及其官方网站搜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凤凰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用于分析地方构成要素的不同层面。
在数据整理和分析阶段，将访谈资料、景观图片、观察笔记等进行整理、归档和储存，对这些资料进行文本分析以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刘晨 等，2014），同时实现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互补充，以此揭示古城地方构成多元要素的呈现。

3 凤凰古城旅游地的地方构成要素呈现及其互动关系

3.1　区位、场所和地方感的呈现

3.1.1　区位

区位包含绝对区位和相对区位，绝对区位是由地理坐标系统所定义，而相对区位是一个地方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空间关系（Cresswell， 2011）。在绝对区位上，凤凰古城的地理空间范围位于27°57′3.6″—27°57′32.4″ N、109°36′14.4″—109°36′57.6″ E。从相对区位（包括地缘区位和交通区位）看，古城位于湘、鄂、渝、黔4省交界区（图2），属于老少边穷地区，行政等级地位不高，距4省的中心地和首都北京均较远，在政治地缘上属于边缘性区位。从交通区位看，古城交通条件较为通畅但便捷性不高。古城周边具备高速G56（杭瑞高速）和G65（包茂高速）以及G209国道等交通条件，邻近地区有铜仁凤凰机场、张家界荷花机场（见图2），古城之外其他地方能借助国道、高速、航空等途径到达古城。但另一方面，古城与省会及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远，道路通行时间长，如根据百度地图 3计算，古城到长沙的高速公路行车时长约5 h，加之邻近机场规模很小、等级低，航班和航线均有限，导致古城的交通便捷性不高，限制了古城与外界的经济社会交往强度。
图2 凤凰古城的区位概况

数据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

Fig.2 The location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

3.1.2　场所

古城场所特征可由物质环境和社会关系反映（董士鸿 等，2011）。物质环境体现在土地利用格局和建成环境上。古城土地利用类型以商业用地为主导，商业用地广泛分布于整个古城，主要街道两侧和沱江两岸均为商业用地；其次是居住用地，然后是交通用地、绿地和水域等（图3）。在建筑空间上，古城砖结构房屋占比大，建筑风格较为统一，以灰色为主调。在建筑垂直空间上，2017年古城3层及以上的建筑占总建筑的41.44%，其余为1层或2层建筑。受访者（MIN7）称：“现在我们家的房子全部改造了，比原来大，房子好多了。有家庭宾馆，2层以上都是宾馆。”
图3 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地的土地利用类型

数据来源：底图来自凤凰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图，各地块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实地调研。

Fig.3 The land use patterns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 in 2019

古城社会关系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留居居民之间社会互动薄弱，留居居民与商人群体社会交往很少。旅游开发后，古城大部分居民搬出古城居住并将原本的房屋出租给外来者，外来商户租赁这些房屋并对房屋进行商业化改造，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古城空间支持着商户之间的业缘关系以及商户与游客之间的买卖关系。调研发现古城商户之间的业缘联系包括批发与零售、客源共享、商业信息交流等。而随着原住居民大量迁出，古城中的留居居民的人口密度显著下降，古城中原有的地方性、密集性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关系难以维系。受访居民（MIN10）称：“现在邻居之间的交往就不多了。古城里的人大部分是开店的，都是外地人在开。本地人买房子也都到新城去买，住在新城了。”调研也发现留居居民与外来商户和游客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很少，难以发展出深刻的社会关系。受访者（MIN1）称：“我家旁边这几家店都是外地来这里做生意的、开客栈的，都是年轻人。平常我们也不聊天，没什么交流”。

3.1.3　地方感

地方承载着人的记忆，地方感是人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价值观、经验，它不仅受到地方环境变迁的显著影响（Pred, 1986），也与建成环境的感官体验、知觉、记忆密切相关（Degen and Rose, 2012）。古城日常生活实践主体主要包括留居居民、商户、游客，各主体持有不同的地方感。
1）留居居民普遍认为古城商业化气息浓，住家户少，缺少生活气息。留居居民的地方感受为古城场所环境存在变迁重构且受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旅游大开发前古城是当地居民日常居住的场所，保有频繁的社会互动。受访者（MIN10）认为：“古城现在太商业化了！好的地方、黄金地带都是商铺。现在广场也在修房子、修商铺。”然而，极少数居民也提到古城比以前更美了，部分居民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有所增强。受访者（MIN1）认为：“好多游客来到这里都说，这里有山有水，你们好幸福啊。沱江很漂亮，如果凤凰没有沱江河，可能就吸引不到多少游客来。山还可以吧，晚上凤凰夜景也很漂亮。”
2）游客的地方感呈现“地方性”和“无地方性”的杂合。游客一方面感知到古城的地方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感知到古城的现代化、商品化所带来的一种“无地方性”之感（Relph, 1976）。古城的地方独特性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客也能识别出古城的特色。受访者（YOU1）提到：“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凤凰古城，每来一回都有新鲜感……我们也到过其他地方古城，感觉没这边漂亮，这里山美水美，尤其是古城夜景很美。”另一受访者（YOU2）称：“这里山清水秀，沱江水很漂亮，吊脚楼也好看，城内的古建筑和名人故居多，保存的也好。”随着古城旅游商业化发展，该地空间商品化越来越明显并为游客所感知。受访者（YOU4）：“古老的建筑剩的不多，感觉新建、新修的房子挺多的。这里有点过于商业化了，你看街两边都是店面，酒吧也比较多，没有那种原始的美丽了。”另外，也有一些游客直接表达了对古城的杂合地方感。受访者（YOU9）认为：“古城虽然看起来商业化严重，店铺很多，但我觉得来的还是值得的，沱江、吊脚楼、民族特色商品还是挺好的，挺值得看的。”
3）外来商户依据其生活经验、具身实践形成自己的地方感，部分商户认为古城是个悠闲、古朴的地方。受访者（SHANG3）提到“我喜欢每天吃完饭就逛下古城，去沱江边走走，心情不会烦，比较悠闲。古城里面像慢生活嘛。古城里的一些装饰，比如彩灯、小红伞，也比较好看。”另一受访者（SHANG7）提出：“我比较喜欢古城里的石板街，有种古朴的感觉。如果店里不忙，我就会出去走走。”

3.2　文化流动图景的呈现

古城的文化流动图景源自古城外部并在国家尺度或跨地方尺度上运作，它们流入、流出古城，部分流动图景与古城实体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以致改造了古城物质性。
1）人员图景的主要构成是进出古城的游客和商户的流动。古城外来游客规模大，虽然没有针对古城的详细旅游统计数据，但据实地调研得知，凤凰县接待的游客绝大部分会到古城，而整个凤凰县旅游接待人次（图4）说明，该地游客人数是逐年增长的，那么古城接待的游客流动图景趋势或与之类似。其中，2019年整个凤凰县全年共接待中外游客2 010.93万人次。除了游客之外，大规模的外来商户进入古城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古城主要街道的临街店铺绝大部分为外来商户所经营。虽然古城没有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无法获得详细的流动人口数据，但从图3可以看出，商用地占比要远高于民居用地，流动的商人或商业从业者占据古城人口构成的主体。
图4 凤凰县2001—2019年接待总游客量

数据来源：凤凰县统计局（2001—2019）。

Fig.4 The tourist arrivals of the Fenghuang County from 2001 to 2019

2）古城中的技术和媒体图景往往结合在一起（Conner, 2014），并且技术图景更易固定在本地。在技术图景方面，个人电脑和移动手机从外部引入，进入古城家庭和商户群体中。实地调研发现，古城从外部引入新的通讯系统、景观美化系统等现代化技术改造地方，具体包括：现代灯光科技运用、夜景工程布置与营造、古城游览地图APP设计、在线预订平台的设计、商店中VR体验项目等。2019年，凤凰县旅游大数据中心硬件、智慧票务系统、智慧旅游APP一期等智慧旅游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凤凰县统计局，2019）。上述技术图景显著提升了古城的现代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同时成为古城地方景观的一部分。在媒体图景层面，以技术图景为工具媒介，古城各主体接收大量来自外部的媒体图景信息，营销古城的媒体信息也在全国乃至全球尺度上流通。比如，政府开设有专门的旅游营销网站——“魅力凤凰”网站 4；公共电子商务平台如携程、去哪儿网等有关于古城的旅行商务业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有古城相关的短视频、图片等。大规模的媒体图景有助于吸引游客、获得或保持资本投资，并因而成为地方发展和形象塑造的重要驱动力（Keating, 2001）。
3）意识形态图景主要涉及到国家尺度或跨地方尺度上流行话语的挪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化等。国家层面上，“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棚户区改造”“招商引资”“全域旅游示范区”等主流意识进入到古城管理者意识中，进一步影响古城的地方政治实践，古城内发展标语成为加快发展步伐的隐形动力（Su, 2015）。县政府通过“棚户区改造”（湘西州旅游港澳外事侨务局，2017）等话语助推古城的拆迁和空间改造，并努力争取旅游品牌和头衔来获得文化和象征资本（大卫·哈维，2010），以提高旅游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在古城各主体的意识中逐渐扎根，政府越来越重视招商引资、维护市场秩序、整治城市环境等；古城商户的迁入和迁出以及经营均考虑到将利益最大化；古城居民大部分将住房出租给外来者以获得租金。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旅游营销的理念影响下，县政府更加关注古城景观风貌的保护来保持旅游吸引力，以更好地发展旅游市场经济。受访者（MIN2）称：“政府会要求统一建筑风格，比如建筑外墙，还有楼顶。本来我们家是一个露天的平台，后来政府要求古城区的房子都需要有顶，这样从上方看起来就比较统一，后来就强行给我们装了顶。”另一受访者（SHANG8）提到：“我们这里属于吊脚楼区，‘吊脚楼风情一条街’。政府对这条街的风貌比较重视。我来这里5~6年，来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基本是这样。”
4）古城金融图景包括外来投资资金流和旅游收入流。金融图景直接决定古城的旅游发展，影响到古城场所的建造与改造，而新场所的建造也表明金融图景在地方获得固定性（大卫·哈维，2010）。比如，古城的南华里文旅综合体项目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占地约6.02 hm2，建筑面积约12万m2（湘西州旅游港澳外事侨务局，2017）。受访者（ZHENG1）提到：“近年来县城引进了大量的集团公司，比如祥源控股集团、东方园林集团、华夏集团、修兰集团、中青宝集团等。这些集团进入凤凰的主要目标也是为了对古城进行旅游开发和其他的附属设施的开发，比如建设国际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温泉度假等。”在旅游收入方面，2019年凤凰县旅游业核心构成的住宿业零售额达24 229万元（凤凰县统计局，2019），其中古城游客贡献了绝大部分，而这些旅游收入可以视为古城的资金流动。总体上，金融图景为古城地方的旅游开发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3.3　地方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

由上可知，场所、区位、地方感和文化流动图景在古城地方中均有所呈现。综合分析要素的呈现，可以进一步从中透视地方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
1）文化流动图景驱动了古城场所的变迁或转型。在物质环境层面，古城的外来资本（金融图景）和商户（人员图景）共同驱动古城物质性旅游资源开发，构建了古城中的经营场所；技术图景在进入古城后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吸引外部游客的技术基础设施，丰富了古城物质性旅游产品体系；媒体图景推动了古城旅游环境的形象传播；意识形态图景通过地方政府管理理念和行动影响古城物质景观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在社会关系层面，人员图景的流动直接改变了古城场所的人员构成，并进而重构了古城中的社会关系。
2）古城场所对文化流动图景产生调节作用，即场所会吸引或排斥特定类型的人员图景和金融图景。古城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物质景观会吸引特定偏好的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吸引从事特定商业业态经营的商户前来经商，同时特定的游客群体和商户群体又带来了特定规模的金融图景。
3）古城区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流动图景。古城具有各类交通工具进入的条件，能够使文化流动图景的呈现成为可能。然而，古城的交通便捷性较弱和边缘性的区位特征又限制了古城人员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总体规模，进而影响了技术景观和媒体景观的呈现。
4）古城区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场所的呈现。古城的边缘性区位和经济的不发达延缓了其城市化开发进程，反而有助于古城物质景观的保护。从古城内部微区位看，微区位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古城中建筑设施的利用和营造方式，包括生活居住利用、商业利用，以及商业利用中的业态类型等决策。微区位又影响古城商业和居住的集聚程度，而集聚程度又会影响社会互动水平进而塑造社会关系（Storper and Venables, 2004）。
5）场所、文化流动图景和区位共同构成了古城的环境综合体，包含建成环境、技术设施、图像景观、社会互动状态以及与外界的关联状态，它们共同塑造了各群体的地方感。古城各群体的地方感是各群体对古城环境综合体反应的结果，地方感中所呈现出的商业化、现代化、独特性、古朴等又赋予了文化流动图景、区位、场所以特定的意义。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Agnew所提出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耦合文化流动图景要素，构建了新的地方构成框架，并以凤凰古城旅游地为例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已有地方构成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新的地方构成框架中，地方是由场所、区位、地方感和文化流动图景4个要素构成，并且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新框架基本满足普遍性、独立性和应用性的科学性要求，并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当代地方的复杂性和流动性。
2）凤凰古城案例分析结果验证了新框架的适用性，地方构成的4个要素在凤凰古城均有呈现并相互关联。古城区位条件不佳；土地利用以商业用地为主；社会关系以商业性关系为主，而留居居民间的社会交往薄弱；不同主体的地方感特征显著不同。文化流动图景作为动态的要素驱动古城场所的变迁或转型，古城场所对文化流动图景具有调节作用。古城区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流动图景，并部分影响到古城场所中的物质环境。文化流动图景、区位和场所共同塑造了地方感，而地方感又为其他3个要素赋予特定意义。

4.2　讨论

本研究旨在对已有的地方构成框架进行拓展、补充，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地方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本文的新意体现在2个方面：
1）新的地方构成框架同时考虑了地方构成的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地方构成是地方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Relph, 1976; Pred, 1986; Agnew, 1987; Massey, 1994; Cresswell, 2011；周尚意 等，2016）。他们或是关注地方中的固定要素，或是关注地方中的流动要素，均把握了地方构成的不同层面，但很少将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放在统一的框架中进行考虑和分析。而本文将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相耦合，并构建了新的地方构成框架。这有助于丰富地方构成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扩展地方构成理论的应用范畴。
2）本文通过凤凰古城的案例分析初步揭示了地方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已有的地方构成研究虽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地方构成框架，但尚未关注到地方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而本研究尝试提出地方构成要素之间是互动的，并在案例分析中进行了初步验证，得出地方构成要素间存在不同性质的影响关系（见图1），这进一步深化了对地方构成的理论认识。
在实践层面，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将本地固定要素和外部的文化流动要素相耦合。本地需要具有良好的区位、有特色的场所、居民的好客意识和积极地方感，同时也需要满足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人员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等，充分利用文化流动图景要素，提升旅游地的综合竞争力。对于乡村发展和振兴来说，当前乡村的发展越来越嵌入到更广的区域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发展需要具有自身的特色资源，同时需要改善区位条件，培育本地企业家精神，对外要吸引外部的资金、技术流动，尤其是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引进外部的现代化生产理念和营销理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最后，本文也存在局限。首先，纳入到新框架中的文化流动图景有5种流动要素，但实际上可能还有其他的文化流动图景要素未被纳入，如信息流动、旅游商品流动等，未来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地方构成要素的分析。其次，本文在凤凰古城案例分析基础上，对地方构成要素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总结，但对互动关系的分析较浅，文化流动图景要素与地方固定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地方效应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最后，案例地凤凰古城只是位于中国中西部的小尺度地方，未来可以考虑选择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或不同品牌等级的传统村落、旅游城镇、旅游城市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估新框架的适用性。

1 也有文献将后缀“scape”翻译成景观。文化景观曾是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指地球表面可识别出的一块区域。而Appadurai所指的文化流动是指各类流动的现象，与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为了区分，本文翻译成“图景”。

2 该参考文献来源于凤凰县政府内部资料《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年）。

3 https://map.baidu.com/

4 凤凰县政府官方网站“魅力凤凰”版块. http://www.fhzf.gov.cn/jrfh/。

王永明：分析框架构建及研究设计，实地调研及资料分析，论文撰写与修改；

田静娴：论文修改，文稿校对，英文翻译；

姜玲玲：图形制作，论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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