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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8: 1410 - 1422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30885

Toward the Third Space: Emotional Dynamics and Heterogeneous Identities in Heritage Communities during Urban Renewal

  • Chengche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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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16

  Revised date: 2024-03-05

  Online published: 2024-08-09

Fold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lved into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during urban renewal, navig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reserving local heritage and embracing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centered on Hangzhou's Mantoushan community and utilized a combination of fieldwork,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nline tex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play betwee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ed to dissect the multifaceted effects of urban renewal on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fabric of heritage spac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ethodology involved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capturing the voices of residents, tracking changes in spatial usage, and analyzing digital narratives to provide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s evolu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underscore the dual impact of urban renewal. On one hand, it has led to improvements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public amenities, fostering a renewed sense of community pride and attachment among resid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cess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creation of a second space, as envisioned by authoritative bodies, which in turn, has given rise to a third space characterized by commercial, productive, 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s.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marked by diverse actors'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space influenced by their varied perceptions and aspirations, which has led to a sense of dislocation and internal community division.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stud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the uneven and unstable nature of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third space. It advocates for a more inclusive approach to urban renewal that acknowledges and addresses the divers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community members. This study also emphasizes the critical role of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empathy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cautioning against the illusion of a second space that overlooks the complex realities of community life.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f urban renewal on heritage communities. It calls for a balanced approach that respect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spaces, while embracing the potential for modernization, ensuring that the process of renewal is one that enhances rather than erodes the communities'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 insights gained from this study are not only relevant to the Mantoushan community, but also offer valuable lessons for urban planners and policymakers worldwide, as they grappl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with the demands of contemporary urban life.

Key words： heritage communities; third space; urban renewal; heritage presentation; emotional identity; Hangzhou's Mantoushan community

Cite this article

Chengcheng Yang . Toward the Third Space: Emotional Dynamics and Heterogeneous Identities in Heritage Communities during Urban Renewal[J].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 44(8) : 1410 -1422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885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急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迅猛扩张，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叠加，及对外开放格局日趋完善，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取得显著成就（任杲 等，2019）。然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衍生一系列剥夺问题，表现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城市对乡村、地产开发对部分居民生存空间等剥夺现象，后果表现为空间开发失调、资源配置失衡、政策调控能力受限甚至失效（方创琳，2009）。面对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加及形象改善工程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成为改善该类剥夺现象，尤其是试图规避城市发展对原住居民空间攫取的探索（翟斌庆 等，2009）。城市更新实践中具有示范意义的“微”路径创新不断涌现，但深层障碍仍长期伴随（丁凡 等，2017），半城镇化现象、低效工业用地的滞留与盘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仍是城市发展中的棘手矛盾所在（朱要龙，2018；赖亚妮 等，2019），长期以来过度重视经济增量而忽视城市品质和多元群体融合的后果仍未被消除。
当遗产社区遇到城市更新，易陷入保护性衰败或建设性破坏两大文化与社会困境（徐琴，2011）。如何激活、利用城市历史空间资源，实现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及其向经济资本等其他形态资本的转化，并最终促成理性的遗产保护方式，成为实践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黄怡 等，2015）。随着21世纪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蓬勃兴旺，各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将创意作为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竞争因素纳入其中（韩顺法 等，2018；曾涛 等，2021），打造文创空间成为活化遗产社区、提升地方形象、促进经济复兴、实现地方再生的一种路径（Huston et al., 2015; Berta et al., 2018; Figueiredo et al., 2022）。
中国城市中诸多遗产社区受创意文化式更新导向影响，在保护基础上被重塑为迎合新兴“创意阶层”审美趣味的生活环境（Krueger and Savage, 2007; Li and Liu, 2019），并为从业者提供减免租金等优惠政策，营造包容、开放、多元化的空间场域，力求在活化资源的同时成为城市的“创意孵化地”进而反哺遗产保护工作。当前已有学者基于“绅士化（Gentrification）”视角，反思文化遗产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遗产活化掩盖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阴影，投资者和上层阶级的资本积累得到支持，而社会平等和福祉未真正实现（Zhu and González, 2022; González Martínez, 2022），该类研究重点关注城市更新中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原真性或完整性问题，即聚焦于绅士化的利用实践下，遗产社区原始状态和特征是否得到保持，及其结构、内容和环境等方面是否完整无缺，社区的文化和特色是否被破坏或边缘化。部分学者关注旅游业主导下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绅士化问题，重点探究不同利益行动者在其中的认知、协商与博弈，焦点在于探讨旅游绅士化现象本身及其形成机理，对旅游绅士化与其他现象或文化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有待深入探究（张瑛 等，2016；徐玉梅 等，2019）。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在地多元主体如原住居民、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情感流变及其对空间再生产的影响分析，多用作辅助论证材料。
近年来出现的“微观史”转向，强调“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之下”，关注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脆弱、日常的珍贵，由此剖析城市发展史中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认知传统与现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王笛，2022）。城市更新所关涉的遗产活化，既关系在地居民生活方式改变，也影响日常生活实践与城市空间再生产。城市更新实践中，遗产社区向创新创意空间的转变如何重构地方意义，在地多元主体的日常实践有怎样的情感表达与流变，又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影响地方空间再生产，进而影响文化遗产活化的社会效益，为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例，以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为抓手，探讨城市更新过程中遗产社区活化对在地多元主体的情感影响及对地方空间的再生产作用，进而为城市更新提供新的关切视角和研究主题，以期深化对遗产社区情感流变和地方意义重构的理解，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以更好地在城市更新中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并提升其社会效益。

1 城市更新与第三空间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为舶来理念，原为西方工业城市经济复兴的改进策略，逐步演变为全球范围的城市再开发运动（刘伯霞 等，2022）。围绕城市更新的实践与研究，西方学者提出诸多术语，包括城市重建（Urban Construction）、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城市活化（Urban Revitalization）及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城市复苏（Urban Renaissance）等。总体而言，城市更新是指用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方面对变化中的城市作长远、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Roberts, 2000）。现代主义影响下，早期城市更新强调物质形态规划和大规模重建，以应对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如勒·柯布西耶现代城市理论影响下，城市更新倾向于颠覆现有结构，以全新理性秩序取而代之（黄经南 等，2017）。尽管城市更新理论旨在改善物质、经济和社会条件，但客观上却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差异化（Zukin, 2020），破坏城市原有社会纽带和内部空间完整性（阳建强 等，2016）。
审视中国住房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专业化与基建发展大背景下的城市更新，列斐伏尔关于三元空间生产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空间化”的论述得到论证（Lefebvre, 1991）。中国城市更新起步于对物理场所空间的实践，关注“被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这类实际存在、具体可感、可测量、设计、描绘的空间的改造，如纪念馆、城市街道、公园广场、办公大楼等，即传统意义上的场所；经由城市更新实践，被感知的空间被改造成“构想的空间（Conceptualized Space）”，成为在权威群体中被概念化的空间，其与知识、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相联系，权威群体通过规划、改造等方式，将其观念施加于实体场所中，其构想的空间语言符号干预真实世界场所的建构；在权威群体通过城市更新将“被感知的空间”转变为“构想的空间”的同时，个体生活在其中能动地生产、建构关系，列斐伏尔将环境性与关系性的结晶空间称为个体亲历性体验的“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
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框架，爱德华·威廉·索亚结合多年对城市空间的后现代批判研究提出第三空间理论（Soja, 1996）。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三元组合”，即“被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以及“生活的空间”是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基石（张志庆 等，2019）。以列斐伏尔观之，“被感知的空间”是真实的地方，是索亚所言的第一空间认识论的物质基础；“构想的空间”是想象的地方、概念化的空间，是索亚所指的第二空间；索亚认为列斐伏尔的“生活的空间”具备彻底开放的且充满象征的特征，接近他所称的“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他者化的”第三空间（Soja, 2005）。第三空间极具混杂性且充满希望，是城市发展中应得到更多关注的空间，其混杂性为创造发声空间、赢得话语权提供有效策略，各种社会力量在其中实现动态稳定与平衡（Canclini, 1995）。近年来国外有学者关注第三空间所具备的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超界限性，探究第三空间如何打破社会隔阂进而激活城市发展（Carrera, 2022）；近年来国内亦有学者探究如何通过真实空间体验和想象空间建构，在“第三空间”体验的作用下建构地方品牌与人的联系（林铭亮 等，2020）。但在城市更新的理论层面，空间生产尤其是第三空间的混杂性情感因素，长期被排除在城市秩序外，并在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朱竑 等，2015）；在城市更新领域实践中，第三空间的管理方式及混杂性的情感因素也并未得到公共政策领域的充分重视（Bell, 2017）。
长期以来，真实的第一空间被视为最关键要素，是城市更新须保护的文化原真性的物质载体。把握话语权的权威群体通过一系列规划、改造将其转变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文化遗产被打造为国家精神或地方文化象征，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都更关注文化遗产实体空间的保护与发展，聚焦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行政管理。空间并非铁板一块，在感知与构想之间，生活正在进行，索亚在访谈中曾提及在中国语境下，生活的第三空间充满创造性的复杂性，是一种“他者性”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创造物（陈忠 等，2012）。诚然，索亚捕捉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积极面，然而也正是在第三空间中，真实与想象的分野可能使得社会分化丛生，矛盾隐忧频现。因此，城市更新尤其是遗产社区的更新实践中，更需要关注“生活的空间”，聚焦于“第三空间”混杂真实和想象的他者化、不稳定、不均衡的特性，看到其积极与消极的双重面向。
当前中国的遗产社区更新，不取决于某些单一要素，而是事关多元主体，牵涉多重尺度，勾连交织流动的综合实践，这镶嵌于城市更新、技术变革、社会建构中，由此生成的“第三空间”成为多元因素叠加、拼贴的“马赛克”。诚然这种混杂状态为赢得话语权、创造发声空间提供了策略，但审视发现各种社会力量呈现一种非均衡的、分化的不稳定状态。本研究将探讨遗产社区（本文将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及缓冲区的社区称之为遗产社区）空间转型对多元主体情感的影响，揭示不同主体对遗产社区空间这一城市再生产物的认知、意义重构及其情感逻辑；对于遗产社区这一宏观城市空间变迁结果，从微观尺度的地方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变迁产生的情感做出回应与解释。

2 案例地与方法

2.1　案例地概述

馒头山社区，曾为军区部队、铁路局及企事业仓库，围绕南星桥铁路货运站，与当地居民、流动人口所构成并日趋壮大的城市棚户区，经更新后兼有遗产社区与文创空间的双重特性。社区内有梵天寺经幢等名胜古迹，所处的凤凰山地区在杭州城市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湖游览志馀》（田汝成，2012）曾记：“凤凰山，两翅轩翥，左簿湖浒，右掠江滨，形若飞凤，一郡王气，皆籍此山。”2001年，临安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南宋皇城遗址核心区与现馒头山社区大致叠压。2011和2014年，西湖文化景观和京杭大运河分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馒头山社区与其缓冲区、核心区范围部分交叠。
图1 馒头山社区与各遗产（a. 南宋皇城遗址；b. 西湖文化景观；c. 京杭大运河）的叠压情况

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谭其骧，1982）及联合国官方门户网站（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1; 2016）公示的西湖文化景观与京杭大运河申遗文本资料绘制。

Fig.1 The overlapping of the Mantoushan Community and heritage sites (a.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City Site; b.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 c. The Grand Canal)

随社会发展与产业升级，馒头山社区的厂房与仓库因功能退化而闲置，集体小区仍保留居住用途。社区区位优势显著，但因高地价与遗址保护而未拆迁重建，原住居民外迁，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导致脏乱差现象。2015年，杭州为G20峰会进行社区整治更新，涉及道路、危房、违建改造及文创园区建设，一期工程后，形成超10万m2的文创园区，2017年被列为浙江省文创街区，此后无大规模改造。

2.2　方法

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方法，于2023年3—11月进行实地调研，对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现象和言语行为进行参与式观察，观察不同主体在不同空间的行为活动以加深对居民情感影响的认识。半结构式访谈对象包括原住居民、外来租客、创意工作者、社区管理人员等主体共计31人（表1），年龄范围在25~70岁，涵盖不同性别，访谈时间在15~90 min不等。访谈核心问题聚焦3个方面：首先，入选国家级文保点、列入遗产缓冲区、以及G20峰会环境整治等关键事件节点后，对该遗产社区的认知；其次，社区创意产业导向式更新对地方认同产生的影响；最后，城市更新过程带来的地方性重构及不同主体的情感响应。此外，本研究为全面了解遗产社区的动态变化和意义重构，收集相关的文献及网络资料，以加深对案例地与研究主题的多元认知。
表1 馒头山社区半结构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ees in the Mantoushan Community

访谈对象 编号 性别 职业

原住

居民

 Y01 女 包子店老板
Y02 女 包子店工人
Y03 男 国营厂退休员工
Y04 男 私营厂退休员工
Y05 男 社区食堂厨师
Y06 男 面馆经营者
Y07 女 铁路退休员工

外来

务工

租户

 W01 男 收废品从业者
W02 女 收废品从业者
W03 女 无业
W04 女 全职母亲
W05 女 酒店服务员
W06 男 快递员
W07 男 外卖骑手
W08 女 社区保洁员

创意

工作者

 C01 女 广告公司从业者
C02 女 摄影公司从业者
C03 女 原创服装设计者
C04 男 咖啡店店长
C05 男 书店店长
C06 男 中古杂货店店长

社区

管理者

 S01 男 邻里中心工作人员
S02 女 邻里中心社工
S03 女 志愿者
S04 女 退休书记
游客 Y01 女 零散游客
Y02 女 零散游客
Y03 女 探店网红
Y04 女 摄影网红
Y05 男 City Walk游客
Y06 男 建筑学专业学生

3 遗产社区的第三空间转向

城市更新过程中遗产社区呈现迈向第三空间趋势，表征为物质空间更新、消费空间重构及社会空间再生三层面，并在多元空间的形塑过程中表现出基于主体差异的混杂性特点。首先，实体空间的更新使得地方获得新的积极意义，通过基础建设改善及物质风貌转变，遗产社区呈现新氛围；其次，创意产业导向下的遗产社区发展萌生新消费空间与场景，多元主体社会关系交织形成多样化的场所意义；再者，各主体交汇于更新状态的遗产社区内，并在日常实践中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呈现空间情感的主体性与混杂性，社会空间得以再生。本研究参照“被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三元空间的并行式逻辑，辩证地梳理城市更新对遗产社区的塑造、呈现以及多元主体的混杂互动。

3.1　物质空间转型与地方情感流变

1907年，浙江首条铁路“江墅铁路”正式通车，途经拱宸、南星和闸口等5个车站。20世纪50至70年代，南星桥站扮演着杭州铁路枢纽核心角色，承担货运列车到发、编解任务。为储存、装卸货物，馒头山社区一带涌现众多仓储库房，包括军用及医药物资仓库，由此南星桥站与馒头山社区密切相联。铁路干线同时紧靠沟通运河与钱塘江的水运码头，故为军队控制干道，省军区后勤部综合仓库亦坐落于馒头山社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馒头山以其交通便利的区位吸引众多工厂扎根于此，如杭州电焊条厂、东南化工、杭州卷烟厂等。 1各类工厂后因壮大、转型或衰败外迁，徒留闲置厂房、仓库。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与工业转移，馒头山社区呈现基础设施失修、物质空间衰败及原住居民外流状况。

3.1.1　失落空间、喘息空间与消极感知

进入21世纪，杭州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并转向跨区域扩展的特大城市模式（张卫良，2020）。馒头山社区原住居民期待当地的物质空间与周围地块一样实现现代化发展，然而本应迈入拆迁改造道路的馒头山社区，却因临安城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放缓步伐。随后西湖文化景观、京杭大运河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地块在多元遗产的垒叠下深陷“坚守地方性传统”与“追求现代化发展”的两难境地。
社区内部物质建筑结构日趋破败，基础设施日渐落后，居住环境愈发恶劣。出于对生活条件改善的渴求，原住居民采取改建、重建、私搭乱建等方式对物质空间进行改造，部分原住居民外迁，并将房屋低价出租。城市蓬勃扩张所吸引的诸多外来务工人员成为社区主要租户，并出现大规模群租现象。此时馒头山社区整体呈现物质空间质量与地方主体愿景失衡状态，住户的地方满意度及情感认同较低，社会评价呈消极态。
原住居民对于馒头山社区的空间感知可描述为特兰西克所言的“失落空间”，即城市更新过程中被遗留且出于多重原因疏于清理、管理的区域（杨程程，2020）。失落空间具有双重过去的特性，对原住居民而言构成独特感知和体验，一方面原住居民住在过去的、陈旧的物质空间中，与城市其他现代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原住居民生活在过去的、被遗忘的社区中，社区的历史和文化特征被城市更新的浪潮所淹没或边缘化。由此，原住居民产生被时代、社会抛弃的失能感，不满、挫折与担忧并驾齐驱。“什么皇城脚下？那时候是贫民窟！脏乱差！没人管啊，连望江门那块都拆特（意为拆掉）了，这里没人管，葛个辰光（意为那个时候）有本事走谁不走啊……说什么皇城遗址是公家的，我说也没看公家来管啊？这里一动不动，上头自己不动就算了，也不让我们动，你说搞笑的吧？没办法！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办法！怎么办？平民百姓能怎么办？”（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411Y03）
外来务工租户感知的馒头山社区为“喘息空间”，对此持消极接受态度，此处因租金低廉的经济因素、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少行政监管的自由状态成为其进入大城市的暂时性落脚点。然而，外来务工租户通常视其为艰苦生活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这种认知使其无法建立深厚的社区联系，这一状况实则是他们对这一喘息空间的不稳定性、短期性的感知。“我们也是跟着老乡找到这里租房子，没有老乡难能（意为困难）找到这里……环境就这样，一看就中了，上西湖蹬个三轮车一个手指头（意指十五分钟），小区的鸽子笼住不惯，山猪吃不来细米！这里看不到什么管事的，做点小生意，看到穿制服就怕，不着（意为不知道）又害了什么规矩……那会儿刚来，没想那么多，好不好有个窝，日子要过。”（田野笔记，外来务工租户，编号20230420W02）
溯源杭州本土网络论坛“19楼”，爬取馒头山社区改造前帖子，通过Niucodata在线词云工具分析后提取高频词，并抓取其前十热帖及主题词（表2），清晰展现杭州社会层面对馒头山社区的消极感知。临安城遗址的发现与该社区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怀旧心态与现代化渴求的对立冲突加剧社会层面对其负面情绪。
表2 馒头山社区热帖及主题词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posts and subject words about Mantoushan Community

序号 标题 网络用户及发表年份 主题词1 主题词2 主题词3
1 地上旧房要改造，地下文物要保护，凤凰山老建筑如何新生？ NR，2017 皇城根儿 边缘化 老公房
2 杭州城南惊现“蜂巢式”群租房2 500 m2仓库被隔出160间房！ TO，2015 安全隐患 合理不合法 封条
3 南宋皇城根下的馒头山社区，“皇帝的邻居”上厕所还要靠痰盂——黄金地段，破烂小区，何去何从？ TO，2022 痰盂 黄金宝地 违章建筑
4 何时，才能让照亮城市里的阳光也照进这条逼仄的小巷！ TZ，2015 格子生活 阴暗闭塞 万国旗
5 老外为什么喜欢住破旧的馒头山？ OT，2017 破败 老底子 老杭州
6 破旧的馒头山社区终于要变样，或成第二个河坊街？ OT，2017 黄金地段 旧房改造 隐患违章
7 你的家在不在旧时临安城里？ OZ，2015 南宋皇宫 看不到 保护规划
8 老旧小区，每盏灯背后都有一道奥数题 QH，2015 除暗工程 见缝插针 艰辛
9 宋城路——这里是真真的宋城 TF，2014 老屋老路 卫校靶场 脱轨时代
10 杭城黄金地段破烂小区，何去何从？ TO，2022 破烂 改造 搬迁

资料来源：https://www.19lou.com/。

3.1.2　间隙空间、创意空间与态度转变

因资金紧张、遗产保护的限定情景，馒头山社区既不能也无法采用“推倒重建”式更新方式，只能在保留原有物质空间的基础上进行环境提升。2015年起馒头山社区开展综合整治一期工程，一方面对社区物质空间进行外立面更新及基础设施整治；另一方面整治群租现象，将闲置厂房、仓库由群租房改造为邻里服务中心、创意园区等。
经一期工程，行政管理者与规划者等权威群体所构想的遗产社区，以改造更新方式成为现实。限定情景下的物质空间转型注定只能实现有限程度更新，然而这恰巧使得该遗产社区由失落空间、喘息空间逐步转变为间隙空间、创意空间，随之相关主体对其感知也发生转变。因馒头山社区物质空间衰败状况得到改善，原住居民生活满意度及社区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创意工作者出于经济政策偏好及怀旧氛围喜好，选择落脚于馒头山社区中利用老厂房、仓库改造成的园区，并在这一创意空间中萌生积极认同。
该社区位于遗产垒叠区的事实，既是导致原住居民对其产生“失落空间”消极感知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又是促使原住居民在有限更新下对其感知转变为“间隙空间”的重要原因。因社区的文化遗产属性，原住居民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下愈发察觉该地的停滞与衰废，更感知其发展之棘手，“谁的遗产”的失落之问呼之欲出（Smith, 2006）；也是基于社区的文化遗产属性，当遗产社区的基础设施、物质空间得到改善，其作为快速城市化与私人休憩生活的情景交叠中诞生的“间隙空间”，能成为原住居民认同的“情感的载体”，更是慢生活、老杭州的“一种象征性符号”（Tuan, 1979），原住居民在面对有条件、有限度的改造更新时，妥协接受经济补偿较低的综合整治：“起码六十年没变过……G20峰会，国际大会要开，这脏乱差肯定不行，政府说要整改，装路灯装出一堆人闹架（意为吵架），清理群租的差点打起来！有人不同意，拆迁拿赔偿一大笔，修修补补哪给半毛钱？大部分讲道理的支持，整治了住的条件好，路也好环境也好，街坊邻居该在也在，河坊街、西湖十样景想看就看，出去荡荡（意为逛逛）回来，外头快节奏，里厢慢辰光（意为时间慢），外头热闹里厢舒坦，好好交（意为很好）。”（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511Y04）
于创意工作者而言，经济因素的吸引力不可忽视，然而是对怀旧、复古氛围的喜好与向往驱使其最终落脚于该地，并在创意空间的集群效应下萌生积极认同（Clark et al., 2017）。即经济动机通常只是他们入驻遗产社区的初始原因，深入了解其动机，可发现他们选择在具有历史底蕴和传统氛围的地点工作或创业至关重要，遗产社区为其提供复古体验，并充当连接历史文化和时代潮流的媒介，激发其创作灵感：“原来在艺创小镇那边，听说这边园区有补贴优惠政策……这简直就是我梦中老杭州的感觉，有烟火气息又有历史韵味，很有生活美学的氛围……还是外国人敏锐，早有个意大利小哥来看了，不过我下手快！以前馒头山是棚户区，改造了之后好多了，建筑、人、氛围，都在，不是那些假古镇、商业街，你懂吧？这周围的一切是给会人灵感的，潜移默化的。”（田野笔记，创意工作者，编号20230420C06）

3.2　消费空间建构与多元化理解

馒头山社区地块在《杭州市“十二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被规划为“环西湖文化创意产业圈”重点建设的“西湖创意谷”组成部分。社区的文化遗产属性使闲置厂房及仓库难以采取拆迁再建的方式，故创意产业园的建设是馒头山社区更新过程中的重要项目，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社区新业态。查阅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地方媒体报道，馒头山社区于2017年被正式列为省级文化创意街区，并被描述为“承皇家古韵，揽市井风情”的南宋文化体验地，到访该处能“一边感受城市烟火一边领略文创魅力”或“体验一把风雅处处是平常的生活美学”。
截至2023年上半年，馒头山社区内共有5个文化创意园区（表3）。创意产业园的出现与壮大，在馒头山社区这一日常居住空间中建构新的消费空间，行政管理者、规划者等权威群体所构想的“文创氛围”经由园区式消费空间的建设得以成为现实，然而不同主体对消费空间的感知与认同存在差异。因消费空间的文化表征与馒头山的地方性存在偏移，原住居民、外来务工租户多将其视为“他者的空间”，对其他群体赋予“他者”标签；创意工作者、游客对遗产社区的感知更符合权威群体构想，即将该社区理解为工作追求与自我实现的平衡之选，或休闲游憩与自我满足之地。
表3 馒头山社区内创意园区

Table 3 Creative park in the Mantoushan Community

创意园区 运营管理主体 改造前身 性质
LOMO创意谷 杭州商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火柴厂仓库 国有
凤山·拾遗 更换中 杭州电焊条厂 未确定
凤凰御元 杭州丰平控股集团 浙江省军区后勤部综合仓库 民营
凤凰1138 杭州丰平控股集团 浙江省军区后勤部综合宿舍 民营
凤凰公社 杭州筑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华东医药中成药品仓库 民营

注：笔者根据田野调查实地所见整理，调查时间为2023年3—11月；表4同。

文化空间的身份认同和感知是人们记忆、地方感和空间意义发展的结果（Lai et al., 2013），不同主体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感知基于其社会背景、文化差异和地方性等因素及不同社群间的交往与隔离。具体而言，原住居民认为创意产业园区这一消费空间与自身的生活和历史经验相去甚远，反映新潮的、城市化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将该空间视为“他者的空间”，如某原住居民所表示：“那几块都是游客、做生意的多，我们不怎么去的……都G20之后改造的，小年轻去的地方，明朝（意为明早）周末人多。我年轻的时候天天去上班，去得不想去，现在店铺门头看不懂。有个卖蛋糕的你吃过伐？周末排队老长，感觉不比知味观强。还有几个私房菜饭馆，是热门餐厅是啊（意为是热门餐厅）？都不是杭帮菜，不灵（意为不行）。”（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315Y07）
外来务工租户认为创意产业园区这一消费空间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不相符，存在社会身份的区分，也将这些空间视为“他者的空间”。外来务工租户感知园区中的消费活动和商品价格高昂，且坚信这是针对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年轻人设计的。此外，创意园区的娱乐方式代表一种不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经济状况的社交活动。“收废品的时候进去过好多（次），里头有的装修、转让……在里面花钱啊？没有，我们只在里面收钱。那里面东西贵啊，很多人排队的买蛋糕面包的，手掌心一滴滴（意为一点点）20块钱啊！吃了长生不老啊？这买猪肉多大一块啊？！有次收废品晚了，他们搞了一个大屏幕放电影，和老家村头看电影差不多，放的东西看不懂。”（田野笔记，外来务工租户，编号20230518W01）
就创意工作者以及游客群体而言，其对遗产社区的认同多基于物质环境层面的消费感知，在这种感知的基础上进行想象与浪漫化。创意工作者倾向于将该社区理解为工作追求与自我实现的平衡之选；游客倾向于视该社区为休闲游憩与自我满足之地；更有特殊的网红、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群体持有2种感知的混合态度。
田野调查之初，笔者便与同样初到该社区开店的咖啡店、书店、中古杂货店的三名经营者保持联系，在多次的访谈、回访、参与观察中发现，基于经济因素选址于该社区的创意工作者，其选择与该社区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看似虚幻的“气氛”基于创意园区营造的消费空间而来（格诺特·波默，2018），日益繁荣的消费空间及增长的收益给其正向反馈，使其坚信遗产社区能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咖啡店店主原任职于摄影基地，长期高强度工作使其意图另觅出路，被馒头山社区低廉的租金、一定规模的创意园区以及“老杭州”氛围吸引，独自租赁经营10 m2的咖啡店，试营业期间每天只能卖出十杯左右咖啡，现每日可售出七八十杯，周末甚超百杯。出于相似原因，书店店主原为互联网教育培训从业者，因工作倦怠与个人兴趣驱使更换职业并选址于该社区，逾30 m2的书店如今在点评网站上位列区域图书音像榜单首位。尽管在多次访谈中，他们都无法确切回答何为“南宋底蕴”或“文化氛围”，但显然南宋皇城这一文化遗产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地方文化表征的客观真实性已无关紧要，关键是其主观真实性足够显著。
游客对该地的认同感多与其消费、体验需求相关，将馒头山社区视为一个休闲和自我满足的旅游目的地，将游览该地视为反抗生活异化的方式（MacCannell, 2008）。该社区的文化遗产属性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内涵，较大程度保存的民居与厂房所呈现的复古风格，乃至与现代城市迥异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怀旧之情，辅之以满足消费、体验需求的创意空间，使其成为“老杭州慢生活”的代名词。游客无需叩问南宋皇城究竟深藏地下几米，即可在馒头山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逃逸”。
值得注意的是，网红、KOL群体综合了创意工作者与游客的感知，该社区成为其工作需要、游憩休闲、自我满足之地。到达该地的网红与KOL多出于工作需要，与其他工作场所对比，馒头山社区具有较缓慢的生活节奏，甚至有能吸引流量的“宋韵文化”标签，使该群体实现工作与生活的通感，即身体从环境中获得的一种融合性的“通感”（段义孚 等，2006），进一步影响日常情感的产生，并重塑地方对个人和群体的意义。某种程度而言，该特殊群体经由创意空间将馒头山作为遗产社区的意义转变为商业空间。

3.3　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空间重构

审视参与馒头山遗产社区日常生活实践的主体，可发现以行政管理者为代表的权威群体、原住居民、外来务工租户、创意工作者、游客交汇其中，在日常实践中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并重塑作为“生活空间”的遗产社区（Harvey, 1985）。行政管理者为代表的权威群体的决策、规划对遗产社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原住居民作为见证者旁观文化社区的发展又作为响应者能动地回应变化，代表社会流动性的外来务工租户，为增强社区的经济活力和人口多样性做出贡献，创意工作者为社区的文化表达和商业活动注入新活力，游客通过高度个人主义的展示重新阐释其对遗产社区的理解。
以行政管理者为代表的权威群体，认为馒头山社区是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顽疾，故需进行“综合整治”，同时该地是亟需保护的文化遗产核心区，综合2个主要因素，将该空间构想为充满城市烟火、南宋风韵、文创潮流的综合空间，并展开规划、改造、更新等工作。综合整治后，权威群体将该遗产社区视为“城市更新治理样板”或“老社区改造典范”。当地媒体《钱江晚报》（陈宏萍 等，2016）于整治一期工程完成时，连用3个版面进行总结宣传。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杭州市政府发布相关的文化产业规划中（浙江省人民政府，2018；杭州市人民政府，2018），关于该遗产社区的定位为以创意设计为特色的省级文化创意街区。调查期间，常有干部培训班、参观团到访社区，笔者参与社区的志愿者团队服务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为巡视社区环境是否整洁以等待访客，而社区内其他居民与该类参访活动全然无关。以行政管理者为代表的权威群体感知、构想、呈现馒头山社区的全过程，实则诠释了其通过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干预遗产社区的发展和改造，进而实现社会空间的再塑造。
作为见证社区发展历程的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基于流变、复杂的感知，能动地响应并重构其“生活空间”。在综合整治前，原住居民对社区的感知为“失落空间”，身居遗产核心区反倒加剧其不满、担忧，故采取搬迁、违规搭建等非正式的、隐蔽性的政策以改善其生活条件。在综合整治后，越过改善生活条件的山丘，原住居民对遗产社区被遮蔽的认同感被揭开，而真正使其自豪感、归属感回归的关键事件为该社区创意空间的生成、壮大并不断吸引外来群体目光以及认同。正如部分原住居民所言：“里面厂房你去过吧？我像你这么大就在里面上班……我们厂里的都不想拆，拆了就没了呀，现在搞起新作用，大家是觉得不错。周末很多美女来拍照的，我搬个板凳坐在这里，看看美女。”（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620Y06）“这个包子铺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拍的，好多年轻人要在这里拍照，说这是‘打卡点’，我都不好意思，不要把我拍进去。年轻人好多是网上看到来吃的，年纪也大了不想干了，儿子笑我，说现在火了，不干舍得吗？”（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425Y01）创意空间成为“此地此景”被看见的媒介，抚慰了原住居民多年因遗产保护开发难题而挥之不去的失能感。然而，与自豪、归属感相伴而生的，还有新的矛盾冲突。蜂拥而至的游客所导致的空间挤占如停车位纠纷等问题成为原住居民的困扰，日趋增多的创意工作者所带来的生活、消费方式成为原住居民难以认同甚至不解的现象，行政管理者出于对市容市貌的环境要求也对其生活方式造成干预。某原住居民所言精准地概括了这种矛盾的根源：“以前说是底下埋着皇宫不让动，不是我们能管的。现在搞这些创意园这些网红，不是我们能懂的。”（田野笔记，原住居民，编号20230926Y02）
综合整治后，馒头山社区外来务工租户的数量相比之前有所下降，但却产生更明显的团结现象，外来务工租户彼此熟识的程度远高于同样外来的创意工作者，且对其他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隐蔽对抗态度。如外来务工租户的日常休闲活动与原住居民类似，均会聚集在社区某处打牌，但二者并不会一起娱乐；又如外来务工租户表示会有意提高为创意工作者提供服务的费用；再如外来务工租户认为社区管理人员对其存在差别对待故不积极配合社区工作等。在外来务工人员眼中，尽管他们为增强社区的经济活力和人口多样性做出贡献，然而这一空间并未准备吸纳他们，因此该群体为获得在该地生活的权利而团结、警觉。
创意工作者在遗产社区开拓新业态，在该空间中缔造新的趣缘群体。于发展初期的创意工作者而言，政府在该地块实施的扶持政策是吸引其汇聚的初始原因。入驻后，创意工作者逐渐在该地生根发芽，社区内时常有基于兴趣发起的“电影放映沙龙”“手作体验课”等创意活动。创意工作者为相对停滞的社区带来新生活生产方式并凝结新群体，以具身性生产生活实践将馒头山社区重塑为自身构想中的文化遗产空间，尽管并不能完全被原住居民等群体所理解。
游客通过高度个人主义的展示，重新阐释其对这一遗产社区的理解。最显著的表征是游客在社群、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各式“馒头山社区City Walk（城市漫游）”路线，梳理后发现路线展示了游客对馒头山社区的情感连接及其情感体验（表4），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权衡下，使得社区呈现强烈的新旧对比，这成为游客重新阐释此空间的重点，并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与互动中形成集体性文化记忆。游客并未被动接受权威群体对该社区的构想与呈现，而是基于其主观真实性体验重构该社区的社会空间（苏俊杰，2021）。
表4 馒头山社区City Walk路线特征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City Walk rout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ntoushan Community

特征 社区江南民居 创意产业园区
环境特点 老树、古井、白墙黛瓦 文创园区、潮流店铺、色彩丰富
社区活动 打牌聊天、洗衣、家常谈话 拍照打卡、探店、咖啡手作
生活氛围

传统市井风情

老人们围坐打牌聊天，孩子们嬉戏

文化艺术氛围

咖啡对谈、花店购物、展览参观

文化氛围 传统市井文化，生活气息浓厚 装饰精美洋气，艺术感浓郁

4 结论与讨论

以馒头山社区为研究对象，经田野调查方法收集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方法，基于微观史视角与空间生产理论，探讨城市更新背景下遗产社区的空间转型与情感流变，分析创意产业导向下遗产社区更新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尤其关注多元主体的动态变化和回应。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在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过程中，第一空间即物理空间的有限程度改造及创意空间的建立，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有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第一空间的转型升级唤起原住居民自豪、认同等地方情感的回归，原本因衰败的社区景观所导致的消极失能感，由于第一空间即物理空间的转变而产生积极的地方感。本研究从居民感知视角论证了城市更新过程中遗产活化的合理性。
2）权威群体基于一系列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变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将文化遗产打造为国家精神或地方文化的象征，影响着相关群体，包括原住居民、外来务工租户、创意产业从业者、游客等对遗产社区的情感变化。原住居民在规划和改造的过程中感受到对其传统生活方式和社区结构的干扰，这可能引发他们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外来务工租户感到社会身份的不稳定，因为他们面临着被清退的风险；创意产业从业者感知工作空间和生活环境的积极变化，但也可能对消费空间的商业化和规模化有所顾虑；游客可能感受到社区变得更具吸引力，但也会面临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潜在冲突。本研究发现，出于对第一空间的理解差异，权威群体未必能通过规划、改造实现其构想的第二空间，各行动主体对遗产社区的理解存在异质性。遗产社区逐渐形成以产业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网络关系，在更新中建构起新的情感依恋与地方意义，并由传统居住空间转变为具有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非均衡第三空间。
3）各行动主体基于自身对第一空间的感知，受权威群体关于第二空间的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社会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言的生活的空间，或索亚的第三空间。实际上第三空间中社会分化丛生，矛盾隐忧频现，表面各得其所的背后是各行其是的不稳定与不均衡。正如馒头山社区更新的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利益和理念并不一致，导致社会分歧逐渐扩大，不满情绪暗中积累。这种深层次的分歧既源自对文化遗产的不同解读，又受到城市化与传统社区之间矛盾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遗产社区的发展迈向第三空间，第三空间的混杂性、异质性提醒行政管理者与遗产保护工作者需关注多元群体的不同需求，继续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之道，从而实现遗产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包围的遗产社区，正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现代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冲突，并在现代化的语境的限定情景影响下，在创意产业导向式的更新中，经历着强烈的地方性解构与重构，其迈向第三空间的趋势使得在地群体在情感流变中面临迷失、错乱、分化的风险。诚然地方内部存在多样性，具备动态与开放的特征，因而可能存在多样性情感认同与地方意义（Massey, 1994）。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所应关注的绝非仅是第三空间的异质性，更应关注其背后的不均衡与不稳定，在注意到活化遗产所激发的“进步地方感”的同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忽视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最后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因此，以微观史视角为抓手，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关注剖析城市发展史中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剖析城市更新对于遗产社区的情感作用与意义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遗址覆盖面广、关联度强、规划衔接难、保护控制要求高的背景下，顺应城市转型发展的趋势、正视社区在地群体发展的需求、制定保护控制的要求、落实保护管理的措施、体现遗产的当代价值、促进地方的情感认同，仍是迫切需探索的问题。

1 资料来源：杭州城市建设档案馆. 馒头山社区主要单位统计表（内部资料），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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