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sms of Cyberspace's Influence on Re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Wuzhen's Mu Xin Spatial Production

  • Xuanning Li , 1, 2 ,
  • Gaojun Zhan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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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02

  Revised date: 2025-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5-08-11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eeply mediated internet, cyberspace has evolved into a field of human activity and practice that is as important as physical reality. Howeve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w cyberspace dynamically shapes, reconfigures, and even produces real spaces remain weak. This study takes the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of famous writer and artist Mu Xin (1927-2011) as an entry point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and spatial effects of his atypical "literary icon" as a person who became famous overseas and returned to China in his later years but became "popular" in the mainland cyberspace. The study is based on Edward Soja's "third spac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views cyberspace as a "third space" of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full of power game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Using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Mu Xin, who became famous overseas, was shaped into an atypical "netizen" by the cyberspace in the mainland, and how he transposed from the cyberspace to the real space and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al space in Wuzhe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rstly, five subjects of power in cyberspace made Mu Xin a "literary icon"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is power will further reconfigure the real space associated with him;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cyberspace on real space includes geographic reconfiguration, power reconfiguration, and poetic construction. Third, the power of cyberspace to transform real space lies in the imaginative space constructed by people with poetic colors, as well as in the economic and brand value of literary icons. Overall, this study strongly argues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cyberspace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yberspace is no longer just a virtual reflection or accessory of real space but a dynamic and productive space with its own logic, capable of profoundly and multidimensionally reconfiguring the real space associated with it through complex symbolic practices, power operations, and collective imaginaries. The research significantly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ird space" theory in the digital age, effectively transferring its core insights to the analysis of cyberspace, and revealing how cyberspace, as a "third space," is specifically involved i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eal space. In addition, it reveals how cyberspace as a "third space" is specifically involved i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eal space. Concurrently, this research deepens the exploration of media geography and empirically demonstrates that cyberspace is not only a carrier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but also a key field and driving engine of spatial production.

Cite this article

Xuanning Li , Gaojun Zhang . Mechanisms of Cyberspace's Influence on Re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Wuzhen's Mu Xin Spatial Production[J]. Tropical Geography, 2025 , 45(8) : 1461 -1472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50111

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已成为信息时代地理空间和地理学拓展的新领域。人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限于物理世界,网络空间成为承载人类活动的新空间形态。网络空间是一个具有实在性的空间,一个新的社会公共领域,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理空间的虚拟空间(高春东 等,2019),它模拟出与现实生活几近相同的生活场景,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江东 等,2023)。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周成虎,2023),网络空间除了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外,也渐渐显露出空间本身的生产能力(骆正林,2023)。换句话说,网络空间的发展隐含着无限可能,能将现实世界映射到虚拟空间,亦可以让网络中的事物实体化,虚拟照进现实(郑鹏 等,2010)。
从实践上看,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产生现实空间之外的精神的、虚拟的和非物质的文化现象,也给基于传统物理空间的地理学研究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Chen et al., 2023),孕育出对网络空间的研究取向(孙中伟 等,2014)。网络空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大大拓展了传统的空间边界,成为人们开辟新意义的场所,它与现实空间的关系,也不只是对立统一,更是一种“在现实之中存在”的关系(Kitchin, 1998; Lavis, 2015; Ewers & Kangmennaang, 2023)。因此,可以认为,人与空间的关系已经开始从二元的“人-地”关系向三元的“人-地-网”关系迈进(高春东 等,2019)。相应的,伴随网络空间生产而来的,是资本、文化和权力的新一轮流动与分配(Crewe, 2013)。
不可否认,网络空间已经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交互关系,甚至创造着一部分人们赖以生存的新型空间。在以往的空间生产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物理空间或实体空间的生产,将网络空间界定为“媒介”或“平台”,却忽视了网络空间本身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局限性,是空间研究惯性、技术发展阶段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随着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网络空间本身的生产及其主体性问题已无法回避。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网络空间制造出的文学偶像木心为例,采用访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家木心上网,网络走红,又反作用于其故乡古镇,最终影响乌镇的空间格局演变的过程,探索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路径。以期深入对网络空间的认识,创新空间生产的研究对象,拓展“第三空间”在数字化时代的内涵与其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网络时代的空间转向

1.1 第三空间理论与网络空间生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思潮的兴起(王丰龙 等,2011),“空间”打破了“自然事实”的固化定义,成为横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综合概念(Chen et al., 2023),并孕育出了亨利·列斐伏尔(1974) 1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此基础上,索亚将空间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龚举善 等,2025)。其中,第一空间(First space)是指物质性的空间,可通过实证方法观察和测量(如城市建筑、地理景观);第二空间(Second space)是观念性的空间,由权力和意识形态建构(如城市规划蓝图、乌托邦想象);第三空间(Third space)是指超越前两者的动态场域,是“真实与想象、物质与符号、个体与集体的混杂空间”,强调空间的开放性、生成性与政治性(Soja, 1996)。通过解构二元对立、强调边缘群体的实践,索亚揭示了空间的政治潜能与解放意义(龚举善 等,2025)。
就第三空间而言,索亚认为它的核心命题在于: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力量(Soja, 1996)。具体地,第三空间的本质特征包括:1)混杂性(Hybridity),即打破真实与想象、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一切社会关系、文化实践和权力斗争均在此交织;2)抵抗性(Resistance),即边缘群体通过日常实践(如街头艺术、非正式经济)重构空间意义,挑战主流秩序;3)生成性(Becoming),即空间并非固定容器,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过程。
第三空间的上述特征,以及学界对其界定,蕴含着其对网络空间生产研究的潜在适用性。首先,第三空间的混杂性与虚实交织(龚举善 等,2025)。索亚的第三空间强调真实与想象的不可分割,而网络空间(如社交媒体、虚拟社区)恰恰是物理世界与数字想象的混合体。如,社交平台既是技术基础设施(第一空间),又是被算法和平台规则控制的权力场域(第二空间),更是用户通过互动、内容生产重构身份与社群的“数字第三空间”。元宇宙中的虚拟场景,既是代码构建的物理模拟(第一空间),也是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投射(第二空间),更是用户创造新社会关系的实验场(第三空间)。其次,第三空间具有生成性与流动性。网络空间的快速迭代和用户共创(如开源社区、玩家自创游戏模组)呼应了索亚“空间作为生成过程”的观点,强调空间通过实践不断地被重新定义。
在互联网时代审视第三空间,其实已经涉及对地理学虚实空间问题的思考。在信息时代,地理学不可避免地要关注虚拟的网络空间(Entrikin, 1991)。也正是这样的启发性观点,为媒介地理空间、网络空间等新空间形态进入空间研究领域预留了通道。本研究认为,网络空间无论是在空间形态还是空间属性上,都与索亚对第三空间的界定类似。所以,本研究的网络空间,也是对“第三空间”在信息时代的探索和延伸,能丰富和充实“第三空间”的内涵。

1.2 地理学与传播学融合的网络空间实践

地理学与传播学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维涛 等,202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发展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催生出的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文化传播观”都足以证明,现代传播学与地理学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与地理有同根之源(袁艳,2019)。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用“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和“媒介中的地方”4个象限,串联起关于媒介与传播的地理学思想(Adams, 2009),他认为,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中,又创造着地方;媒介既是载体又是内容。这种变态分层结构其实是将空间、地方、媒介视为过程而不是实体,它们均处在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二元互动中,而不是二元对立,彼此的关系因此呈现复杂流动的状态,相互渗透、相互生成、此起彼伏(袁艳,2019)。该观点为地理学“传播转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回应了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人与地方关系转型问题,“媒介的空间化”与“空间的媒介化”开始进入地理学讨论范畴(Turnbull et al., 2022)。由此推断,“墙外开花”的木心,之所以“墙内香”,就是因为网络空间对木心的建构,继而影响作为木心故乡的乌镇的现实空间演变。该过程正是一个在新型的网络空间中虚实互动的典型案例。因此,本研究以被网络空间制造出的“文学偶像”木心为例,尝试在第三空间范畴内更好地理解网络空间的意义和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概况

乌镇木心文化空间是一个以木心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现实空间中集中表现为木心美术馆、木心故居等新建的场馆,在网络空间表现为有关木心的图文、视频等意义生产行为以及网民对木心的解读与讨论。选择“网红作家”木心影响下的乌镇空间演变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3点原因:1)木心的作品早年在大陆几乎没有传播,晚年却迅速成名,在时间上正好对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兴起;2)在木心的成名过程中,网络空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木心”是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偶像制造过程;3)木心成为“网红作家”之后产生一系列效应,而从相关研究推断,与其相关的现实空间也会被直接影响(Saunders,2010)。
就文学成就本身看,木心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即便他在海外取得较高成就,彼时在大陆却鲜为人知。也因此,木心的大陆成名之路,与大陆任何一位主流作家截然不同,那就是木心首先在大陆互联网成名。此外,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4年首次在木心的故乡乌镇成功举办,缘水而兴的乌镇在全球化时代结缘互联网,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互联网小镇”。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会址,乌镇的空间支配者在建构乌镇的过程中,尤其擅长利用网络空间,这有助于木心现象的诞生。
木心现象是网络空间媒介化运作的结果,发生在第三空间中,又影响着与其相关的现实空间。木心现象大致可以描述为: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木心的文学作品更新了载体,读者不仅仅能在纸质媒介上阅读作品,还能在网络空间完成这一过程。与此同时,更大范围的“网民”也参与到“阅读”和“创造”木心的行列中。网络空间以其互动性、及时性、多元性、平权性等特征,显著地提高了木心作品的传播效率,进而使木心本人的品牌价值和文学影响力得到重塑,这些变化引起乌镇现实空间中权力主体对木心的重视,进而影响乌镇的空间规划与开发,以及木心作品的受众的朝圣行为,最终推动了乌镇空间格局的演化。因此,探讨网络空间塑造的网红木心如何影响乌镇现实空间格局的演变,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络时代地理学关于空间媒介化和媒介空间化的过程,也能清晰地反映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3种方法收集资料,调研过程分为5个阶段:1)预调研阶段,阅读木心生平著作,并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携程、百度指数、媒体官网等平台检索有关木心与乌镇的数据、报道、游记、评论、留言等;2)实地调研阶段,2023-04-28—30,实地调研乌镇的木心空间,对木心美术馆的游客、当地居民、商户、旅游管理者、美术馆工作者进行访谈,获得一手资料,同时,拍摄记录对研究有价值的二手资料;3)资料整合阶段,整理和分析所得的数据资料,初步证实研究思路的合理性与数据可得性;4)再次前往乌镇(2023年7至8月),以志愿者身份深入调研有关木心的数据资料,访谈美术馆工作人员、乌镇旅游开发团队、乌镇居民、旅游者等;5)分析与补充调研阶段,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需要作针对性补充。

3 网络空间的“偶像制造”与现实空间响应

3.1 “木心现象”与“木心年”

木心,1927-02-14出生于乌镇东栅,当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画家。“木心现象”是指1982年以来,木心及其作品先后在纽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国内地区热度骤增的现象。按照时间划分,木心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大概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2年之前,这是木心的个人成长和积累阶段。木心在浙江、上海等地区从事艺术创作,其间坎坷波折,几度入狱,但木心笔耕不辍、持续创作,该阶段完成的长达65万字的狱中笔记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2
第二阶段是1982—2006年,这是木心的成名阶段。木心在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台北及纽约的报刊,逐渐受到海外各大媒体的热烈报道,成为各类文化论坛的常客。其中最高峰的年份是2006年,这一年后来被文化界称为“木心年”(荠麦青青,2020)。
第三阶段是2006—2011年,这是木心在大陆逐渐受到关注的阶段。木心回到乌镇定居,并首次在大陆出版作品 3,标志着木心进驻了当时以PC端为主体的网络空间。
第四阶段是2011年木心去世以后。2011年,也是国内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元年。得益于第三阶段的积累,木心在网络空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受关注度大幅增加。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也放大了木心在网络空间的影响,使之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网红偶像”。此后,在陈丹青和陈向宏的推动下,木心故居纪念馆于2014年5月开放;在2015年的11月,木心美术馆开馆;2021年4月,木心晚年居住的“晚晴小筑”开门迎客。值得关注的是,木心美术馆开馆后,木心在网络空间的热度也达到新高度。如今,有关木心的现实空间也成为乌镇的核心吸引物 4

3.2 建构“网红木心”:多个权力主体参与的偶像塑造

木心在网络走红,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合力的偶像制造过程(汪荣,2019),网络空间是该过程的载体,也是木心走红的加速器。该制造过程充分体现了网络空间本身的生产和传播能力,显示了网络空间特有的空间特性。
首先,是文化届主导的关于木心的研讨与宣传,既是对木心文本空间的扩充,也是在网络空间对木心作品意义的讨论与更新。这批文化届人士包括陈丹青,美国华裔学者童明,学者孙郁、陈子善,作家梁文道、阿城、陈村、何立伟,记者李静等等(汪荣,2019),其中的旅美学者李劼,甚至出版了1本著作——《木心论》。他们的大力推崇,为木心在大陆的传播开辟了一条从上到下的路径,而这种路径,本质上依赖的是基于文学场域的精英的公信力(汪荣,2019)。由此产生的关于木心的作品、论断、报道、评价,都成为网络空间生产的素材,大批读者加入到对木心的阅读、讨论和二次创作中。无论这些声音是推崇还是批判,客观上都为木心在网络空间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支持。可以说,网络热度加速了木心的网络化进程,网络空间关于木心的意义建构也由此开始。
其次,是出版方在网络空间的意义生产。实质上,这是将一种以利益为核心的、涉及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网络空间(刘宏 等,2021)。彼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属的北京贝贝特公司负责木心作品的大陆出版事宜,该公司在中国出版界享有盛名,通过论坛、讲座、圆桌对话、沙龙和读书会等形式,运用商业化手段宣传和推广木心(汪荣,2019)。在众多宣传手段中,网络是贝贝特宣传木心的主阵地,推动大陆出现第一股“木心热”。值得一提的是,贝贝特负责木心作品的是出版界名人刘瑞琳,她先后组织出版了《读木心》《木心论》《木心纪念专号》《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2016木心研究专号:木心美术馆特辑》等,加快了木心的经典化过程(汪荣,2019)。
再次,是网络自媒体的介入,充分体现了网络空间的独特性。由于木心的文风以及他本人遗世独立的气质,许多文化、文学、艺术博主将木心及其作品作为内容创作的素材之一,微博、小红书、哔哩哔哩上的博主创作了大量有关木心的词条 5。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于木心文本中所体现的古拙典雅的创作特点,满足了新世纪以来人们的怀旧需求和集体想象;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文化记忆的选择性消费。木心的作品中,最受自媒体欢迎的是俳句和小诗,这些作品具有超越国界的艺术审美,其古奥典雅、短小精美,非常适合进行摘抄和改编。网络自媒体的大量传播,让已经辞世的木心不仅没有流失拥趸,反而因为网络空间获得新生,俘获更多读者,又一个“木心”在网络中被制造出来。
最后,是读者的文学朝圣,这是发生在文学空间的地理位移,而网络空间生产是读者朝圣的原动力之一(图1)。木心的成名离不开读者,也正是大陆读者对其作品的高度热情,间接促成木心在晚年回国,定居乌镇。移动互联网时代,读者表达喜爱的方式更加多元,网络空间是读者发表阅读感想的生产空间。读者将对木心的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相结合,撰写文章发表于网络平台,对木心及其作品进行传播。除了文本内容,还有一部分读者侧重视频生产,包括对木心视频材料的剪辑发布、直播分享等多种形式。木心粉丝(包括一些明星)在网络空间的自发行动,引起更大的网络关注。如杨幂、黄轩等 6,都曾公开推荐过木心的作品,感谢那些文字在人生低谷时期带给他们的向上的力量,而这些素材也通过网络空间大量传播,获得粉丝和更多网友的追捧与情感共鸣。
图1 木心美术馆读者留言*

*手写留言内容:“自从十多年前从当时的《南方周末》刊登的陈丹青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介绍到木心先生,就一直关注并向往着今天的朝圣。从故居到美术馆,看到、听到、感受到的都不止是敬仰,更是深入内心的怀念和崇拜。木心先生,我们会‘再见’。丹青先生,真心地感谢您为木心先生所做的一切。”

Fig.1 Reader's message from Muxin Art Museum

值得一提的是,木心本人也曾参与“网红木心”的制造过程。虽然木心的文字透露着清冷甚至是倨傲,但木心本人在现实中却十分有亲和力,表现为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重视。木心晚年定居乌镇,曾多次利用网络平台与网友直接对话,这样的互动交流使读者更容易“粉丝化”(汪荣,2019)。典型的是,2010—2011年,木心曾在豆瓣平台的木心小站与网民、读者进行2次即时的交流互动,木心用真诚与恳切的态度回复留言与问题。后来,“木心答豆瓣网友”被辑入《木心纪念专号》第一期。
木心的制造过程像是一场由各方力量叙写的神话,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走红过程,木心神话的制造更依赖网络空间的力量。木心本人并不张扬,一直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半生是匿名状态 7。但是,正是这样看似隔绝于世的生命体验,恰恰给了神话制造者绝好的素材和足够发挥的叙事空间。木心出现在大众视野,走红网络时,已经年近八十,人们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德高望重的老者,在其作品中(如《从前慢》等)体悟到了传统文人的典雅与怀旧情结,唤醒了心底的国民记忆,于是自发地在网络空间将其送上文学神坛。

3.3 从“云上木心”到乌镇的木心空间展演

通过权力主体的空间生产,原本存在于现实空间的木心及其作品在网络空间得到新生,让木心完成网络化进程,成为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文学偶像。与此同时,“读者”和“网民”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起来。网络空间对木心的偶像化生产,拓宽了木心在第三空间的影响力,积累了更多的读者。网民/读者对木心的高度热情,也成为推动木心在现实空间完成地理转移的重要因素,使得木心在晚年回国归乡,定居乌镇。
木心虽是乌镇人,但他从1982年之后便定居美国。1999年前后,乌镇开发之初,当地退休教师徐家瑅向乌镇的总规划师陈向宏赠送了一份在台湾发行的《中国时报》(1998-11-22版)。在这份报纸上,刊载有木心的《乌镇》一文 8,此文引起了陈向宏的高度关注。2001年,陈向宏与陈丹青取得联系,共商木心回乡事宜,并与木心本人开始了长达5年的书信往来。最初,木心非常排斥再回乌镇,屡次拒绝回乡邀请,但陈向宏坚持与木心保持通信。后来,陈向宏将木心年少时在东栅居住的庭院购买回来,进行精致修缮。终于,木心于2006年从美国返回乌镇 9。归国后,木心将其旧宅命名为“晚晴小筑”,继续进行文艺创作。此时,晚晴小筑并未对外开放。但PC端的网络空间已经给木心偶像化提供了场所。2011年木心去世,至2014年,木心逐渐成为乌镇的形象符号,在网络空间完成了蓄力,开始强力作用于乌镇的现实空间,于是就有了木心美术馆的建设。
乌镇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乌镇空间的强力支配者。在乌镇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之所以将木心请回,从企业角度考虑,主要有3重逻辑:1)文化逻辑,木心的引入能为古镇注入时代元素,更新乌镇原有的文化空间 10;2)社会逻辑,木心拥有文学家、画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且长期旅居美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对木心的妥善照顾会引发社会共鸣,唤醒他们共同的文化情结;3)经济逻辑,木心身上具有传奇人物的某些特质,经过网络空间的意义建构,木心已成为人们尊崇和敬佩的文学偶像,脱离了木心本身,成为一个具有深层次经济价值的形象符号。
身在美国的木心,其时已成为西方文艺界的华人代表,但与乌镇、国内文艺爱好者,甚至整个国内文艺界都缺少关联。木心从美国返乡定居之初,是未被偶像化的木心的回归,而并非文学偶像木心的回归。彼时的木心,还未真正嵌入到已经过初步开发的“新”乌镇。但此次地理空间转移,却是木心在国内网络空间偶像化的开始,网络空间对一个后来者“木心”的塑造,最终促成现实空间改造,诸如木心美术馆、木心故居纪念馆的文化空间展演。从本质上看,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也类似于孙九霞等(2020)指出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但网络木心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又不局限于此。

4 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重构

4.1 木心景观——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地理重构

文学景观能产生持久且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姜辽 等,2023)。网络对木心的偶像制造行为,首先影响了木心所生活的现实空间,木心美术馆、木心故居纪念馆等一系列木心景观的建成,是网络空间赋予现实空间的直接产物。它们的出现,使互联网意义创造下的符号化的木心,真正实现从网络空间走到现实空间,最终使第三空间中的人们能在乌镇的现实空间直观木心的作品、影像、住宅及与其有关的一切。
木心美术馆位于乌镇西栅风景区乌镇大剧院旁,收藏了大量的木心作品,有散文、俳句、诗歌、小说、乐谱等手写文稿,还有木心的美术创作。馆中不同位置还循环播放着6段有关木心的珍贵视频资料。除常设展览外,美术馆还不定期举办特展,典型如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展馆的联动展,以及各类讲座、论坛、音乐会等。数据显示,美术馆的访客络绎不绝,淡季时日均客流量在600~1 000人次,旺季时日均客流量可达2 000~5 000人次,访客主要由木心的长期读者、慕名而来的欣赏者和以乌镇为目的地的旅游者构成,其中欣赏者数量占比最大,美术馆也成为来乌镇必打卡的热门景点 11
伴随着木心从网络空间走向现实空间,木心文化景观相继落成,它已不再是乌镇现实空间的旁观者,而是乌镇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深深嵌入到乌镇的文化空间生产中。木心从网络走到现实,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网络空间生产对现实空间形成影响的第一阶段,即原始地理空间的重构,而与此相关的木心地标性建筑的落成,是网络空间生产影响现实空间的直接证据。

4.2 木心与茅盾——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权力重构

在原始地理空间重构的同时,与木心不同时代却同处于乌镇的知名作家茅盾也受到影响。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写作是一种发生在生活经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主体性实践,而同一空间中可以有多个写作主体(Saunders, 2013)。对乌镇而言,除了木心,还有一位文学巨擘——茅盾。茅盾的故乡同样位于乌镇,在木心文化景观落地之前,乌镇就有茅盾故居纪念馆等以茅盾为核心的地理空间。在经过网络的偶像化生产过程后,木心自身的经济、文化价值提高,与茅盾空间产生一定的争夺冲突。
木心和茅盾的文化景观在乌镇东西栅均有分布,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2类空间发生交互。相关资料显示,木心幼年曾于茅盾故居阅读大量书籍;木心景观也因在地理区位、养护水平明显优于茅盾景观而被茅盾爱好者批评厚此薄彼等等。然而,这种空间交互和冲突,与木心和茅盾本人并无太大关联,他们都没有参与到冲突中。究其根本,是隐藏在背后的空间权力支配者操纵,使木心景观后来居上,对公众而言,这种权利重构的外在表现,就是空间协商与重构。此时,无论是“木心”还是“茅盾”,对于乌镇的文化空间而言,都是一种具有意义象征的符号。但木心文化空间的后来居上,又表明它与茅盾空间的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的分野。
在知名度上,茅盾在乌镇家喻户晓,但却少了经过网络空间的偶像化生产过程,其故居以原始形态存在,专程为朝圣茅盾而前往乌镇的文学爱好者并不常见 12。木心回归后,他和茅盾的现实物理空间几乎完成了一次边缘互换(汪荣,2019),相比茅盾,木心的纪念设施地理区位更加便捷,占地面积更大,场务人员更多,场内设施更为精美,甚至木心美术馆中所有展览都由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陈丹青设计。网络中的神话叙写,为木心赋予了远超过茅盾的品牌价值。木心之所以后来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生产和消费选择的结果,而木心之所以被空间权利支配者选择,也是一种文学话语的被选择,背后体现的是时代的变迁和消费机制的转换,体现的是“网红木心”的权力对现实空间重构的支配。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相比茅盾,木心在现实空间有着更多的消费潜力和市场变现的可能,因为他的作品更具“可参观性”(汪荣,2019)。
得益于乌镇的木心文化空间,木心在网络空间中的偶像形象与其在现实空间中的生活形象实现了有机结合,人们在乌镇有机会看到比文本空间更真实、更亲切的木心。在文学界,小到乌镇,大到整个中国,都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木心的文学史定位,重新评估其作品的价值(汪荣,2019)。
在因木心而来的文化空间重构中,第一阶段是空间权力的分配,支配者也作出了不同的分工,茅盾故居由事业单位管理,木心故居由乌镇旅游集团投资开发。因为开发主体的不同,导致二者无论是在投资规模,还是宣传力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13。第二个阶段的权力重构,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重构,该阶段强调网络空间的主体性,木心与以茅盾为代表的既有文化符号发生空间冲突,最终在空间的有限性中完成协商,木心空间取代茅盾空间成为大众更加关注的空间焦点。
但是,空间并不是有限的循环,而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将不在场者与在场者相结合,从而实现其无限性(Hones, 2011)。空间演变的这种特性,被互联网进一步放大,木心在乌镇的现实空间,反过来在网络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地理重构和权力重构虽然不是空间重构的最终结果,但它们促成网络中的偶像化木心与现实中的生活化木心产生联系并走向统一。这种统一,将一个更完整、更多面、更立体的木心,呈现给乌镇居民和木心的欣赏者,让他们能用自身的主观想象,去缔造一个以木心为主体的诗性空间,于是开启了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影响的第三阶段。

4.3 朝圣与想象——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诗性建构

诗性建构指向空间的无限性和超越性,是由内在于时间的过程,和内化于空间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过程所构成(安宁 等,2014)。网络空间存在的基础更大程度上在于其所缔结的社会关系(张敏 等,2015)。诗性建构的本质,就是建构出一个“真实与想象兼具”的再现空间(张敏 等,2015),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是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空间。而木心从网络空间走向现实空间,再从现实走进众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乌镇空间演变,人们对乌镇的重新认识,木心网络空间的演化等等,其本质上也是属于一种空间的诗性建构,网络空间生产的放大性和生成性加快了有关木心的社会关系空间的发展进程。
木心对乌镇空间的诗性建构,首先体现在人们对乌镇的地方想象和文学朝圣上。在地理空间和权力空间的重构完成后,网络化的偶像木心走进现实的江南乌镇,慕名而来的欣赏者、木心的长期读者、乌镇本土居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木心的影响,也逐渐加入到生产和制造木心的行列中。人们对乌镇的形象认知就不仅仅是传统的“江南水乡”,还会联想到木心。而木心的长期读者,基于对木心的热爱,对乌镇更是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解,这种理解往往会渗透进木心元素,染上木心风格。乌镇本土居民,也在口耳相传、实地造访中接受了木心这位“同乡”,并以此为豪,不断地向外介绍木心。
木心所涉的每一种主体,事实上都在通过自身对木心的理解,在自我意识中逐渐建构起他们所认可的木心。这个木心可能是被偶像化的,可能是生活化的,也可能是经过偶像化制造后再回归生活化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木心的形象都被想象赋予了无限性,超越他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背后体现的,就是网络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曾一果 等,2023)。于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空间,开始转化为具有情感意义的地方(Potter & Seale, 2020),以木心为核心的诗性空间就产生了。这意味着人们不再只关注木心本人、木心作品、木心景观,而是执着于不在场的他的诗性气质,最终实现了木心的审美价值。
诗性建构是网络空间生产的意外结果,也是文学媒介作为一种美学艺术与网络空间结合的创造。这也表明,不仅场所可以生产媒介,媒介亦可以生产出一个充满精神意义的场所(Potter & Seale, 2020)。诗性建构在文艺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任何现实空间都具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也具有被想象的可能。只是在木心的案例中,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更加放大了人们对乌镇空间的诗性建构。
综上,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首先,木心作品被发现,多个权力主体开始在网络空间建构一个木心世界,经过网络空间的放大效应,一个新的“网红木心”被制造出来,木心也因此成为一个非典型文学偶像,网络空间完成蓄力;其次,综合各种因素考量,乌镇的空间支配者开始响应网络空间,通过地理重构、权利重构和诗性建构完成对乌镇现实空间的改造,使“网红木心”在现实世界有了载体空间,并发展成为乌镇的重要吸引物。由此,网络空间完成了对现实空间的作用过程。换句话说,网络空间已不再只是现实空间的附庸,而具有了能动性。
图2 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路径

Fig.2 Influence path of cyberspace on the real space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文化界、出版方、自媒体、木心、读者/网民等5个权力主体在网络空间进行意义生产,将木心打造成为一个引起大众共鸣的“文学偶像”,并通过网络空间传播,扩大了木心的影响力。木心在网络空间的巨大影响力,最终得到乌镇的空间支配者的响应,这进一步重构了与“文学偶像”相关的现实空间。网络空间利用文本、音频、视频等形式,结合文化生产、消费市场、营销宣传,将文学偶像推向神坛,再利用其在网络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力,引起现实空间的关注,使文学偶像身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价值被发现,从而重构与之关联的现实空间。
2)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包括地理重构、权力重构和诗性重构。这3种空间重构形式互相渗透,没有严格的优先级别,但大致存在先后顺序。首先发生的是地理重构,即在与文学偶像相关的现实空间内,新建或重修了具有地理代表性的建筑,如美术馆、纪念馆、故居等;然后是权力重构,网络生产使文学偶像的地位和价值得到重塑,在经济价值、品牌价值的讨论中占据优势,从而与空间中具有相似属性的主体产生冲突;最后是诗性建构,经过了地理、权力重构过程的文学偶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品牌形象,而是具有情感意义的生活化主体,在不同人群的想象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3)网络空间改造现实空间的动力来源于人们所建构的具有诗性色彩的想象空间,以及文学偶像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品牌价值使网络空间生产出的文学偶像被现实空间的权力支配者所发现,使之成为具有功利价值的盈利主体,能为现实空间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也让文学偶像本身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具有诗性色彩的想象空间的构造,让文学偶像与现实空间更好地融合,能通过想象实现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链接,让文学偶像回归生活。但该过程必须经过网络空间生产的洗礼,以超越自身局限,完成审美高度的重新审视。

5.2 讨论

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能帮助认识非传统现实空间的生产过程。在20世纪末,以电视传媒为代表的信息媒介和大众传媒,在形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方面权力更大(张薇,2012)。相比而言,网络时代的形塑权力开始分散化,大众权力异军突起,如木心案例一般。这也意味着,网络空间虽然延展自现实空间,但并非对现实空间的完全依附,甚至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空间,影响现实空间的生产过程,并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如同索亚所言,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周遭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Soja, 1996)。网络空间正是如此加入到人类空间生产过程并发挥作用的。
保罗·亚当斯将第三空间的理论拓展到媒介地理学领域,第三空间的意义和内涵还在不断发展。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将第三空间理论与网络空间生产相结合,尤其是将网络空间作为主体置于空间理论的理论树中,创新了空间理论的研究对象。具体地,本文着力于研究一种具有第三空间特质的新空间类型——网络空间,并尝试考察其对现实空间的影响。网络空间不仅仅是技术手段,其社会、文化、地理意义更体现在其已具有一定的主体性。第三空间以其混杂性与流动性,虚实交织,主体生成性等特征,在表现为网络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进化成物理世界与数字想象的混合体。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浪潮中,这种结合或许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尤其是,网络空间的生产过程已开始对现实空间产生显著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现实空间的演化。上述结论对研究第三空间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数字化时代虚实交织的空间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人-地-网”三者互动关系的体系中,“现实空间对网络空间的影响”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骆正林,2024冯健 等,2024),如何进一步展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搭建更大更清晰的研究体系,有待继续探索。
就木心案例看,不同于传统的作家、文学作品与旅游地之间的文化空间塑造过程,木心的走红,以及他对乌镇空间演变的影响或许更有独特性。也是因为这种独特性,使本研究能在延续经典的文学旅游地空间重构研究的基础上(安宁 等,2014),关注到当今网络时代的特殊现象,并以木心在乌镇的文化空间建构和展演过程为案例,初步解释了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过程。同时,在对网络文学偶像建构过程的分析,以及对网络空间影响现实空间路径的探讨过程中,证实了媒介与地理学所结合出的新型空间对于“第三空间”的内涵拓展。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故居类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借鉴。中国的名人故居星罗棋布,放眼同类文人故居、博物馆、纪念馆和旅游区,唯有乌镇捕捉到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心理,并巧借网络空间中的文学偶像,将网络空间的木心落实于木心美术馆、木心故居纪念馆、木心故居,既续写了木心的文学神话,又为木心的神话创造了现实空间,提供了载体。由此,乌镇不仅加强了与木心的关联,还扩大了木心的影响力和欣赏者的群体范围,拓展了潜在受众规模。因此,利用数字化传播(詹琳 等,2022)——本研究关注的“网络偶像制造”——可以被视作一种创新的资源开发路径。
在典型性和示范性方面,本研究也为网络空间的合理生产提供参考。本研究表明,通过一定的网络制造,能唤醒大众的群体记忆,将具有意义的社会产品赋予价值,使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广泛影响力,甚至改造现实空间。而无论是制造文学偶像还是制造网络产品,都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在文学偶像制造过程中,需要重视文人思想的精华部分,将公众记忆和共同情怀熔铸到偶像的灵魂里。因此,与其说制造偶像,不如说是人们利用网络营造出自己心中的完美人格。这种完美人格影响欣赏者的价值选择,令文学偶像步入神坛,亦使文学神话从网络走进现实,完成个人与想象中的偶像的现实互动。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AI等技术手段愈加成熟,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已故作家与人们在网络空间进行对话也具有可能性。网络空间能将“美”更大化地传递,引起人们对“美”的共鸣。因此,在网络空间进行有益的、正能量的生产,往往能辐射到现实空间,促进现实空间更好地发展。

1 出版时间为1974年,此处参考2021年出版的中译本。

2 现存于乌镇木心美术馆。

3 该作品名为《哥伦比亚的倒影》,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 百度搜索指数显示,“木心”在2015-02-19达到峰值12 382人次,2015年至今的日均搜索指数为1 800人次,较2015年以前的939人次有大幅度提升,而关于木心的新闻资讯报道数量在2023年2月至今出现指数级增长,日均值达到118 549篇,峰值达到396 577篇。

5 以微博为例,2024-06-28—07-27,木心主题原创微博29.4万条,日均1万条。

6 https://www.ixigua.com/7344188764942106643?wid_try=1

7 对木心美术馆工作人员访谈时了解到,木心早年曾拒绝了大量媒体采访。

8 木心在文中写道:“永别了,我不会再来”。在同名的诗经体《乌镇》中,木心写道“既见旧里,不我遐弃”。两篇作品都是有感于他1995年短暂回乡看到家乡破败的伤痛感。

9 对木心美术馆工作人员访谈所得。

10 对乌镇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访谈所得。

11 据2018年高德地图联合乌镇景区共同发布的《乌镇景区大数据》显示,木心美术馆位列乌镇十大热门景点第一名,木心故居纪念馆位于第六名。

12 据《乌镇景区大数据报告》显示,茅盾故居纪念馆在乌镇热门景点排名中位列第三,其热度和位列第一名的木心美术馆以及第二名的月老庙相比有明显差距。

13 访谈、实地调研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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