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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9: 1527 - 1548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902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Internet-Famous Sit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atial Forms

  • Wen Guo , 1 ,
  • Shangyi Zhou 2 ,
  • Min Zhang 3 ,
  • Xiaoming Zhang 4 ,
  • Shaowei Ai 5 ,
  • Peng Li 6 ,
  • Shuangyu Xie 7 ,
  • Yajuan Li 7 ,
  • Xing Chen 8 ,
  • Xu Zhang 9 ,
  • Zhiyuan Yu 10 ,
  • Dawei Li 11 ,
  • Haoping Dong 12
Expand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 2.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 4.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 5.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by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Co-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 6.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7.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8. 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Plann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 9.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 10.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 11. Tourism College,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China
  • 1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7

  Revised date: 2024-08-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8-30

Fold

Abstract

"Zibo Barbecue," "Village Premier League," "Erbin Phenomenon," "Tianshui Spicy Hot Pot," "Wang Po Matchmaking," "Chengdu Disney," "London's Canary Wharf," and other phenomenal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become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shaping a new landscape of online and offline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 new form of social space. The new comprehensive spatial effects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raffic orientation have led to clear changes in daily lif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social organizational forms, relationships, placeness, and identity. Howeve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insuffici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at promotes social change and frequently affects people's daily lives, further discussion is necessary. This study organized well-known experts and young scholars to conduct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Internet-famous sit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atial forms. Presenting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henomenal events of Internet-famous sit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deep understanding of new phenomena in academia. In practice,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research can both be a reference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network technology, spatial-order guidance, local construc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et-famous sites; digital practic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lace-making; new geographical landscape

Cite this article

Wen Guo , Shangyi Zhou , Min Zhang , Xiaoming Zhang , Shaowei Ai , Peng Li , Shuangyu Xie , Yajuan Li , Xing Chen , Xu Zhang , Zhiyuan Yu , Dawei Li , Haoping Dong .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Internet-Famous Sit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atial Forms[J].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 44(9) : 1527 -1548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902

主题解析：网红打卡地数字化实践与新空间形态生产引发广泛热议
2023年4月，“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的话题，让“淄博烧烤”在小红书及抖音平台走红，“淄博烧烤”凭借展示烧烤名店、特色品种，辅以演出、啤酒展销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打卡并引发网络围观现象。2023年5月，发生在贵州榕江的乡村足球超级联赛，主打“超级星期六足球之夜”概念，以此吸引省内外球迷到场观赛，网友称之为“村超”。2024年1月，哈尔滨为了招待五湖四海的游客，通过精心打造“冻梨刺身”“人造月亮”“温暖驿站”等冰雪旅游和文化活动，热情迎接外地“小土豆”（对游客的昵称），并经网络传播引发热议和称赞。2024年3月，“天水麻辣烫”以地方手擀粉、麻辣菜为特色，以当地麻辣烫吃法，吸引大量美食达人前往，并迅速登上热搜。2024年3月，开封“王婆说媒”通过线上线下相亲节目互动，使游客聚众打卡、体验并在多媒体平台引起热评。类似案例在国内外还有很多，如“成都迪士尼”“伦敦金丝雀码头”，等等。这些现象级事件的“火爆出圈”，带来了热闹的网络技术景观以及社会热度和流量的上涨，塑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会空间新形态。在一系列现象级网红事件驱使下，全球与地方、线上与线下、在场与缺场、传统与现代等，正以一种特殊的媒介方式发生关联。网络技术导向的模式互动和空间行动者的综合效应，表征着日常生活再结构方式的革新以及空间生产新模式的出现。一时间，网红打卡地的数字化实践与新空间形态生产，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网络技术数字化实践背景下，一个个网红打卡地如何形成现象级事件？其日常生活空间是如何转向的？网络流量聚集与地方“合谋”是如何促进打卡地多维空间的生产？其机制和机理是什么？存在哪些不确定性甚至危机？如何引导未来网络数字化实践及新空间形态的生产？针对此类疑问，非常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学术讨论。
基于上述背景，本次笔谈组织了来自社会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和中青年学者，从新媒体技术塑造生活方式、“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数字化实践的发生机制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解读。期望通过集中讨论，能促进学界、业界对上述新现象和新问题的理解，深化认知并增进共识，进而指导新媒介技术科学运行、社会空间理性实践以及网络平台导向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主题主持人

郭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空间生产与地方治理等研究。
议题：数字化实践与空间生产
核心观点：数字化实践是网红打卡地空间生产的新兴力量；网络技术作为灵动因素，不仅塑造了网络技术新景观，而且改变着传统社会安全的内涵和外延。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传统论述中，物质生产常常被认为是界定社会性质的主要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跃迁的基本定律。但这一略显单一的解释模式，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受到了挑战。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网络化实践，成为加速改变世界的新物化形式。网络技术向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扩展，正在把全球、国家和地方不同尺度的物质流、经济流、社会流、文化流、信息流等要素纳入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并重塑了传统社会空间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21世纪以来，媒介的数字化实践和普适技术的推广，诸如抖音、短视频、微信圈、小红书等，又为社会空间生产的渠道和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经由媒介（被）看见”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网络虚拟现实作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和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正在将网络社会转化为流量社会。
流量社会作为新的空间形态，表征着社会空间再结构方式的革新和空间生产新模式的出现。Castells（1996）认为，网络社会通过文本、影像和声音进行数字化生产、分配与传播，起到了对社会空间支配、解构与重构的作用。网络通过信息技术的连接、算法与数据共享，使作为地方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以一种新颖的形式从传统社会“脱嵌”出来，拼贴进入新的社会网络，并以流动的空间替代了传统地方空间。在新空间形态中，人们依赖、共享着网络，且在并存的时间内共筑了网络物质技术景观，“他者端”通过实时拍摄和记录分享，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大众影像，将数字劳动转化为信息商品，实现了视频物料化的技术生产和经济网络化的运行；“我者端”通过技术媒介的观看选择与行为配合，将观看转化为流量，将打赏转化为数据，促成了一次物质技术景观的完整生产。在网络社会空间中，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网络节点取代了传统空间的边界位置，拥有节点权力的人均拥有支配空间的权力，“他者端”和“我者端”的位置互换，循环往复，凭“空”往来，同样可以实现物质技术景观的生产，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工作方式等随之受到影响，这种形式并非社会空间的反映，本身就是社会空间。
网络技术的联通在实现虚拟物质技术景观生产的同时，也预示着以“流量人”和“流量社会”为特征的网络关系和地方身份的生产。一方面，这种网络关系表现出“他者端”和“我者端”通过互动彼此靠近、合群和依存的亲密性。例如，人们通过精心编辑的短信息，借助无线电波，畅情达意，将心中的爱好、喜悦、悲伤等观点一吐为快，双方虽未曾谋面，但分享着认同、快乐或忧伤。这一由技术导入的亲密性建构，通过频繁的网络互动，实现了亲密性技术景观的社会生产；反过来，这种亲密性技术景观对于维系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互动、价值认同、地方营销等提供了媒介支撑；另一方面，基于网络流量的算法，促使网络空间表现出新的分层和权威关系。2023年以来的现象级网红事件，就是人们通过网络浏览和点赞，使流量在短时间内聚集并实现了信息资本的累积，流量随即变成了创造空间关系的新生产力量。在此过程中，地方空间经过网络变为流动空间，流动空间继而又演变为网红空间；流量作为一种新的“筛选机制”，不仅区分了地方和身份，还在不断地塑造着地方和身份的转型。
网络技术在流量逻辑中还会在不同尺度产生一种虚拟的真实文化，给人们的生活和空间感知带来巨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延伸了人们的真实生活，人们在网络基础设施构筑的空间中成为一种涉身性技术存在物，传统意义的身体演变为技术中的身体，但所有人和技术的关系都是双向生产的，人们被技术应用，技术也被人应用，技术适应人，人也在适应技术。与此同理，网络技术也在延伸着某个地方的文化特性，经过技术凝视和改造的地方将会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文化打卡地。其次，在网络流量和技术主义冲击下，网红地的地方实践容易成为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新方式。例如，在“尔滨现象”成为顶流后，有游客说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旅拍时，如果有个月亮就更好了；游客想吃冻梨，但又不知道如何实现。诸如此类，当地迅速作出回应并逐一安排。虽然网上一度出现“讨好型市格”的声音，但这对地方营造的新文化理念提供了重要启发。再如，在“淄博烧烤”网络直播中，流量逻辑塑造了新的“暂时性同意”文化模式，人们通过了解幕后的感人故事，将网络制造的认同很快转移到对地方的赞美，从而将流量审美变为一种对地方的文化审美。这些均说明，“流量”是促进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新方式。
网络技术制造的认同力量有其可取之处，但空间是秩序的承载体（郭文，2023），媒介在新信息主义精神框架下进行权力表达并创造新空间生产时，也会将特定价值观和信仰传递给社会大众，这又事关网络空间生产的尊严和道德问题。与传统媒介传播模式不同，流量媒介最大特征按照流量权威进行生产和扩散，一个热点节点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传播中心。在流量空间中，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价值观的传播均被数据化，受数字技术裹挟的网络信息权力有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异化。此外，流量需要依靠数据展示，以流量汇集为特征的网络流空间，大大引导了主播的“吸粉”意愿，但在此过程中平台使用算法也将人的负面情感及其衍生的空间行为等融入计算逻辑和网络传播中，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造成价值观的公共引领缺失。因此，网络技术作为灵动因素也在改变着传统社会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这暗示着网络保护下的数据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嘉宾观点

周尚意，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主任委员，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和实践应用研究。
议题：城市更新与数字化空间展现
核心观点：数字化信息向人们提供了许多网红打卡地的表象，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逻辑推动的数字化信息很难揭示网红打卡地形成的深层机制。
2024-07-05，收到郭文教授“网红打卡地的数字化实践与新空间形态生产”笔谈约稿的微信时，我正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滘小学的大报告厅里，听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地理学综合实习的学生们做汇报。8月中下旬，北京校区的师生在英国若干城市开展人文地理学实习。这两个实习都涉及城市更新，学生们也参观了城市更新项目的数字化展示空间。郭教授的笔谈主题促使我思考：地理学在分析城市更新与数字化空间展现时，采用什么分析逻辑？下面以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 1更新项目展览为例，简单介绍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分析思路。

1　数字媒体体现的城市更新表象

金丝雀码头是伦敦的一处“网红打卡地”。2019-08和2024-05，我先后两次参观了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伦敦港区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 Docklands）。该展览馆的图文和实物，以及线上的数字化信息，共同展现了全球化空间格局带动的金丝雀码头更新。金丝雀码头更新项目属于列斐伏尔定义的空间生产。
首先，国际海运空间格局决定了金丝雀码头的兴衰。金丝雀码头位于伦敦多克兰地区西印度码头，1802年起成为英国与世界进行贸易的重要码头。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海运更依赖深水港口，这里开始衰落，20世纪80年代彻底关闭（Brown, 2017）。
其次，国际房地产资本流动空间格局决定了金丝雀码头的更新资本流入。金丝雀码头更新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商业房地产投资项目（Sai et al., 2013）。1987年金丝雀码头项目由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Paul Reichmann发起，1990年动工。1992年英国经济衰退期间该公司倒闭，大部分空置的项目被债权银行接管。1995年Reichmann领导的合伙企业回购了金丝雀码头的房地产。1999年金丝雀九龙仓集团（CWG）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而今，金丝雀码头拥有130万m2的建筑面积，其中73万m2归金丝雀码头集团（Ackroyd, 2011）。
再次，国际金融业空间格局决定了金丝雀码头更新为金融区是否成功。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原来位于城市中心的“一平方英里”老金融区办公面积不够，需要一处新的金融用地。金丝雀码头的优势是租金相对便宜，劣势是位置不佳。金丝雀码头拥有7.85万m2的商业街，主要为商务人群服务，其中43%为零售业态，50%为餐饮，7%为休闲配套（Libin, 2001）。尽管有学者认为，金丝雀码头是成功的城市更新案例（Libin, 2001），但近期也有媒体注意到，2020年之后金融业从业者的灵活办公（flexible working），使得金丝雀码头办公空间需求下降（The Editorial Board, 2023）。表1从结构主义视角阐释了金丝雀码头发展的4个时期。
表1 金丝雀码头发展的4个时期

Table 1 The four stages of Canary Wharf's development

结构 1802年—20世纪60年代 1960—1982年 1982—2020年 2020年之后
各种“流”的表层结构

连接该码头的

国际贸易流

连接该码头的国际贸易

流转到其他码头

 房地产资本流进入该废弃港口

到此地办公的人员流减少，

房地产盈利减少

控制“流”的深层结构

全球化市场才能维持

英国商品再生产过程

全球贸易寻找伦敦附近

性价比更低的港口

房地产开发商预测伦敦金融用地

需求增加，故以相对低的价格购买

该港口的土地再开发权

“办公灵活”可降低金融企业成本，

故减少这里的办公空间需求

一些媒体公司不但介绍金丝雀码头的更新过程，还以数字化空间的形式推动着表1中的后两个过程。他们主要扮演着地方营销（place marketing）的角色。例如，一家名为MintTwist的技术公司，为金丝雀码头金融业提供数字化产品服务。他们网页上的宣传语是：“我们与该地区许多领先的金融机构合作，满足他们所有的网站设计和数字营销需求” 2。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网站设计与开发、搜索引擎优化、移动应用程序开发、PPC制作、数字营销、内容营销等。

2　数字空间应体现城市更新的深层结构

按照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观点，上述内容大都是表层的空间，它们是由深层机制决定的。然而我们看到数字化形式的空间展现，尤其是虚拟仿真的空间形式，并未揭示金丝雀码头更新的深层机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正是资本的积累和流通带来了不均衡发展（Harvey, 1999），金丝雀码头更新既是空间修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不均衡发展。
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虽意识到金丝雀码头更新中的深层机制所带来的阶层对立，但却只停留在表象上。例如，有学者访谈了在金丝雀码头高级办公楼里做清洁工的外国务工人员。后者反映，名为C. Ltd的公司是金丝雀码头保洁的唯一承包商，该公司总部设在萨福克郡，东伦敦的分公司向所雇佣的外籍清洁工支付的每小时工资（4.50英镑），远低于该公司雇佣的T超市的保洁工资水平。正是这种低工资，使得C. Ltd 在金丝雀保洁项目竞标时胜出（Pai, 2004）。在伦敦港区博物馆中，也有许多图文展现了金丝雀码头历史上的对立事件。其中两张照片展示的是“社区死亡”游行。当年港区的工人们看到这里将被改为金融区后，意识到自己很难在金融区找到工作，便在查尔斯王子来听取城市更新项目介绍时，举行了这次游行。遗憾的是，我在网上用这次游行的名字和组织者名字（Peter Wade）组合查询，竟查不到这次游行的信息。
而今即时通信工具快速传递着旅游空间信息，推动着空间的消费。但是著名财经专栏作家马修·林指出：旅游噱头（tourism gimmicks）并不能让金丝雀码头空置的办公空间起死回生（Lynn, 2024）。这种通过城市更新的空间修复在本质上也改变不了老矿工及其家人的就业，以及外籍低薪清洁工人的境况；改变不了哈维描述的富人状态：在金融区工作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在豪宅中享受着高级生活，并将世界上反对他们的人均视为恐怖主义分子（戴维•哈维，2022）。

3　结语

我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巴恩斯（Trevor Barnes）教授的观点作为结语。巴恩斯在讨论哈维《资本的限度》一书时，赞赏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的论述立场，即用开放的态度不断探索世界运行的深层机制（Barnes, 2004）。《资本的限度》是《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后续著作，哈维貌似在本书给出了肯定结论，但是他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我探讨资本的]“这类著作是不接受任何确定结论的”（Harvey, 1982）。而数字化空间实践也应是开放的，它应探索解释网红打卡地形成和变化的深层机制，而不仅仅是作为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
张敏，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城乡文化研究与空间规划。
议题：网红打卡与日常实践反思
核心观点：网红打卡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解放出来，重构了个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它凸显了空间经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显示出日常生活的巨大潜能，却难以抹去现代性的局限。
网红打卡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奇妙之处令人惊叹。然而，其表现出来的那种统一性和规定性，又让人感到沮丧。它不断探索现实世界的丰富性，随即又将之浇注成一个个刻板的模版。这里面所展现出来的矛盾性根源是什么？

1　网红打卡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性

网红打卡虽然有别于我们衣食住行等日复一日的活动，但它一样具有日常生活的平凡性、情境性、社会性、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它虽然不是循环往复的日常活动，但恰恰是从规律的、平淡的从而不免枯燥和压制的日常生活中生发和解放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调剂、补充，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网红打卡实践创造出新的自我和空间的关系。个体在新的媒介和技术条件下，创造性地将空间、自我和群体编织其中。原本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之外，不可能相遇的空间变成以可预见的方式相遇的地方。不同的个体基于特定方式和特定的空间相遇，进而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地方认同。然而，这种地方认同和以往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所形成的认同又非常不同。这种地方认同的形成消解了时间的连续性与周期性，强化了瞬时性，保留简化了内涵的空间性。网红打卡实践所呈现出来的时间和空间性特征，暗合了当下社会的高度流动性。
网红打卡构成日常生活的空间记号，具有“节”的属性。如果说节日的“节”是刻在时间上的，那么网红打卡的“节”是刻在空间上的，可谓之为“节点”。节点是日常生活空间的例外、转折和值得留下痕迹的地点。网红打卡要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节点，就如同节日一样，必须富含表演性，使其不平凡，才足以存入记忆——以往是记在人脑中，打卡则通过数字媒介的方式保存。网红打卡作为日常生活的节点，通过地点坐标和以地方为背景的照片一起被数字化地记忆。节点的记忆还可以传播和交流，使其如同节日一样具有社会性。
网红打卡重构了日常生活的距离关系。邻近和遥远不再仅仅由物理空间的位置决定，也不再一成不变。物理空间上遥远的地点也可能变成非去不可的打卡地，物理空间上邻近的地方由于变成了他人的打卡地也可能变得疏离。尤其特殊的是，这种重构不是由于技术和制度所导致的必然，而是自我和他人选择所造成的偶然。

2　网红打卡的社会实践意义

网红打卡折射出个体空间经验以及基于空间经验的交流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在当下流动性社会中，共同在场的空间经验变得越来越稀缺。网红打卡的错时在场作为一种弥补，提供了一种基于空间的人际交流，反映了人们基于空间的交往、认同的需求和习惯。诚如英国人见面寒暄天气一样，网红打卡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寒暄”的对象。英国人寒暄天气，是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天气多变的地理环境之中，对天气的感知是最可能的经验交集。网红打卡所引起的自媒体上的相互关注和讨论，说明即便不是长期共在一地，仅仅是不同时刻分别在同一个地方的打卡经历，也可以构成人们的经验交集。
网红打卡揭示了一种在高度流动的数字化和个体化的当代社会中，人们所残存的一种错时的空间经验交汇。人们热衷于此，必须要前往特定的地方打卡，哪怕仅仅停留片刻，仅仅为了“出片”，说明基于空间的经验对个体而言仍然富有价值，弥足珍贵。在日常生活“脱实向虚”的进程中，网红打卡创造了一种人与人基于实体地理空间的具体的经验连结。亨利•列斐伏尔（2018）曾经指出，“空间和场所变得越重要，对空间不经意的人就越多，因为媒体、形象、传播、概括都在密谋把他们与空间分开。”网红打卡则说明在与空间分开的同时也有可能催生新的连结。这正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神奇与巨大潜能。
网红打卡能够激起认同的原因是它所展示的情境与寻常个体的日常生活是贴近的，至少也是想象中可及的。这个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就在日常生活的转角之处，以一种绝然轻松之态实现了对日常生活循环往复、平淡无奇以及在现代性社会里控制日常生活的高度同一化的因素的挣脱（亨利•列斐伏尔，2018）。人们在日常的空间里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奇妙，展露出常人的创造所具有的改造日常的可行性。

3　网红打卡的局限性

网红打卡的目的性、模仿性和统一性却又消解了日常生活本来蕴含的偶遇、多元和自主性。网红打卡的在地实践仅仅是一种可以“出片”的瞬间表演，不能成为有延续性的日常生活本身，也不能像节日那样被固定起来。这使得网红打卡不可能具有革新日常生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终究成为日常生活中较为肤浅的、无关痛痒和可以替换的部分。
网红打卡以极快的速度实现由经验到概念的循环。那些原本属于经验范畴的鲜活的空间实践极速变成一套抽象的“模式”——必须包含哪些要素，要素如何组合，人如何嵌入其中等。既定的模式通过网络传播，通过APP触及并征服个体。被征服的个体遵循出片需要，成为被模式驱使的对象。模式成为一种外在的结构性力量，告诉个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美的，怎样才能得到关注，得到赞赏。个体在这个进程中再度受控，无可逃遁。这是网红打卡带给日常生活本身和个体的最大局限，人的创造力处于被限制的境地。网红打卡犹如工艺品生产一样，经过“设计+打样+生产（出片）+分销（社交媒体）”一套流程。绝大多数个体所参与的环节就是出片的到场与社交媒体上的分销。绝大部分的努力就是为了可靠地制造出理想的照片。人们追求的是曝光率和关注度，而非真实的自我表达和生活体验。这些照片要求看一眼就得让人心领神会，只需传递气氛、情绪、审美、直白的信息，不需要更多有关人和地方的故事和深层的记忆。其特征恰如亨利•列斐伏尔（2018）对现代性的话语所作的概括，“意义躺在一边，修辞被放逐了，能指摆脱了一切羁绊，飞走了。”
在上述的快速循环过程中，日常生活被一扫而过，变成被省略的环节。空间的体验还没有充分嵌入到日常生活经验中，就被快速地抽离，变成意向，在平台上被快速传播。进而嫁接上个体的想象，通过打卡行为转化为一个个记录，并继续传播下去。于是，空间在飞快循环过程中几乎不能触地，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离心出去，变成一个个碎片，或瑰丽或黯然，在自媒体的世界里飞旋。碎片化的空间和个体的生活轨迹擦边又离去。日常生活与过去那种连续的、稳定的空间脱离，穿梭在无数的空间碎片之间，毫无定形。空间也失去了原有的完整形态，化为齑粉，变成了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于是，人们对空间也不再做过多的要求，不需关心它的功能、它的物质存在、它的经济基础、它的社会关系。个体所不可控与无奈的还包括曾经属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自己所尊崇的事物的内涵与秉性被侵占、被表面化和被篡改。自媒体上流动的话语和景象构成汹涌的力量，让游客如潮水般袭来，让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被潮水袭夺。
张骁鸣，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休闲与人的发展、旅游语境中的空间与地方、节庆文化等。近年来致力于将现象学、符号学、媒介环境学等理论、方法应用于日常生活 体验研究领域。
议题：“打卡”与“在-场”
核心观点：“打卡”背后是人们的“在-场”命运。
如果打了卡，既不发“朋友圈”，也不发“小红书”，那会怎样？游客是不是就没什么兴趣打卡了？打卡带来的旅游体验是不是也要大打折扣？或者，连带着让文化地理学者关心的虚拟空间、媒介地方、空间秩序与正义等问题都成了伪问题？据说，发“圈”或发“书”有很多种意图，但大体上不过是一种自我记录或主动交流。这尚算比较中性的一种理解，但不言而喻地，对于因打卡而带来的交流，批判的声音往往占据主导。例如，在种种发圈或发书之后的线上交流中，“点赞”最为普遍，因而它也就被认为是一种太过简单而意义寡淡乃至意义匮乏的交流，是最低级别的认知（韩炳哲，2019）。
这样的现代性批判透露出一种“（打卡）不外乎就是（某种低级玩意儿）”的武断宣示，权威感十足，但说服力不够，且很容易压制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如果我们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回溯古人的打卡历史，也许就不会对当代打卡行为及其连带效应有那么多成见。
南朝陆凯写道，“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刚好看花的时分就能“逢”着驿使。想是作者本人和驿使都在游春赏花，这不正是一种契合时令的古代“打卡”活动么？人人皆可打卡，人人平等打卡，而花季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场“共时”事件。打卡之后，古人自然没有条件马上就去写个电子邮件、传个QQ留言或者发个朋友圈，但是分享之欲望或者通过分享而寄送思念之冲动与今人何其相似，这才拜托驿使寄花以赠春。其实，花要是真能到了陇头人手中，也当变成了残花枯花，哪里还能有春意。然而，作为媒介符号的花变成什么样已经不是十分重要，春意背后之情义确乎已经抵达，两人之间产生了跨时、跨地的协奏与共鸣，意义由此发生。
北宋苏轼在丙辰中秋与人“欢饮达旦”，大醉之中怀念7年未见的弟弟苏辙，于是填词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起赏月，既是一个时间事件，又是一个空间事件，在双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一场“打卡”。这一场景之下，人们与自然之间共同组成一个类似“中心―边缘”的交互结构，其中心当然就是那轮圆月。苏轼可能忽略了一件事，不同经纬度上见到理想圆月的时刻并不一致，然而这不过是无聊的现代人从无情的现代科学出发才会去关注的无趣视点。那么，“千里共婵娟”的核心启示应该在于：古人仅仅通过对符号（如圆月）、伦理（如思亲）的认知参与，就实现了异地但共时的强烈身心互动——斟酒、举杯、望月、慨叹、遥祝——并激发出高强度情绪能量（emotional energy，此概念源自兰道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不言而喻，古人这种在打卡活动中经由认知参与而激活情绪能量的本能，现代人当然也拥有。尤其在社交媒介技术帮助下，这种本能更是得到极其充分的释放。
南宋辛弃疾写道，“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比不得陆凯和苏轼的幸运，在郁孤台打卡之后的辛弃疾，此时仿佛竟不知将一腔愁绪向谁倾诉。青山不语，江水东下，行人泪尽，鹧鸪声哑。然而，他还是要“西北望”，或者，“西北”与“长安”只是一种相关而易用的隐喻手法，其实能够被“望”的何止西北，何止长安：既望那个曾经追寻笑语、暗香的少年，也望那个看了吴钩、拍遍栏杆的青年，更望那个还能与丞相一起登临赏心亭、“拍手笑沙鸥”的自己。“望”，其实不妨被理解为20世纪哲学家——无论是现象学家还是分析哲学家——都特别喜欢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正是它自动地促成了如其所是的人世事件的发生，而不再需要繁冗、冰冷、脆弱且“让上帝发笑”的因果论证。这一“望”，把此时、当时、此地、他方、故我、今我都密密地缝合于江晚时分打卡郁孤台的行踪之中。
再回到打卡之后的不发圈也不发书这件很可能发生——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在发生——的事情上面来：倘若不满足于发圈或发书，也不满足于点赞或被点赞，人们当然还可以在图文之下继续交流，或转移到私信当中去交流，乃至因兴致盎然、情感涌动而预约并履约一场咖啡馆中或林荫道上的交流。打卡本身，古已有之，并不是错。当代人面临的问题不过是：原本丰富的、开放的、关系性的、创造性的打卡及其连带效应被回环缠绕的媒介技术干预得太深，往往容易迷失，变成单调的、封闭的、独白式的、复制式的事件。
打卡，怕不就是古人今人都身处其间的一种“在-场”（“being-there”）命运而已：一方面，“在-场”当然可以意味着“在场”，也就是说打卡这项行为本身就要求人们的亲身之“在”，意味着人们始终要直接与一个地方打交道，无论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此地还是旅行语境中的他方；另一方面，“在—场”可以是“个人的”，但不会是“独自的”，也永远不可能是“独自的”，而是始终保持为海德格尔所称的“being-in-the-world”（“在-世界-之中-存在”），即始终与他人、他物乃至“未发现的自我”处于关联之中，且随时可能绽放出明亮、清澈、鲜活的意义。
艾少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秘书长。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议题：媒介、地方形象与身份
核心观点：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认识地方的方式，媒介塑造的地方形象与地方本身不同，展示出的新地方性特征还有待观望。
美国保罗·亚当斯（2020）将传播学相关理论借鉴到地理研究中，系统梳理了传播事件的4个维度：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其中，“媒介中的地方”是以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阐述的是地方在媒介中所呈现的虚拟和符号性意象，亦即基于媒介的地方意象与地理想象（陈晓雪 等，2024）。
开封“王婆说媒”的火爆事件，便是“媒介中的地方”典型案例，但“开封王婆”现象级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媒介所热衷讨论的“地方”，有一定现实基础。首先，在互联网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网络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基数庞大，互联网成了中国网民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与传统相比人们认识地方的方式有所改变。网络中的数字媒体通过视觉、听觉、感知唤起其他感官的联想，激起人们关于现实地方的情感和情绪，并影响线下的空间实践。当下社交媒介交互性、即时性、共创性等互动特点更是改变了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获得方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媒介“游历”地方。在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上，大量用户自发生产的短视频内容，创造了一个集视听媒介、社交网络、精准传播为一体的新型社会信息交互渠道（江巧暄 等，2024），媒介化的经验已然替代了亲身前往的直接经验。
其次，相亲、婚恋交友话题超越了区域性、地域性媒介讨论的范畴，是受全国媒介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媒介助推了该话题的热度升级。区域性媒介探讨的话题利用传播优势，往往引发受众共鸣。相亲、婚恋交友作为多数青年人的“人生必经之路”，是长辈眼中的“头等大事”，与婚恋相关的话题也具有“超地方”的特征。当下，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网络媒介影响力日益凸显，助推了该话题的讨论热度。为了获取更多网络关注度和影响力，社交网络中舆论领袖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开封王婆”相关话题进行呈现，通过景观消费形式对开封的地方形象进行生产、再现，生产出别具特色的“个性化”景观。
再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封对外呈现的地方意象在不断变迁。开封尽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在媒介不发达的年代给游客留下了“杂乱、破旧”的刻板印象（朱腾刚 等，2007）。在媒介作用下，万岁山大宋武侠城在2020年凭借“一天百场演出”破圈，吸引了一大波粉丝，拥有较高的网络舆论关注度。近几年，以地方媒介账号为首的行动者，积极利用自身权威话语和在媒介传播领域的优势地位生产出关于“开封”特色鲜明的地理想象，并将其服务于“开封”的地方形象塑造。无论是那些展现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还是描绘细腻的日常生活图景，都在无形中呈现了可供受众体验地方、感知地方的要素。这些要素塑造了开封对外传播的地方意象，也为受众提供了可供想象的“地方”。
总的来说，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离不开与地方之外的世界相互关联。互联网媒介的兴起极大地缩短了“关联”的时间成本和空间距离。在互联网媒介助推下，“开封王婆”这一互动节目被塑造为一幅定位于开封的“个性化”景观。为了满足游客的互动需求，“王婆”在游客的注视下以景观商品的形式不断进行展演；几乎同时，社交网络中的舆论领袖通过景观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地方“个性化”景观的塑造；而“相亲、婚恋”话题由于受众广、话题性强、互动性高的特征，网络中的游客也乐于通过媒介的二次传播，结合“开封王婆”这一景观进行联想和互动。可以说，“王婆”、社交网络中的舆论领袖以及网络游客构成了特殊的关联关系，这类特殊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新型的人地关系的诞生。
“媒介中的地方”并非是现实意义的地方，媒介中所生产的地方形象也与地方本身有所不同。本质上，媒介造就的地方是“地方想象”的呈现。但地方并非轻易就能创造的，地方性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开封能否依托“开封王婆”这一现象级事件完成地方意义的重塑，展示出新的地方性特征还有待观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王婆在《水浒传》原著中本是一个反面形象，虽然“开封王婆”在形象塑造上已将原来的水浒形象进行剥离，成为专门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的“王婆”，但每一个“王婆”的扮演者及其所要传达的价值观是否恰当、合适还需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会引发下一场网络时代的“狂欢”。此外，随着该事件的关注度日益高涨，当下“开封王婆”已成为一个拥有潜在流量的“景观产品”被批量化生产，在国内其他景区也出现了“王婆”。然而，受众所需要的并非只是创造一个相似的场景，或是被批量生产的、同质化的“景观要素”，而在于深刻理解年轻一代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借助媒介传播技巧描摹社会事件的地方要素，只有这样，才能塑造网络媒体时代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李鹏，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地游憩和旅游目的地管理等研究。
议题：社交媒体与地方建构
核心观点：社交媒体地方建构成为促进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方式，网红打卡地是数字化建构出来的地方。但能红多久，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以“淄博烧烤”“村超”“尔滨现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红打卡地的出圈，既是一种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数字实践，也是旅游目的地社交媒体进行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一种方式。
在学术研究中，空间是指纯粹的、物理的、自然的、抽象的和几何空间；地方是指具体的、主观的、有情感经验意义的空间；前者没有生命，后者具有生命。地方建构是人们针对地方内涵开展的具有营销意蕴的空间实践活动，通过环境的营造和事物的表征、事件的陈述，识别和形成地域的独特性，建构和唤醒地方的精神，培育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让物理的空间变成具有情感的“地方”。在旅游开发中，地方建构就是将一个空间转变成为对旅游者有精神意义的旅游目的地（Dupre, 2019）。
根据媒体的不同，地方建构可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方式，社交媒体则是新媒体中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在以往，传统媒体是地方建构的主要方式，譬如吴冠中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一颗失落的风景明珠》向世人推出了张家界；再如，长期以来中央电视台每年都在投放大量的宣传片用以推介不同的地方。这种传统媒体的地方营造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主要针对事物进行建构，如山水胜景、地质地貌、风土人情等；二是基于作品建构，通过介绍文学艺术家们的诗词书画进行传播。作者在完成作品创造的同时，自觉和不自觉地帮助地方完成了建构。三是接受过程是漫长的，因为不能参与，受众对于作品和作品中的事物理解也是困难的，要超越时空读懂作者和作品都不容易，理解作者眼中或心中的地方更是比较困难。
当下运用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地方建构的主旋律。数字化的地方建构，是通过使用数字媒介创造一种独特地方感的过程。一种是地方的数字化打造，通过特定位置的数字服务、产品或体验来增强物理场所，为所有人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地方，以提高场所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价值。为了让一个地方有更多人知晓和认知，管理者或运营商投放了大量的广告、网络宣传和建设数字化场馆等，这是一种有目的的建构和营销。另一种是数字化打造的地方。经过社交媒体矩阵，某个地方的独特性被少数用户发现、认可和传播，随后被广大用户所认同，形成了一个线上虚拟的地方。“淄博烧烤”“尔滨现象”“天水麻辣烫”“王婆说媒”等都是社交媒体全体成员数字化建构出来的事件和地方。其发展过程大致为：一是发现和关注，个人对于事件的发现和感受，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迅速传播，使得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的地域特征被关注；二是认可和吸引，在平台传播基础上的专业媒体宣传报道，进一步通过网络建构的地方对游客产生吸引力形成旅游目的地；三是互动和反馈，在旅游目的地实现主客之间互动实现交流和交往，游客的认知认同对构建的地方进一步形成正反馈。社交媒体和专业媒体的共同作用、线上和线下的共同努力，使得这些地方迅速火出圈。
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地方营造主要有3个重大变化。一是传播介质方面，从纸质媒体（报纸、杂志、期刊等）、电子媒体（广播、电视等）、互联网，发展到了移动网络；二是传播内容，从诗文、绘画、照片描述地方的自然山水、文化胜迹等事物，发展到流媒体记录节事、活动、生活等事件。三是传播方式，从单向的开环信息传递，到带有反馈的闭环传播，但绝大数人依旧只是传播终端的受众，发展到个个都是节点、人人都是用户的网络传播方式。从传播过程来看，社交媒体建构地方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全民参与性。传统媒体生态中，大家都只是受众，参与者只是极少数；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受众变成了用户，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人人可以参与。二是交流交互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而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呈现出网状特征，每个人都是地方构建的发起者、参与者和传播者。三是发生偶然性。社交媒体生态中，话题的主导者不容易固定，导致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这些出圈地方大都是个别网络事件发酵后形成的群体性网络事件：地域的某个人、某一件事偶然地吸引到了公众的关注点，引起网络共情传播，使得大量用户逐步认同某个地方。
做好社交媒体地方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分析新环境（载体）。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技术条件等宏观环境，都会对旅游者出行、旅游目的地形成和接待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影响和新变化的存在。二是针对新市场（客体）。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了人的需求变化，进一步导致了旅游市场变化，把握好这种变化并细分好新市场，无疑是地方建构的依据之一。三是选择新媒体（媒体）。选择合适的媒体对于地方建构十分重要，不同性质的事件需要的媒体是有差异的。社交媒体地方建构必须有矩阵思维，要根据目标受众和地方定位，做好平台选择、内容选择、日程安排、受众分析、互动计划和绩效评估等环节。四是形成新供给（主体）。分析新环境、针对新市场、选择新媒体的出发点就是要形成新供给，就是把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管理条件等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补齐短板、提升水平，服务于新市场。
当然，对于游客新需求，旅游目的地供给方既要适应，也要引导。目前各个网络出圈的目的地大都只是被动地适应，面对新需求或出现的新问题无法及时或有效解决，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如对于社交媒体引发的人流暴增，很多情况下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很少有网红打卡地出圈是政府或企业主动引导形成的。同时，大多数社交媒体地方建构实践都是昙花一现。时尚和经典固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但社交媒体在今天打造出来的时尚，有多少能成为明天流传的经典？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谢双玉，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
议题：游客情感、地方性产品与新媒体裂变
核心观点：网红打卡地现象的形成是游客情感自由与品质生活追求、打卡地地方性重塑与旅游产品有效供给、流量时代下新媒体裂变式传播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淄博烧烤”“村超”等一系列网红打卡地的火爆“出圈”，既充分体现了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反映了在全域旅游、大众旅游时代全面来临的背景下，旅游有效供给与个性化消费需求的有机统一。网红打卡地现象的形成是游客情感自由与品质生活追求、打卡地地方性重塑与旅游产品有效供给、流量时代下新媒体裂变式传播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心安之地是归处。游客的情感自由与品质生活追求是网红打卡地形成的重要前提。早期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探讨中有“自由与丧失自由”之辩，有人认为消费者是“自由”的，他们有自由消费与物品选择的权力，但他们也是“丧失自由的”，大型超市欢快的音乐、电子出入口和宽敞的电梯通道，在催促着他们加速流动、使用与除旧布新，人似乎被物化和商品异化。尽管物和商品本来是为人服务，如在观光旅游中，人们容易缺失将当地人的生活编织到自己的意义之网中的意识，使得游客像被架上了旅游机器，失去了个人“自由”，换言之，反映的是当时物质消费自由与情感自由的不匹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秩序、消费场景、人际关系网络与大众文旅消费观念不断转变，旅游人不再满足于表层物质消费自由，开始向往旅途中“闲适”“质朴”“自然节律感”等价值。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们在满足了基础型需求后，开始逐步追求高层级需求，如求知、审美甚至是自我实现，特别是Z世代旅游消费群体的成长与崛起，他们渴望通过旅游的形式来寻找内心的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着重追求品质生活与消费体验、在乎消费品味、接纳消费符号，随之而来的是文旅融合广度不断加深，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文旅新现象不断涌现，文旅模式不断更新，逐步地改变着整个旅游市场的结构与特征。换言之，尽管人们旅游的动机、趣味、空间在不断变化，但他们所持续向往的，即能够以合适的、无所达致的、坦然的情感自由去面对周围世界的自我，以及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是不变的。这些网红打卡地的“出圈”，正是充分认识到旅游消费的这一趋势与特征，实时抓住了旅游消费的新需求。
其次，景观之上是生活。地方性重塑与旅游产品有效供给是网红打卡地形成的重要基础。自上世纪中叶起，无地方现象似乎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根本原因是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与地方意义逐渐丧失。旅游业让大多数游客的地方体验设定在规划的景点和酒店里，裹挟在批量配备的纪念品商店里，缺乏真实的地方体会。然而如今绝大部分景区的旅游供给不再是“单调的，无趣的，统一的”，它们能够结合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力量对地方意义进行再生产，旅游消费者在进行打卡时对符号进行能动的解码，实现了休闲享乐与自我价值的提升，各网红打卡地在想办法“接住”出圈带来流量的同时，积极推介当地特色文旅，成功带动了当地其他文旅资源的发展。因此，旅游业发展并没有完全出现雷尔夫所担忧的问题，即“现代性所具有的无地方把根植在地方之中的历史与意义连根拔起来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一切”。马克•布瓦耶（2022）在《西方旅游史》中指出，在启蒙运动之后，18世纪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两项大革命：一项是“工业革命”，另一项是“旅游革命”。现代交通技术与信息发展造成了时空压缩，诗和远方不再是神秘与遥不可及的，旅游从一种求知现象转向一种纯粹享乐，从一种生活实践转向产业构建，旅游地逐渐自我“祛魅”。如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旅游消费的惯常化，面对丰盈且多元的世界，游客更多在追寻旅途中内心的坦然与自由，旅游者正逐渐地自我“祛魅”。旅游供给正从传统经验上标准化转向个性化与特色化，旅游产品充满了社会记忆，旅游景观是风景，也是生活。
最后，天时地利与人和。流量时代下新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是网红打卡地形成的重要条件。网红城市现象级文旅现象走红，流量时代、旅游新实践时期为之天时，旅游地自身的文旅资源禀赋为之地利，焦点话题与新兴媒体裂变式传播为之人和，共同成就了这泼天火爆。数字化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一个火爆的话题可以迅速引起上千万人关注，旅游城市的发展不再只靠政策吸引，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与知名度。2023文旅消费趋势报告表明超1.1亿观演人次撬动文旅消费新场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中国日报网，2023）。旅游流量时代的来临，为每个已经在硬环境与软实力上做好准备的小城市提供新机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网红不是开发模式，而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营销手段，网红城市及其现象级文旅情景的出现，背后是网红城市“久久为功”的“厚积薄发”，也是温暖美好、贴心服务与主客共享的善意，更是旅游市场变化与产品供给的有机统一。部分学者认为如今的旅游被“异化”了，曾经需要用脚步缓慢丈量与目光缓慢打量的旅游活动，如今借以各种交通工具得以便捷、无缝对接的通勤速度走马观花，游客如同流水线般，“经过风景”而并非发现风景，只是换个地方消费打卡。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如同“媒体朝圣”，追求的是象征性意义。但实际上当今旅游发展不是单调且异化的，人们对美好生活持续不懈的追求终究会促使旅游从业者以全新的理念去看待与完善旅游业。在文化引领、科技赋能、创新创业的新时代，旅游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密集型产业，广大游客消费需求不断变迁，旅游从业者需以全新的动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旅游者定义旅游资源的时代，旅游已经切实成为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选项，旅游消费需求将更加个性化、品质化、多样化，游客在深度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同时赋予了其更多的意义与内涵。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的二三线城市而言，“泼天富贵”流量的来临，既是对其自身发展韧性的挑战，也是激发城市发展新动能的机遇。
李亚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McGill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研究员，国家民委人才项目“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研究方向 为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
议题：媒介朝觐与地方性循环重构
核心观点：媒介朝觐是推动网红事件地方性循环重构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社交媒体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旅游活动作为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已逐步成为社交媒体驱动下的产物，旅游体验也从最初的具身体验转化为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媒介仪式，追求媒介仪式带来的自我满足和身份认同。
库尔德将“朝觐”引入媒介仪式中（Couldry, 2000），认为媒介朝觐特指到媒介叙事中重要的地点去旅行（Couldry, 2003），实现了从“媒介外”到“媒介里”的边界跨越。媒介朝觐使旅游成为一种追求象征性仪式的活动（周梦 等，2023），区别于传统旅游体验对景观真实的期待（Crouch et al., 2005）。伴随着媒介朝觐活动的火爆，朝觐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与传播，对地方进行了新一轮的想象和建构，延长了网红事件对地方性重构的周期和界限。

1　网红事件引发地方关注，形成地方想象

网红事件的形成是多元且复杂的，有官方媒体的推广，网络平台或自媒体（含商家）的分享，或是多元媒体的共同塑造。网红事件引发的地方关注，离不开媒介主体的议程设置或主观描绘，以及媒介平台的多渠道传播。社交媒介在其中发挥着“想象”的中介作用，促使受众形成地方想象。社交媒介催生的地方作为一种被建构的空间地理（Wright, 1947），给实地体验和网络空间体验的受众提供了共同阅读的“媒介仪式”，模糊了真实地方的距离和现实空间的边界，是一个想象的空间（邵培仁，2010）。贵州榕江的“村超”，正是因为媒介传播带来了赛事的出圈，成为大批球迷心中的篮球圣地。

2　想象空间激发旅游动机，产生地方期待

流量经济背景下，公众的注意力已成为一种重要资本（Goldhaber, 1997）。由媒介传播构建起来的想象空间，围绕网红事件发生地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不断生产的内容形成庞大的网络流量，对潜在游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何啊龙 等，2024）。“媒体文化会撩拨起人旅游度假的欲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民众内心浮现出去新景点旅游或以新媒介览胜的念头”。以“淄博烧烤”网红事件为例，想象空间经历了最初的自媒体传播、以政府为核心的互动传播以及多元主体共建的节日传播3个阶段。不同阶段对“淄博”这一地方的建构和形象传播均激发了潜在游客的旅游动机，促使他们实现了实地“打卡”的旅游实践，即媒介朝觐。进而促使公众注意力从线上资本转化为线下流量，成为地方性重构的引力。

3　身体在场进行媒介朝觐，实现地方互动

网红事件在媒介朝觐的驱动下促进了线下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网红事件促使地方成为媒介朝觐者身体实践的空间，朝觐者通过打卡、录制视频、直播等形式与地方的景观、居民进行互动，来迎合网络热度，以完成媒介仪式。游客带着地方的想象和期待以具身方式验证着媒介想象空间中的地方性，并探索着有别于媒介宣传的地方感。以“天水麻辣烫”为例，媒介中的场景和美食，成为游客完成媒介仪式的重要道具，通过场景重现以完成“喜爱角色”→“扮演角色”→“成为角色”的朝觐期待（周肖帆 等，2024），媒介朝觐成为地方性重构的动力。

4　媒介再现地方感知，推动地方性循环建构

游客身体的在场或离场过程，借助于媒介再现地方感知，为其他潜在游客提供了一个极具主观性和真实性的想象之场，一轮又一轮地吸引着公众注意力的持续关注，建构出了网红事件不同周期的地方特性，实现了地方性的循环建构。媒介的持续再现，吸引着公众注意力这一线上资本，而公众注意力的持续关注是推动网红地向“长红”地转向的关键（蔡礼彬 等，2024）。以贵州“村超”为例，这一网红事件吸引了全球足球迷的关注，持续的赛事、KOL（关键意见领袖）、专业球员和明星的加入，带来了持续的公众关注，吸引了大批潜在游客以及球迷的多次重游，由他们在社交媒介生产的内容实现了媒介持续再现，为其他潜在游客提供了新一轮的地方想象，成为地方性循环建构的助力。
陈兴，成都理工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英国知山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规划与管理、文化与景观地理、旅游体验与旅游影响。
议题：网络凝视与地方性掩饰
核心观点：网红传播将地方性纳入“舞台真实”范畴，地方性嵌入舞台表演形成“地方性掩饰”，由此建构了地方性边界，并导致地方空间出现异化。
当下，旅游地网红塑造和传播蔚然成风，网红传播给旅游地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流量，也极大地提升了旅游地的形象；但与此同时，网红传播也给地方性表征带来了重要影响。通过网红传播，旅游地形成一个个“神圣景物”，旅游地的核心吸引力被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符号化的地方性叙事，网络公众（旅游者）的地方认同被唤醒和强化，并在一些群体中形成互动仪式链作用下的情感能量，进而激发出更广泛的旅游体验需求和消费意愿。由于网红传播主要依托自媒体，使得网红的“凝视”角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片段性和偶然性，从而导致通过网红塑造的地方性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性的原真，仅具有符号意义，在网络公众（旅游者）的集体性阐释中形成了“地方性掩饰”，进而造成对地方性的重构。

1　网红传播的符号叙事过程及影响

从“淄博烧烤”到“王婆说媒”，一个个原本普通平常的事物或景物，在网红传播中经过超现实的象征性表述被“符号化”，在媒介和大众传播的推动下，成为既凝聚历史客观又附着思想主观的叙事文本。这些超现实的符号叙事，迎合并激发了网络公众（旅游者）的空间想象，从而成为旅游地新的核心吸引力，也因此受到旅游地的重视。为了塑造网红并接住网红传播带来的“泼天的富贵”，旅游地往往采取积极措施，从主动式营销宣传到环境设施响应及服务提升，不断强化与网红传播相吻合的地方性表征。在这些网红传播的符号叙事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性，但景物信息的集体性建构，客观上也强化了对旅游地的“舞台化”影响。伴随着旅游者“网红打卡”式旅游体验的实现，带有集体烙印和意识的“凝视”事实上影响了旅游地地方性的真实。

2　符号体验的真实形成地方性掩饰

在网红传播中，被集体性阐释所建构的符号成为旅游者追捧的对象，旅游体验所追求的真实性通过符号体验的真实得以实现，而这些符号具有景物本身和脱离了景物的双重信息，因此，旅游体验的真实具有了“虚拟真实性”。与此同时，旅游地的空间生产在网红传播中成为网络公众凝视下的表征过程。表征的空间在网络公众集体性“凝视”的权力性影响下，将地方性纳入“舞台真实”的范畴，地方性嵌入舞台表演，形成了“地方性掩饰”。地方空间原有的“人间烟火”，在凝视者群体的互动仪式中被不断强化和建构，呈现出一定的虚拟性。舞台化作用下形成的“地方性掩饰”，在吸引旅游者的同时，借助旅游者对网红传播内容的再生产，不断强化着公众的集体性认同，最终实现对地方性的影响。

3　地方性掩饰导致地方重构

网红传播形成的虚拟性舞台空间，通过集体性“凝视”建构出社会公众认同的地方性，这种具有“舞台化”特点的地方性带有明显的他者视角，是基于“观众”欣赏的需要，并非完全出自我者的本然。但他者的集体性认同具有很强的权力影响，加之网络媒介传播的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及具有交互性内容生产等特点，投射出具有较强稳定性的“舞台印象”。旅游者通过“网红打卡”，以具身体验的方式寻找并强化心目中的“舞台印象”，同时，旅游地为了吸引旅游者，也会积极营造符合旅游者“舞台印象”的网红打卡点，主客双方协同推进了空间的表征。最终，“舞台真实”形成的“地方性掩饰”成为公众眼中真实的地方性，从而使“地方性掩饰”实现对地方的重构。当“泼天的富贵”随着喧嚣退去，网红热度减退时，旅游地却依然定格在迎接“泼天富贵”的状态。
张旭，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热带地理》《世界地理研究》青年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经济、城市网络、城市全球化等。
议题：流空间与网红城市
核心观点：媒介“流空间”与“地方空间”交织重组塑造了网红城市，如何拓展“流空间”类型并辐射更多的利益主体是网红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红城市的崛起反映出数字经济和流量经济时代实体空间与媒介空间的日益融合，由此产生了新型城市空间生产和社会交往模式。“流空间”理论作为当代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关注要素流动对城市发展和空间组织的作用，可以为理解信息化背景下网红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

1　“流空间”的3个层次

“流空间”（space of flows）是用于描述信息技术范式下新型社会结构的空间逻辑（Castells， 1996）。该理论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加速了社会物质基础的重构，各类要素的流动性不断加强，“流空间”逐渐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空间组织逻辑。“流空间”由3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是由各种电子信息和通信设备组成的基础设施系统；第二层是通过网络基础设施连接并由各种社会活动构筑而成的节点系统，包括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中的节点和枢纽；第三层是由服务于全球资本的金融、管理、技术“精英”通过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空间组织，即“流空间”中的“权力空间”。在地理学视野下，“流空间”概念经常被具象化为通过各种流（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不断运动而形成的空间场域或载体，其中城市作为各种流汇聚的核心节点成为地理学等领域的关注重点（高鑫 等，2012）。

2　网红城市的“流空间”构成

根据“流空间”理论，网红城市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媒介“流空间”与城市“地方空间”进一步交织重组的结果，其形成同样建立在“流空间”3个层次的基础上。首先，以抖音、小红书、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城市空间的网红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不同于新闻报纸、广播电视、官方网站等传统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具有低门槛、扁平化和及时性等特点，为公众参与城市形象传播和构建提供了重要渠道。其次，公众在媒介空间上开展的“打卡”分享、点评互动、二次创作等虚拟活动是城市“地方空间”网红化的核心动力。通过碎片化信息在媒介空间的快速传播，网红“打卡”地在短时间内成为海量信息流汇聚的重要节点，从封闭的“地方空间”转化为开放的“流空间”。由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分散性，一些小城市也可能在某些影视作品或偶然事件的加持下获得天降流量，成为打破固有城市等级体系的网红节点。最后，网红城市形成的背后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平台运营方、地方政府、商家、“头部”用户等“精英”群体发挥了重要的“引流”作用，但是普通大众对信息的转发和参观“打卡”等行为是推动城市空间网红化的必要条件。网红城市的出现是媒介信息创作者和观众群体共同建构的结果，体现出“流空间”去中心化的特征。

3　城市网红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红化对于城市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相较于“地方空间”“流空间”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单一网红事件引发的流量暴涨往往时间极为短暂，难以为城市带来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网红小城市难以像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保持“长红”的原因。此外，“流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碰撞可能会导致空间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争夺网红地空间使用权而引发的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甚至对一些城市的形象和声誉最终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拓展城市“流空间”类型，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吸引力，同时将更多的利益主体纳入网红经济的辐射范围，是网红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
余志远，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士，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指委委员。主要从事旅游体验研究。
议题：故事营销与网红打卡地
核心观点：网红打卡地背后存在故事营销的逻辑。网红打卡地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对游客的宠溺及所提供的真诚服务。
“讲故事”在很多领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市场营销者常常对品牌进行叙事策划，用故事来塑造、表达并传播品牌。“讲故事”被用于营销，是因为故事更具有感染力，能让人产生深度思考，塑造潜意识，激励消费者的行动。“淄博烧烤”“村超”“尔滨现象”“天水麻辣烫”“王婆说媒”等火爆出圈，背后包含了“故事营销”的逻辑。

1　旅游目的地叙事中的“好故事”

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叙说的好故事，大致体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好故事要有情感性，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淄博烧烤”的引爆点，其实是山东部分高校大学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隔离到淄博，因地方热情照顾而感动，并许诺在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回淄博吃烧烤的故事。而“尔滨现象”讲述的则是“退票事件”引起当地真诚应对的故事。第二，好故事应该真实可靠。上述有意或无意地用于营销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而非杜撰。虚假的宣传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流量，但从长期角度而言这种做法不值得鼓励。当旅游者来到故事发生地时，他们所感受到或者是即将上演的故事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在麦肯耐尔看来，所有的旅游者都体现着一种对真实性的追寻（Maccannell, 1973）。这种观念实际上就隐藏了旅游者对真实故事的向往和迷恋。哈尔滨旅游的兴起，还建立在其城市本身为游客提供真实的冰天雪地和璀璨的地域文化等体验。这种美好真实体验让旅游者易于信任目的地，更愿意为目的地进行正面传播。第三，好故事要有不断建构性特征。目的地通过故事营销的方式招徕游客，为他们创造更多可供享受的故事。对于目的地来说，这些故事就是要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产品。创新而又丰富的旅游产品就好比为游客创作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新鲜故事，从而让旅游目的地在地方故事的叙说上进行不断建构，提供更加引人入胜的情节，并不断加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传播。第四，好故事应引人深思。“淄博烧烤”“尔滨现象”等爆火，让人们深刻反思当代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困境。“王婆说媒”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现象，深层面暴露出当下年轻人所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职业压力，以及寻找伴侣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同时也反映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2　旅游目的地故事营销的劝说机制

首先，为受众创造一个能引起他们美好情绪价值体验的故事。营销者讲故事实质上就是在讲述一种有关产品体验或者品牌体验的生活故事，向消费者传达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提升品牌或者产品的情感体验，从而塑造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Papadatos, 2006）。网红打卡地的火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对游客的宠溺及所提供的真诚服务。
其次，新媒体叙事下的集体狂欢。当旅游目的地激发起受众的关注和兴趣后，在抖音、微博等新媒体的叙说中，对同个事件的关注及交互式的叙事风格掀起了一场场集体性的狂欢，进而又不断丰富与建构了新的故事。莫里斯·梅洛-庞蒂（2005）提出“具身性”概念，强调身体作为人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手段。兰德尔·柯林斯（2009）在分析集体狂欢并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时，特别强调了“亲身在场”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柯林斯当年并没有想象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数字媒体带给人类的“超真实性”的体验。新媒体的出现，先进的数字技术对身体形态的复刻，塑造了身体在场的镜像，即被扩展的身体（杨庆峰，2007）。技术身体具身地参与到媒介文本构造的虚拟空间中，产生沉浸的代入体验感。当人们全神贯注于故事之中，他们便会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纷扰，在故事的情节与角色中体验到一种内在的喜悦与满足，并最终导致他们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最后，从浪漫的地理想象到现实中去朝圣，建立更深层次的人地关系。故事是人类理解和体验世界的重要方式。当旅游目的地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叙说时，受众不仅能够通过讲述者的描绘感受到目的地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更能够在心中构建出一个充满浪漫色彩、带有神圣意味的想象空间。而浪漫的地理想象则诱惑着诸多旅游者奔赴真实故事发生地，亲自到网红地打卡，与地方形成更为深入的互动促使游客加深了他们对地方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又参与了地方故事的建构，为地方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实现了从“媒介地方感”到“实地地方感”的跨越。正如多琳·马西（2013）所言：“抵达一个新地方，意味着加入了对那一地方被制造的相互交织的故事总集，以某种方式与这故事总集建立起联系。你不只是在穿过或跨越空间，你正在对它做一点点改变。”

3　旅游目的地叙事提升的方向

旅游目的地故事的叙说者是多主体的，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其中，很多旅游者原本只是作为故事的听者而存在，但在听故事的过程中，通过数字媒体融入故事舞台，并最终成为故事的叙说者，通过亲身实践创造着新的故事，同样为旅游目的地营销提供了更具新鲜的素材。这种不断卷入的叙事实践，既促进了人与地方之间的深度交流，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为此，旅游目的地在进行自我叙事的同时，也应重视旅游者的叙事体验，在为他们创造美好体验的同时，积极鼓励旅游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以及自我体验，以此作为故事营销的重要方向。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说，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本质是提供故事的场景，将原本不起眼的空间转变为有吸引力和独特的地方（Chronis, 2005）。旅游目的地就好比一个剧场，产品供给就像为游客奉献一场戏剧故事，它们让游客逃避现实中的烦恼，沉浸在由目的地提供的戏剧情节和人物中，像演员一样在其中扮演着各种情节需要的角色。因此，从旅游拟剧的角度推动旅游目的地舞台布景设计、旅游从业者表演规划和剧本设计是旅游产品深度开发、旅游目的地叙事提升的重要指引。
李大伟，泰山学院旅游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与文化地理学。
议题：游客空间行为与标准化网红景观
核心观点：标准化的网红景观背后隐含的是游客对确定性和标准化的挑战，而游客最终却创造了标准化的网红景观。
新媒体成为塑造地方的重要力量，但仍需警惕景观演化背后的无地方性。爱德华·雷尔夫（2021）在其著作《地方与无地方》中写道，人在地方的根植性较为普遍，但当前地方已被流动性所占据。流动性极大地丰富与扩展了地方的经验，地方与无地方看似对立，实则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要点在于如何提升地方积极意义与独特性的同时，又不丢失人性所共同认同的便捷与效率。无论是根植性还是流动性，认识地方的途径大致为3个维度，即地方的物质性、地方的意义以及地方的评价。物质维度的体现如地方的位置、景观体量、景观间的关联关系等。地方的意义维度包含不同主体在时间、空间变化过程中所生成的安全、依附甚至痛苦等地方感。评价维度又可分为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讨论。
第一个维度，被“反向打卡”的网红城市似乎都有着热门打卡地加网红街区的组合模式。热门打卡地特指在网络上爆火的特定烧烤店、麻辣烫店等，网红街区如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天水古城等。游客步入旅游目的地后，往往需要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可能是一个休整身心的酒店或补充能量的饭馆。雷尔夫提到存在性空间一词，即人们依据自身的行为目的将特定的空间节点认定为特定的地方，最终实现良好的栖居。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戴维·西蒙（2022）将之称为“在家性”，即人们即使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依然会在出行时计算出行地点距离旅行中暂时住所的距离，这是人们基于自身体能、心理预期所建立的地方意义。在“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等爆火后，多数游客来这里的目的之一是吃一顿烧烤、麻辣烫，而在就餐前后，游客往往有较多富余时间。在特种兵式旅游背景下，游客会结合餐厅位置、酒店位置挑选一个打卡地。网红街区恰好处在这样的区位，位于众多烧烤店、酒店、商场周围，符合打卡的便利性。类似地，在诸多热门城市旅游目的地中，城市中的历史街区也因区位、历史文化成为游客的打卡地，但这些历史街区中的店铺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景观、售卖商品网红化的演化过程，如类似“我在某地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某地”等标牌。在历史街区的游览中，游客似乎已经忽视了街区的历史文化含义，虽然抱怨着街区的商业化、景观的同质化，但在城市旅行中，不断打卡一个又一个历史街区。
第二个维度，地方意义的独特性。雷尔夫在划分地方感知时，将地方认同分为内部性和外部性，在主体上可分别从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的视角加以理解。以淄博为例，多数进淄游客可能经历过雷尔夫提到的一类或多类地方认同：存在的外部性（没听说或不了解淄博）、客观的外部性（淄博是一个无特殊性的地级市）、附属的外部性（淄博只是曾经经过且未留下特殊印象的地点）、间接感受的内部性（通过网络宣传进一步认识淄博）、行为的内部性（淄博烧烤的小饼、炉子、小葱特色明显，体验感十足）、移情的内部性（理解淄博丰富的文化/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甚至存在的内部性（参与到游客狂欢式的打卡行为中/被淄博人的热情与实在所打动）。其次，回到本地人本身，以八大局便民市场景观变化为例，许多淄博市居民可能存在以下一类或多类地方认同：存在的外部性（街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便民市场，现在已经变了味儿）、客观的外部性（街区就是一个位于老城区的市场）、附属的外部性（偶尔会经过该街区，但一般不会在里边买东西）、间接感受的内部性（看新闻淄博火了我们也开心/火了之后我们才知道炒锅饼是我们淄博特色）、行为的内部性（网红街区丰富了淄博景观的多样性，展现了淄博多样的文化内涵）、移情的内部性（人流涌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该区域的拥挤）甚至存在的内部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但是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第三个维度，需要讨论该街区的本真性或非本真性。雷尔夫认为“家”是地方的本质。人们既可以热爱流动性所带来的多样性与便利性，又能享受家所带来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于游客，地方的本真性与存在主义维度的旅游真实感有类似之处，即游客往往期望在旅游地获得新的知识或自我认知（Wang, 1999）。对于本地人来说，景观变化能否威胁到自己所建立的家的意义极为关键。若过多游客涌入网红打卡地提升了物价、造成了拥堵，就可能遭到本地人的反感。雷尔夫在书中提到的地方真实感不包含狭隘的地方感与排他性，但也要注意流动性给地方带来的问题。如果从更大尺度来看，中国也是一个地方。对于游客来说，若要表达对一个地方的热爱或创造，就要找到其中的文化内核，用包容、积极的心态发现家乡之美、唤醒他者对家乡之爱。而淄博、天水等城市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比如突出地方性景观的宣传、与周边景点联合打造景观带。同时，需提前考虑到对本地人生活的影响，协调好跨主体的地方感。
董皓平，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
议题：部落主义与网络狂欢
核心观点：网络狂欢在地体验是一种追求象征性意义的活动，部落成员旨在集体愉悦中追求一种“畅快感”。
以追求集体化激情为目的的网络狂欢在地体验现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可以被视作是在当代社会中寻找真实社交体验的一种方式。对于此类现象，若仍从工具主义偏好和个体主义偏好视角进行理解，难免存在解释盲区或产生误解。Maffesoli（1996）提出的部落主义（neo-tribalism）范式可提供独特的解释视角。Maffesoli认为，在社会碎片化和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个体为了寻找同类，会与有着共同情感的他人组成新部落（neo-tribe）。新部落被理解为一个由异质个体组成的网络，人们通过共同情感和生活方式形成“暂时性聚集”。由于新部落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需要借助能够促进和支持共享的事物，以巩固和确认成员联合的存在，包括仪式、符号和空间（Hardy and Robards, 2015）。这些联系往往是促成行为动机和核心体验内容的重要原因。
以“成都迪士尼”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狂欢在地体验，通过梳理事件发展脉络，可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中识别到两个新部落。网络空间中的部落，是由网络互动中产生的共同情感连接在一起的情感部落，通过对其剖析可理解事件缘起的情感基础。现实空间中的部落，是人们为了追求集体化激情而组成的狂欢部落，对狂欢活动中仪式和空间占据行为的剖析可理解人们在地狂欢的意义。两个亚部落因共同的情感和喜好同属于“成都迪士尼”事件部落，个体由虚拟向现实部落的流动构成了人们前往线下打卡的过程。
对网络狂欢在地体验的关注应理解其来源于网络端的情感基础。网络互动中产生的独特且丰富的集体化情感往往是事件得以爆火的重要原因，对媒体叙事文本和情感产生过程的剖析成为理解事件后续的关键。在“成都迪士尼”事件中，由说唱歌曲和MV带来的独特幽默感是网友们热议的焦点，这种在说唱歌曲中极为少见的幽默感也是该事件能够爆火的重要原因。人们在对网络话语符号的解码编码过程中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通，这是一种流动的、暂时的、偶发的社会性情感联接关系，即构成了网络空间中流动且短暂的情感部落。幽默感联接的情感部落成为这场网络狂欢的主体，狂欢中的人们沉浸在一种共通的情感中，在观望和使用网络语言的过程中收获由集体产生的快乐。此外，我们不能忽视网红事件中潜在的草根特质。“成都迪士尼”事件的主人公诺米因其自身的单纯和质朴，塑造了一个广为大众喜爱的草根形象，由此激发出来的共情感能够迅速拉近自身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并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同时，草根文化在个体间接受程度的弱差异化也增加了情感部落的内部粘性，这间接地增强了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度和网友讨论的持续性。
共通的情感在网络话语的碰撞中相互传递，并通过特定的仪式行为被强化，最终塑造出该情感部落的共同符号（Summers-Effler, 2006）。在“成都迪士尼”网红打卡现象中，由歌曲MV第一段副歌视频片段所构建的仪式行为，成为网友共享情感的聚焦点，也是其媒体朝圣过程的主要媒体叙事文本参照以及在地狂欢的核心仪式。网友对仪式行为的模仿和观看，不仅是通过更为具象的幽默要素来共享情感的过程，也是在心照不宣中实现对“成都迪士尼”相关内容的深层次理解的过程。尽管远程交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仪式的参与感，但由于缺乏实时的互动，这种方式难以替代亲身参与所带来的团结感（Collins, 2004）。网友们对具身参与和面对面交流的诉求促使他们跨越媒体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在媒介地方（media place）中通过角色扮演、模仿取景、在地社交等方式进一步接近媒体过程，从而在肉体的感性体验中实现更为彻底的狂欢（Couldry, 2000）。由此，现实空间中居民小区内的健身器材场地成为网络情感部落在地狂欢的聚集地，对MV第一段副歌视频片段的模仿仪式成为狂欢活动的中心，坐在健骑机上有节奏摇晃的“表演者”与四周围观的“观众”共同构成了狂欢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占用和共享公共空间，情感部落让“身体的共同在场”（bodily co-presence）成为可能，通过聚集和仪式化的实践，社会关系、文化身份和集体认同得以公开地表达，由此产生并强化了一种集体的观念和共同体的感觉（Lv and Qian, 2018）。
朝向网络狂欢在地体验的媒体朝圣过程是一种追求象征性意义的活动，跨越虚实世界的过程也并非完全基于对景观差异和真实性的期待，而是渴望在狂欢活动的围观与聚集中追求一种集体化激情，感受在网络互动中难以感受的“在一起”的氛围（王宁，2017）。这就类似于人们为何会选择去现场看“村超”球赛一样，因为即使通过电视转播也能够看到比赛的实况，但那种来自于赛场的“人气”以及与在场观众共享激情的快乐，是在家中观看电视转播感受不到的。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成都迪士尼”与以往体验消费类网红打卡事件有所不同，在聚集和喧闹中感受快乐是这一狂欢现象最本质的特征。相比于现代性社会中的“无根性”体验，这种媒体朝圣可被视为人们在被现代性蹂躏的时代中寻求“重新扎根”的象征，在地的狂欢广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部落成员重新发现社会关系的真实性（Maffesoli, 2000）。

主题主持人总结

以上人员针对“淄博烧烤”“村超”“尔滨现象”“天水麻辣烫”“王婆说媒”“成都迪士尼”“伦敦金丝雀码头”等网红打卡地的数字化实践与新空间形态生产问题，在新媒体技术塑造生活方式、“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数字化实践的发生机制、地方重组与身份重塑、空间的结构解析、空间异化以及未来发展警示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如下共识：
1）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塑造的“网红打卡地”作为一个网络人气热词进入大众视野，不仅为人们观察网络社会景观提供了新载体，而且为人们空间行为选择和地方社会文化宣传解锁提供了新方式。新媒体具有先天技术优势和作为媒体信息服务的功能，大大缩短了人们的“关联”时间成本和空间距离，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互动，扩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提升了人们的信息沟通能力，延伸了人们的真实空间生活。
2）“网红打卡地”的出现，预示着以“流量人”和“流量社会”为特征的网络空间关系的生产，表征着人类社会空间再结构方式的革新以及空间生产新模式的出现。网络技术向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扩展，把不同尺度空间的流动要素纳入一个新的叙事框架，重塑了传统社会空间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数字化实践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空间生产的新兴力量。多重因素的互嵌交织，促使媒介“流空间”与“地方空间”互动并发生重组。
3）新媒体技术通过数字服务、产品或体验增强了人们对“地方”的凝视。从地方内部视角看，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周到的服务与热情待客之道、讲好地方故事等，是游客前往网红地打卡的重要“拉力”因素；从外部视角看，游客赴网红地打卡是一种网络狂欢的在地体验和追求象征性意义的活动，游客情感自由与品质生活追求、地方打卡欲望、流量时代下新媒体裂变式传播等，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推力”因素。与传统媒介相比，社交媒体对地方的营造在媒体形式、内容传播、发生方式上均发生了新变化；但地方营造下的地方性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生产，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
4）在网红打卡地空间生产过程中，流量是一种新的“筛选机制”，不仅可以重塑地方身份，而且会产生认同争议。新媒体数字化实践和普适技术的推广具有开放性，一方面“激活”了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消解”了日常生活本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的不均衡发展和身份认同障碍；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分析，数字化形式的虚拟仿真空间形式尚无法揭示网红打卡地空间生产的深层机制。因此，媒介的数字化实践应多关注网红打卡地形成和变化的深层机制。
5）新媒体技术的网络化实践还会将地方性纳入“舞台真实”范畴，一方面游客通过“短暂的认同”会转移到对地方的赞美；另一方面地方性嵌入舞台表演也会发生“地方性掩饰”，甚至价值观引领异化等问题。因此，网红事件通过媒介朝觐在使地方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未来如何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使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吸引力，防止“人气”变为“过气”，建立良性的空间规范秩序；如何让“消解”的日常生活重新定位，并重现日常生活的奇妙，等等，都是需要多方共同关注和努力解决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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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nary Wharf for over a decade. https://www.minttwist.com/services/web-design/canary-w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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