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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6 >Issue 3: 444 - 457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50418

Adaptive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for Floods in the Suzhou Area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 Qing Zhou , 1 ,
  • Junfan Wu , 2, * ,
  • Ping C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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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 3.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19

  Revised date: 2025-09-01

  Online published: 202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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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history and technical experience of adaptive water management in Suzhou under flood conditions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hydrog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Suzhou area developed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by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water network of large-scale polders, known as diked-canal polders or tangpu weitian. Higher dikes were constructed while developing low-lying polder areas, and the clear water from Taihu Lake was diverted to the coastal areas with higher elevations for irrigation. The tangpu weitian system supported the water conservancy foundation for a stable and high-quality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low- and high-lying areas of Suzhou. Floods in Suzhou intensified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ngpu weitian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Northern Song government emphasized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low-lying plains centered on Suzhou via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merous drainage projects, excavation of river channels, construction of sluice gates, 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in a waterlogged environment.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waterlogged lake and marshland areas centered on Suzhou intensified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en the government was responsible for dredging and digging waterways; therefore, the canal system centered on Suzhou was constructed. The water flow of Taihu Lake and surrounding lakes is regulated by the Suzhou Canal system and discharged into the Wusong River. An analysis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model of Suzhou Ancient City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revealed that the water network of Suzhou Ancient City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flood regulation of the Taihu Lake plain area. The high groundwater level, effective lake regulation system, and vast aquatic environment influenced by floods were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Suzhou Ancient City, which was a water conservancy hub of the eastern Taihu Lake plai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main models for flood an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uzhou Ancient Ci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ere to draw better water resources from Taihu Lake into the city and create freshwater flow. The river network of Suzhou Ancient City integrated functions such as water diversion, drainage, and transportation, fully utilizing rainwater and flood resources. These experiences and models provide good reference values for future 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Taihu Lake Plain; historical floods; Suzhou Ancient City; adaptation; management; river system

Cite this article

Qing Zhou , Junfan Wu , Ping Chen . Adaptive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for Floods in the Suzhou Area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J]. Tropical Geography, 2026 , 46(3) : 444 -457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50418

唐末两宋时期是太湖平原洪涝灾害频率较高的时期，但这一历史阶段下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在洪涝环境下有着高度的发展，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区实施了大量水利工程以进行雨洪资源化利用。宋代称“苏湖熟，天下足”，何建兵等（2020）对包括苏州在内太湖地区治水的历史及其方略进行了再研究，提出丰富的水资源环境及治水实践为该区域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是唐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重心地区，其水利治理的历史地理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如俞绳方（2007）在苏州古城规划建设的经验上，提出唐代苏州已是我国城市中河网规模最大、河道最密、桥梁最多的水城，至宋代成为更趋完善的水网城市，瞿慰祖（2007）在其主编的《苏州河道志》中对宋代以后苏州古城河道建设的总体状况进行叙述。随后相关研究对宋代苏州古城水网形态的历史地理特征与水利治理的历史过程展开挖掘研究。如何峰（2014）对明代以后苏州城内外水道系统进行研究，描述了明清时期以水城门为节点分布的苏州古城的内外水道系统，但他认为因早期文献资料较少，很难考证元代之前苏州城内河道的具体情况；余同元（2016）分析了苏州古城水道形态的历史变迁过程，认为唐宋时期以城门为节点的水道网络基本定型，明清时期已形成规范的水网系统，但其研究偏重对河道变化的考证，而较少关注整体水文环境的变化；闫水玉等（2017）从形态学的角度提出了苏州古城空间格局的自然适应及生态智慧，但缺乏历史文献的科学考证与具体分析。近代以来随着技术发展，苏州河网的特征可通过历史地图的科学重建进行形态分析，如张光玮（2012）全面整理汇总了各时代苏州古城地图，将其中的水道信息配准到现代地形图底图上，并重新计算和验证了各时代苏州古城的河道长度，推测出苏州古城历史上河道长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总结出苏州河道分别在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和1958—1972年2个阶段经历了“慢性衰减”与“急剧消失”的衰减时期。古城历史水系结构特征与水利治理措施是现代苏州古城水环境治理规划设计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如石莎等（2017）研究发现，宋以后至1949年前苏州古城区水系与城外的天然江湖水系自然相连通，通过闸门控制，起“阻洪引活”的效果。蒋小欣（2020）提出历史时期特别是唐末至宋代苏州古城引水与城内活水自流历史经验的进一步研究，对于古城及周边城区水环境改善具有较大的现实参考价值。唐末以来苏州古城水利系统治理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水文环境背景下开展，不同历史时段的水文环境与治理模式不同。为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水文环境特征下的古城水利治理特点，有必要开展关键历史时段古城历史水文环境的科学复原分析。
因此，本文基于苏州城水系有关历史文献与古地图的考证分析，对唐末两宋时期太湖平原洪涝灾害加剧环境下苏州地区的水利应对特征开展深入研究，试复原这一时段苏州古城历史水环境特征与治理模式的历史地理图景，以期为苏州古城当今水环境建设与相关水利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自然地理特征与历史洪涝特征

苏州位于太湖东部平原区，地形周边高、中间低，中部平原大部分在4 m以下，湖泊密布，东、南、北三面以冈身为界，冈身外平原高4~10 m。苏州地区位于太湖平原湖东地区，是历史上太湖平原中的易涝区。其周边包括今太湖流域规划分区治理中的阳澄、淀泖、杭嘉湖、浦西、浦东等低洼区，分属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位于太湖流域下游，湖泊水网交错，是全太湖流域洪涝水进江入海的必由通道，也是太湖流域洪涝水的二次调蓄区。太湖东部平原低洼区水位通常低于汛期河湖水位，每遇久雨或暴雨，众水汇集以苏州为中心的低洼平原区，造成洪涝灾害，加上江潮海潮顶托，宣泄不畅，水势高涨后退落较慢，造成每次洪涝高水位持续时间较长（黄宣伟，2010）。
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东部、东南部低洼地区，水灾频数高，灾情严重程度为太湖流域之最，为整个太湖地区的易涝区，在梅雨季节和台风期间，往往出现大雨、暴雨和久雨情况，同时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导致水灾多发。据郑肇经统计的百年尺度下太湖地区水灾分布频率，唐末以后至南宋时期有一个急剧上升的过程，北宋时期水灾平均6.7年一次，南宋水灾频率继续增高，水灾平均发生率为北宋1.36倍（郑肇经，1987），其中太湖东部的苏州区和湖州平原区，通常是特大水灾的严重区。北宋初年的治水者范成大，已总结出当时太湖东部平原自然地理环境对洪涝灾害产生的影响：“江海之潮，日两涨落。潮上灌浦，则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则浦水湍泄。远地积水，早潮退定，方得余流。几至浦口，则晚潮复上，元未流入江海，又与潮俱还。积水与潮，相为往来，何缘减退。”此外，当时还有因风暴潮灾与大风环境下的太湖增水带来的洪涝灾害，如宋元丰年间苏州发生的两次大灾皆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元丰元年七月四日夜，苏州大风雨，潮高二丈余。漂荡尹山至吴江塘岸，洗涤桥梁，沙土皆尽，惟石仅存。昆山张浦沙保有六百户，悉漂尽。惟余五户空屋，人亦不存。元丰四年四月，苏州大水。西风驾湖水，浸没民居。凡边湖者皆荡尽，或举家不知所在。松江长桥，亦推去其半。桥南至平望，皆如扫，内外死者万余人”（范成大，1999）。据满志敏（1988）分析，唐末至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宋代最高海面比现代高1 m左右，太湖东部地区历史水患特征主要表现为泄水通道吴淞江淤浅，东北、东南泄水不通，濒湖大面积低田区被洪水淹没沦为浅湖。

1.2 资料来源

本文以唐末五代至南宋时期苏州古城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分析古城及周边地区及城内水系特征、水流形态，以及引水治理的工程措施等，探讨宋代太湖平原古城适应当时洪涝环境的水利模式。主要基于以下资料开展研究：1）宋代至明代方志，包括《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洪武《苏州府志》等历史文献；2）古地图，主要为《平江图》等；3）水利史书，包括《吴中水利书》《水利集》《吴中水利全书》等；4）考古资料，主要为苏州古城的考古研究与发掘报告；5）苏州水文地质资料。

2 以苏州为中心的水利治理

2.1 唐末五代的塘浦系统

唐代苏州辖今浙江嘉兴的全部及湖州的一部分，五代时期析华亭等三县置秀州，治嘉兴。苏州古城选址在紧邻太湖下游的松江口，西部为至太湖群山，东为海岸冈身地带，“苏州之东，势接海岸，其地亦高。苏州介于两高之间，故每遇大水，西则为常、润之水所注，东则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潴蓄，无缘通泄。”（范成大，1999）283。吴越（893—978年）在太湖东部地区以苏州为中心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在纵横河网之间营建“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棋盘式的塘埔圩田系统，如图1所示，根据太湖东部地区的地形特征分级分区规划的塘浦水网，通过太湖东部湖群低地高筑圩堤，形成塘路，抬高水位以灌溉沿江沿海高地，塘浦阔二十余丈至三十余丈，深二、三丈，建立了苏州地区低田防御洪水和高地引灌相辅的水利系统（郑肇经，1987）。
图1 太湖平原塘浦圩田系统

注：图片改绘自郑肇经（1987）85图4-2。

Fig.1 Tangpu polder system and river networks in the eastern Taihu lake watershed in Wudai period

魏嵩山认为吴越国时期太湖东部地区以苏州为中心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水网系统，作为太湖的主要泄水道，吴淞江于公元11世纪中叶先后两次进行整治（魏嵩山，1979）。《吴郡志》记载苏州城设有“城下开江指挥”，“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范成大，1999）46。如图2所示，常熟塘与昆山塘两个大型塘浦水利工程都是以苏州城为中心而实施，唐代就已建设，常熟塘位于苏州州治吴县齐门与常熟之间，引苏州古城齐门至常熟县，有众多支分河道，唐德宗贞元以来，常熟塘淤塞，严重妨碍水上交通和灌溉，至唐宪宗元和初年，苏州刺史李素新开，到南宋时期常熟塘仍为重要的泄水河道，自苏州古城齐门因太湖水入江的同时，灌溉周边田地：“常熟塘，自齐门北至常熟百余里，皆有泾浦入□□□。盖酾其渠以泄水则有泾，引其流以至江则有浦，其名甚众，而昆湖、阳城湖之水，皆赖以泄焉。”此外，如昆山塘自苏州娄门引水经昆山县入海，即娄江，塘的两岸有6条塘、44条浦与64条支分水道以供沿线农田灌排：“塘之两岸，又为六塘、四十四浦、六十四浮，接引湖泽，乃昔人所以泄具区之暴流，备民畴之灌溉也。”（朱长文，1999）50。
图2 9—11世纪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水系示意

Fig.2 Water system in the eastern area of the Taihu Lake Lake centered on Suzhou from the 9th to the 11th century

综上，唐末苏州地区水利建设仍试图恢复塘埔圩田系统进行整体农田水利开发，在进行低地圩田开发的同时，将太湖来水导向冈身高地，灌溉高地圩田，利用太湖水源在沿湖低平原与滨海高平原之间互动，形成稳定、优质的区域农田灌排水环境，这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高产农田区形成的水利基础。

2.2 北宋时期塘埔系统破坏之后的积水环境与水利治理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苏州归宋后领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五县，政和三年（1113年）苏州升为平江府。北宋承袭吴越撩浅军制度，有七八千人军队驻扎苏州古城，负责周围堤河治理：“钱氏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 。盖当是时，方欲富境御敌，必以是为先务。自国朝天禧天圣间，吴中水灾，于是命发运使张纶，同郡守经度于昆山、常熟，各开众浦，以导积水。”（朱长文，1999）52。北宋初期苏州古城城内水系不通潮，塘浦系统崩溃后，苏州古城周边水环境发生了变化，圩田积水，因塘埔系统河道整体水位降低，太湖东部地区河道水位与长江水位、海潮水位相近，东部海潮影响增强，海潮影响至苏州城东5.3~10.6 km的地带：“民田既容水，故水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范成大，1999）272。
北宋初期，苏州仍是东南地区重要的产粮基地，此处农田大多为高产水稻田，范仲淹称这里的水田是当时最好的农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范仲淹曾点检苏州在册农田：“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范仲淹，1985）。北宋初年，战后苏州地区的治理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加之宋设转运使、发运使专主水事，水利以漕运为纲，太湖平原的圩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受到破坏：“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漕舟楫，一切毁之。”因堤岸不修，堰闸废置，塘浦圩田体系被毁坏，苏州地区农田开始大面积受涝：“积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坏，一时漫流，潴聚于低下平阔之地。”（范成大，1999）278。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时，在当地疏导积水，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开五大浦：“范仲淹亲至海浦浚茜泾、下张、七鸦、许浦、白茆五河，以疏导诸邑之水，使东南入于松江，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用钱米一十八万三千五百贯石。”（张国维，2014）436
苏州是北宋时期太湖地区水利治理的重点地区，至道二年（996年），陈省华任苏州知州时议筑至和塘，不果，到至和二年（1055年）年昆山县主簿丘与权主持开昆山塘；天圣元年（1023年），转运使徐奭与江淮发运使赵贺在苏州筑堤治水：“诏自市泾以北，赤门以南，筑石堤九十里，起桥十有八，浚积潦。”（张国维，2014）436。但宋初苏州农田涝灾并未得到较好治理：“自景祐以来，上至朝廷搢绅，下至农田之匹夫，谋议擘画三四十年。而苏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范成大，1999）272。至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向宋哲宗呈递奏状，进献单锷的《吴中水利书》中提出苏州洪涝问题的解决不能一味讲究向东排水，因为通潮河道旋开旋淤，反而不利于泄洪：“当时谏官不知苏州患在积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苏之水。盖不知其利，而反以为害。今茜泾自仲淹之后，未复开凿，亦久堙塞。”单锷认为应先治理太湖平原上游宜兴、常州一带的河港，对于今苏州地区，应先清除吴江一带太湖出水断面的茭芦与围垦地，开通吴淞江上游，在疏通吴淞江之后，再开苏州东部诸浦（单锷，2020）。然而，单锷的治水规划并未付诸实施。
北宋时期的治水专家郏亶曾力图恢复吴淞江流域的塘浦大圩体制，致力于塘浦水系的维护与重构以治理苏州水患，恢复苏州高产农田。郏亶在其上书中详细记载了宋初苏州城外的塘浦水系中的骨干河道遗迹，从中可知，塘浦水系构成了苏州古城与外界联系的四通八达的水道网骨干。郏亶还逐一列举了宋初以苏州为中心的塘浦水利系统中的河道与堽门等7项264条，其中心是记录前代水利系统中的重要河道及治水要处，以图恢复苏州水田、旱田高下皆治的水利治理模式：“今欲知苏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观此篇可见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迹共七项，总二百六十四条，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范成大，1999）279。郏亶提出治理的方法将苏州古城周边塘浦拓宽拓深，同时高筑堤岸以抬高水位，拥水入吴淞江故道并使其归海，又可灌溉沿海冈身高田：“循古今遗迹，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拥，而必趋于江也，然后择江之曲也，若所谓槎浦、金灶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趋于海。又究五堰之遗址而复之，使水不入于城，是虽有大水，不能为苏州之患也。”郏亶还发现常熟塘沿线新开泾浜就是在原塘浦水系下进行，但这种泾浜水系已不同于原塘浦水系：“常熟塘自苏州齐门，北至常熟县一百余里。东岸有泾二十一条，西岸有泾十二条，是亦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之迹也。但目今并皆狭小，非大段塘浦。”朝廷得到郏亶书后，命郏亶到苏州兴役治水，熙宁元年（1068）正月一日有旨兴修圩田水道，最终因豪强阻拦而失败（范成大，1999）267-268，276。
郏亶治水之时，苏州府所辖五县浅水湖泊面积超过太湖面积，“震泽之大，才三万六千余顷。而平江五县，积水几四万顷，然非若太湖之深广瀰漫一区也。”这些湖泊群中因水位、形态的差异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且互相联通，水位大约在0.3~1.3 m，据郏亶描述：“五县积水中，所谓湖、瀼、陂、淹，若湖则有淀山湖、练湖、阳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则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鳗棃瀼；荡则有龙墩荡、任周荡、傀儡荡、白坊荡、黄天荡、雁长荡；淹则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泾淹、明社淹，仅三十余所。虽水势相接，略无限隔。然其间深者不过三四尺，浅者一二尺而已”（范成大，1999）285。
对塘浦体系崩溃后变化的水文环境，郏亶之子郏侨根据汉塘时期苏州地区水利整体治理的理念，提出流域分区治理、洪涝分流的概念。他认为首先要维持上游太湖来水的水势，筑吴淞江两岸塘堤，导太湖洪水入江入海：“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势，而筑吴松两岸塘堤，不唯水不北入于苏，而南亦不入于秀。”但北宋时期太湖东部平原低田区的总体治水策略仍以排涝为中心，“不计量其远近，相视其高下，一例择其塘浦之大者数十条以决水。”（范成大，1999）285
到宋政和六年（1116年）赵霖考察太湖地区，将治理积涝问题确立为治水工作的核心。赵霖认为苏州低田区为周围水系来水汇集，北部常州水流南下入苏州，是造成苏州积水灾害的根本原因：“平江地势，自南直北至常熟县之半，自东止昆山县地西南之半，水与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诸州所聚之水，泛滥其中。平江之地，虽下于诸州，而濒海之地，特高于他处，谓之堈身。堈身之西，又与常州地形相等。东西与北三面，势若盘盂。积水南下，注乎其中。”（范成大，1999）287。
赵霖于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宣和二年（1120年）八月初十日主导当地的水利治理工程，开浦置闸，导低区水源刷深港浦河道，解决潮水上溯带来的河道泥沙淤积问题：“江海之潮，日两涨落。潮上灌浦，则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则浦水湍泄。远地积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几至浦口，则晚潮复上，元未流入江海，又与潮俱还。积水与潮，相为往来，何缘减退。今开浦置闸，潮上则闭，潮退则启，外水无自以入，里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则泥沙不淤于闸内，使港浦常得通利，免于堙塞，二利也；濒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咸潮，多做堰断，若决之使通，则害稼苗，若筑之使塞，则障积水。今置闸启闭，水有泄而无入，闸内之地，尽获稼穑之利，三利也。”（范成大，1999）288-289。
北宋时期苏州地区低田区围垦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苏州古城周边低田区在塘浦体系下是高产田，税收较高，塘埔系统被破坏后，苏州农户选择抛荒积水环境下却依旧税收较高的农田：“苏州不有旱之灾，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为士人所见，而税复重；旱田远城郭，士人所不见，而税轻。故议者止论治旱也”（范成大，1999）272。方健统计北宋苏州府垦田数仍高达11.2万顷（方健，1999），其中一部分应是淹没在原塘浦圩田区浅水湖沼的再度围垦。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苏州地方官曾倡导于积水中修塍起围：“嘉佑间吴中荐饥，朝廷选择度其利，是时转运使王纯臣建议，请令苏、湖、常、秀修做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令县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邑吏劝课为殿最，当时推行焉。”北宋政府专门设置了农田水利使进行治理，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直到熙宁（1068—1077年）末年旱灾发生后，洪涝灾情缓解，才减少工程量：“既而朝廷置农田水利使者，以专其事，所以浚河渠、固防岸、通畎浍，事在司存，可以按见其迹。自熙宁之末旱灾之后，累年颇稔，由是兴作差简”（朱长文，1999）54。
总之，北宋初期塘埔体系被破坏之后，苏州地区洪涝灾害加剧，北宋政府仍十分重视对苏州为中心的低平原区的水利治理，设置农田水利使专门负责河道疏浚、圩岸修固，在积水环境中实施了大量排涝、开浦置闸与围垦工程。水利治理官员大都具有整体治理的理念，在前代基础上提出高、低区统筹兼顾的规划治理方案，使苏州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一定成就。

2.3 南宋时期苏州运河水系治理与围田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平江府析昆山之地置嘉定县，以年号为地名。南宋后期平江府辖六县，区域为现今吴县、吴江、常熟、昆山、太仓的全部，张家港的部分及上海的嘉定区。南宋前期苏州地区首先恢复开江兵卒的招募，（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禁止蓄泄水的湖区围垦：“两浙转运使赵子瀟、知平江府蒋燦计料开工，复招补开江兵卒。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陈正同禁围裹湖田。”（张国维，2014）442开禧北伐之后，朝廷为安置大量两淮流民，不再坚持长期以来的围田禁垦政策：“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元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脱脱 等，1985）。南宋平江府的垦田数15万顷左右（方健，1999），南宋末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治理中对围田实际上采取默认态度。黄震分析积水不能入海，低田区也只能采用围田的形式进行垦殖：“近来围田不过因旱岁水減，将旧来平地被水处，间行筑耳。就使围田尽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于事，况围田未易去者乎。为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谕田主，多发失工，就塍岸渐露处，次第修筑，各于水中自为隄障，即车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种之”（张国维，2014）802。南宋时期河湖沼泽区的围田导致蓄水区减少，《中吴纪闻》论述了这种水文环境转变：“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龚明之，2012）。
南宋时期在湖沼区围田垦殖与治理中，官方负责疏浚运河水道，地方修筑围田：“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浚水路，居民常常修築围岸”（任仁发，2015）592，淳熙元年（1174年），薛元鼎开平江府河浦，“开茜泾、七鸦、下张等浦及运河。”淳熙二年（1175年），平江知府陈峴“开浚平江运河五十四里”（张国维，2014）444-445。谢原《平江府重浚运河记》记录了嘉定十年（1217年）平江知府赵彦橚疏浚运河的过程：“平江郡闔有城四十七里，夹以两河，环带中外，泾源港胍，在在流通。历时变迁，生聚蕃盛，植芦圫处，遥遥河流，失其故道，雨潦时至，逆潏不行，上者湫湿，下者沮洳，漱啮之害，几及公庾。岁丁丑侍郎赵公出藩于此，曾未逾时，州民以开浚泾河为请。公于是亟为民条列其事于部使者，乃约经费量公力，捐公帑之余，听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从官给，无科犯之扰，而有偕作之乐。基事于秋，阅月而工以毕矣。前后以工计几二万，而糜财凡三千余缗。自锦帆泾经始，衡从四丈出，跨桥五十有五，为河一千一百九十丈有奇，浅深广狭，以丈为率，而随其地势有损益。室者既通，淤者既行，源达派流脉络相贯。暵则导清流而缭于中，潦则酾游波而泄于外，以利通济，以备农田，其功不既远哉！”（张国维，2014）1163。南宋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运河水系进一步发展，西部和西北部的上游来水河道有胥江、上塘河、山塘河、十字洋河等，下游出口河道为城东及城东南的大龙港、运河、葑门塘、相门塘、娄江及元和塘等（曹琼英，1993）10。
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运河水利体系仍被元代治水者重视，元代《浙西水利集》记录了吴淞江以外的浙西切要河港，其列举的主要河道仍构成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其中记录太湖东岸上塘运河，从平望至苏州，太湖泄水东流入吴淞江要处及河道47处；太湖东岸下塘运河，自吴江南、昇平桥至苏州古城的太湖泄水东流入吴淞江要处及河道53处；太湖北岸下塘运河，自苏州阊门至常州要处及河道55处；太湖北岸上塘运河，自阊门至常州要处及河道62处；昆山塘南岸，自娄门至昆山要处及河港15处；南江上界浦至小虞浦8条，旧时并通至和塘昆山塘北岸，自苏州古城娄门至昆山要处及河道50处；常熟塘西岸，自齐门至常熟要处及河道30处；常熟塘东岸，自苏州古城齐门至常熟要处与河道40处（任仁发，2015）652-654。明初洪武《苏州府志》中的吴县、常州县界图中，阊门外有上塘过枫桥至无锡塘，盘门通太湖，葑门通吴江运河，齐门通常熟塘，其中还分别记载了盘门外、阊门外、齐门外、葑门外、娄门外的桥梁。其中引宋《吴郡图经续记》说明木渎有东官塘水、运河通盘门，盘门外南至木渎的运河“当两派交流之间，颇为深广”，太湖水径越来溪，北过横塘通盘门，石湖湖水也通向盘门，葑门外运河通宝带桥，阊门外有枫泾通鲁班塘，有桥梁众多建于阊门外运河水网，另外还有观音堂、山塘等通西部丘陵区（卢熊，2022）106-107。
总之，南宋时期苏州地区在积水环境下开发过程中，官方负责河道的疏浚与修治，民众修筑圩岸，运河水系的维护与建设与适应洪涝环境下的围垦同时进行，薛季宣总结这种变化过程：“ ‘苏湖熟，天下足’，则又发于田家之谚。今也行都所在，内奉万乘，外供六师，而水利之不讲不详，号称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顾已变为桑田之野。”（薛季宣，2003）

3 引清入城与活水增流的古城水系

3.1 唐末五代古城水利系统

《吴郡图经续记》总结苏州古城的水系创始于吴国，伍子胥根据当时江、海影响下的洪、涝、潮环境设计建设苏州城，据当时微地形特点、水文特点建筑了苏州古城的子城与罗城。经历秦、汉唐时期，城门、水道都延续不变，隋代曾迁城，至唐代武德末年，仍按旧制重新恢复古城：“阖闾乃委计于子胥，使之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开八门以象八风。是时，周恭王之六年也。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更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洫、门名，循而不变。陆机诗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其物象尤存焉。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江左遭乱。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西南衡山之东，黄山之下。唐武德末，复其旧，盖知地势之不可迁也。”（朱长文，1999）5-6。
唐末五代时苏州古城曾多次加筑。唐信宗乾符二年（878年）有王郢叛乱，市邑废毁，二年刺使张搏重修罗城，城作“亞”字形，南北长十二里，东西九里，城中大河三横四直，城内外共有三百多里巷。五代时，后梁龙德元年（922年），吴越统治者为了加固苏州城池，开始复以砖甓，高二丈四尺，厚三丈五尺，里外有濠。唐代至吴越时苏州城对于来水、去水都由堤防堰闸水利设施管理：“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设。”苏州古城内城外曾大量筑堰蓄水，以适应古城旱涝环境的供水需求，古城原有17堰蓄水，后剩5堰，“故苏州五门，旧皆有堰，今俗呼城下为堰下，而齐门犹有旧堰之称。是则堤防既完，则水无所潴容，设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唐代以来，苏州古城外堰起到蓄水抬高水位，起抵御浑潮的作用，城门外设堰蓄水抬高水位，蓄太湖清水抵江潮。北宋郏亶治水之说中提及恢复苏州古城外堰的设置：“塘浦既浚矣，堤防既成矣，则田之水必高于江，江之水亦高于海，然后择江之曲者而决之。及或开芦沥浦，皆有功也。何则？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决水者后也。江流既高矣，然后又究五堰之遗址而复之，使水不入于城，是虽有大水，不能为苏州之患也。”（范成大，1999）280,267,274。苏州古城区内部地形呈中间高、四周低，古城内部高程一般4.0~4.5 m左右，沿城河及城区边缘在3.5 m（老吴淞高程）以下（蔡明元，1992）。苏州古城中的子城首先选址于地势较高之处，唐代在子城周围凿泄水沟，向周边低地排水：“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陆门，皆阖闾宫，在高平里。卢《志》：子城周一十二里，高二丈五尺五寸，厚二丈三尺，今谯楼西小石桥，是子城泄水沟，石上所刻隶书，云有唐乾符二年七月十四日建。”（王謇，1999）238。
苏州古城为塘浦系统中重要部分，古城即大圩，古城城墙作为外围防洪大包围，外城濠即塘浦水系一部分，外河与内城河之间形成水位差，增加水体流动性、排水能力。苏州古城内外城壕在后梁时期龙德二年（922年）建设完备，苏州古城位于太湖下游，太湖来水经古城城壕入海入江。唐以前城西侧的胥门正对胥江，胥江之水源来自太湖，从太湖经木渎、横塘，沿枣市街到泰让桥下直注入外城河，是进入苏州城内河道的重要水源。为避免胥江水冲进城内泛滥成灾，宋时封闭胥门水道，以确保城市安全：“梁龙德二年，始以砖瓮，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里外有濠。”（郑若曾，2017）。据《吴郡志》记载，宋以前古城城南有较深的大河道，外濠水流通过赤门流入这一条深水河道，连通澹台湖，称赤门水道，赤门水道连接盘门、葑门之间赤门湾：“今南城下有大沟，外濠之水从此入祝桥以出燕家桥，即赤门水道也。《祥符图经》云赤门外有澹台湖，今盘、葑二门间有赤门湾。”匠门水道连接出海通道：“此门本出海道，通大海，沿松江下沪渎，今废。”葑门外曾为沼泽湿地，有漂流的植物浮岛葑田，葑门可以直接从门外湖沼引水，“《续记》云，吴有葑田，谓茭土胶结，可以种殖者也。此门外濒水，故名。”平门外河道通常州，南宋时还有平门塘连接城内，“一名巫门，《吴地记》云，平门，水陆并通，出毗陵等道，吴伐齐从此出军，因号平门，今有平门塘。”蛇门直南，“正对吴江运河”。古城西部原有夏驾湖，在南宋时期已萎缩，范成大称当时仅有外城城濠的遗存：“夏驾湖，在吴县西城下，吴王寿梦避暑，驾游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为民田，不复有湖。民犹如河之旁种菱，谓之夏驾湖菱云。”（范成大，1999）259-260，23，26。
苏州古城城门皆有水门，唐代以前苏州城原有8对水陆城门，水门设置闸门，1978年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发现齐门古水门以圆木为基础设于河底，下压生土层，上承石闸，其他各水门的基础结构都采用此法（苏州博物馆考古组，1983）。考古发掘盘门、娄门、齐门有着结构相同的环洞水门，测定年代不晚于宋代（廖志豪 等，1983），考古发掘的城门遗址情况与从上述范成大所述及《吴地记》中记载唐代水陆并通城门情况相符合。盘门水闸楼由二道城门和一道甕城组成，跨建于内濠之上，南北宽20.6 m、东西纵深24.5 m，北与陆城门毗连，第一道水城门净跨5.7 m、深5.2 m、通高10.2 m。水城门内为长方形甕城，南北宽15 m、东西深4.6 m。甕城内两边砌成泊岸，南端泊岸靠城垣东南隅开有一个洞穴通道，高1.8 m、宽0.9 m，内设石级，能抵城面，甕城后的第二道水城门，较第一道为深，由三道紧靠的纵联分节并列式拱券结构组成。全拱高低错落，结构坚固。前拱券高7.6 m、宽7.6 m、深5.2 m，中拱券高7.1 m、宽7.6 m、深1.8 m，后拱券高9.7 m、宽9.3 m、深6 m，平面成“凸”字形，闸门巧妙地砌置于前拱和中拱券之间。第一道城门内并有二道千斤闸门封堵，盘门水门上还有牵吊闸门的吊栏石（王德庆，1986）。娄门的情况据《重修娄门城墙水关碑》记载：“娄门古号疁门，坐郡城之东。其水关外达娄江，内通六衢，舟行络绎不绝。”道光五年（1825年）重新修筑娄门时发现宋代水关下埋有巨木，可见当时城外护城河的水流湍急，利用水关激流冲刷城内河道，“是年四月间，工及娄门水关，内外筑坝，戽水清底，始睹河中有横排木楞地干档中横铺巨木。”（廖志豪 等，1983）。
总之，唐末五代处在塘埔大圩体系下的苏州古城通过城外多设堰增加水势，蓄太湖清水抵御混潮，通过内外城壕处理水源，古城外有湖群湿地调节，城门为水门，是利用清水冲刷城内河道的水利设施，此时苏州古城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水利系统。

3.2 北宋时期古城引排水工程

北宋时期的苏州古城是东南地区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朱长文总结自钱弘俶归宋到元丰七年（978—1084年），苏州城进一步繁荣，定居规模与财富水平都超过唐代，是东南地区第一大城：“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瓮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朱长文，1999）6。北宋时期苏州古城作为一个水利枢纽，众多河道通贯古城，这些河道既向太湖引水也向太湖排水，同时还有众多小河浜向周边的湖群排水，在广阔湖群中的苏州古城通过多开沟渠，加强排水工程建设，仍在积水环境下保持较好的发展。朱长文总结这种古城水系的营造是前朝的创制，在北宋初期苏州古城水利也得到了较好的治理，才能发挥排泄洪涝积水功能，使民安居：“观于城中，众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浜别派，旁夹路衢，盖不如是，无以泄积潦安居民也。故虽有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非智者创于前，能者踵于后，安能致此哉？”（朱长文，1999）6。可见，北宋初期太湖东部地区在唐五代基础上以苏州古城为中心进行水利治理，将洪涝水引入城区及外围，使洪涝水资源化，古城水系同时具有防洪排涝、生产生活用水等功能。
北宋初苏州辖吴、长洲两县，治所都位于古城内，北宋初年苏州古城仍有八门，城外七堰仍存，“七堰者，皆在州门外。据乐天诗云： ‘七堰八门六十坊’ 。而《图经》云：‘ 废堰一十有六’ ，盖乐天指其近者言之也。旧说蓄水养鱼之所，或云所以遏外水之暴而护民居。”通过原有的古堰设施拦阻暴雨洪水，使外城河保持一定的水位，同时也蓄水以供城内所需。例如盘门外为运河所经，为两河交汇之处，“新桥，在盘门外。自郡南出，徙行趋诸乡至木渎者，每过运河，须舟以济。又当两派交流之间，颇为深广，故自昔未有为梁者。”（朱长文，1999）48-49,25塘浦系统毁坏后，苏州古城的外城河外水位应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洪水分泄于周边圩田，水势降低，洪水季节苏州古城外不再有塘浦高大堤防造成的高水势，因此不再需要设置拦水坝：“至端拱二年，转运使乔惟岳方始废之。盖堤防既坏，水得潴容于民田之间，水势稍低，故可废其堰也”（范成大，1999）274。古城外设堰不再起抬高水位的功能，朱长文（1999）48在《吴郡图经续记》记录苏州古城的骨干水道由运河、新河、七堰组成，古城外围运河在旱季水位不足，需要经常疏浚：“岁旱，或淤浅，故常加浚治，乃得无阻。”据苏州文物考古发现，苏州平桥、平桥直接和乌鹊桥一带街址的宋代街道均在今址2 m以下（杜瑜，1989）。北宋时期苏州城中因经常疏浚堆叠积土已使苏州古城整体微地形抬高，原七堰在这种改变的地形环境下已失去拦洪蓄洪的作用，朱长文提到可开堰：“近世，城中积土渐高，故虽开堰，无甚患也。”（朱长文，1999）48-49。
北宋祥符中（1008—1016年）曾于古城内拓宽唐代新开河的河道，这是扩容古城水量的做法，“新开河，在城市。杜荀鹤诗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罗绮’。盖指此地。祥符中，崇仪使秦曦守郡日，尝开广之。”（朱长文，1999）48。其后，徐奭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适逢苏州因太湖来水而发生洪涝灾害，徐奭考察后找到了苏州农田水利工程旧址，上奏朝廷，在苏州城东南兴工治理，复垦了数千顷良田：“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进士第一，释褐为将作监丞，通判苏州，又为两浙转运副使。其在苏，水潦为沴。具区东南，毁隄防，溺廬舍，漂田畴，不可胜计。奭为周视，尽得旧迹。请于朝，市泾以北，赤门之南，筑土石隄九十里，起桥梁十有八，计工七十万，舟徒无墊溺之忧，隄上下复良田数千顷，苏人德之。”（范成大，1999）392-393。
北宋后期苏州水利治理以围垦为中心，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许光凝在苏州访问官民意见后上奏朝廷，提到进行吴淞江开浚工程之后，苏州积水水位已较1105年下降1.3 m左右。他考察塘浦河道古迹，继续导水入吴淞江低区，仍遭淹没的农田则劝民自行修筑围垦。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下诏苏湖秀地区立圩岸：“十月，诏苏、湖、秀三州治水，并立圩岸。”导水入吴淞江低区与围垦政策的推行，使苏州古城与周边地区水位继续下降，不到两年后的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苏州古城发生火灾，烧毁公私屋170余间，出现这种大规模火灾应与古城河道水位不足有关（脱脱，1985）。
总之，苏州古城作为太湖东部地区引排的水利枢纽，塘埔系统毁坏之后，苏州古城周围已不再具有高水位优势，北宋时期的苏州地区的围垦降低了周边湖沼区的整体水位，进一步导致苏州古城外围来水量减少，水位差减小，古城的治理中通过拓宽城内河道扩容水量，并在古城东南部实施堤防加固与围垦工程，结合吴淞江开浚工程在次生沼泽化区进行围垦开发。

3.3 南宋时期的引清工程与活水系统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升苏州为平江府，“地势低下，与江水平”，此后至元末张士诚攻占平江二百多年间，苏州一直称平江府。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苏州城经历金兵南侵破坏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建设，在南宋苏州郡守李寿朋亲自主持绘刻的《平江图》中可以看到修治之后的成效与形态。据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所刻的《平江图》石碑（夏军，2024），图上绘出水体有运河、护城河、城河、湖、荡、江、塘、湾、池等，苏州古城外运河与护城河较城内主干河道宽2~3倍，雕刻时用小曲线分区域排列表达水纹，这种波浪纹明确表示古城活水系统的外部水体流动特征。古城内主河道有东西向“横河”12条，南北向“直河”5条，街道与河道平行，另有隆兴桥河、郑使桥河等支流69条与之沟通。
平江城的城门为5座，齐门、盘门、娄门、葑门、阊门皆有水陆两门。古城外城河、城内河道加上城墙、水门的挡控，使城内涝水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状河流调节，如遇大水则关闭水门，拒洪水于城池之外，从而减轻城内水害（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1997）。南宋平江城内小泾浜河宽一般不少于10 m，其深度在3~5 m，《平江图》中内城河西自阊门向北转东经齐门程桥、娄门程桥，向南经葑门程桥，向西至盘门，与第一直河相通。运河到达城外在阊门与盘门分为二支：一支绕城廓之西及南而过，利用护城河之西及南两部分；另一支由阊门、盘门入城，与城内河道连通，并经第一直河与第一横河后穿城而出。第一直河因南近盘门，北端连阊门，是泄水主干，也是古城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俞绳方，2007）。
苏州古城内、外水道系统的水流变化也直接影响了苏州古城城门的设置、启闭以及古城引排水功能的发挥。平江城城墙结合南宋时期古城地形与洪水环境的考虑设计，首先根据河水流势，因河设门，以盘门为例，水门内有两道闸门，外高内矮，外窄内宽，以控制水位。古城城墙工程形态根据当时洪水环境建设，因平江城西南多山，近太湖，山洪暴雨多发，易冲进城内造成灾害，因此将西南面城墙设计成略向外凸出的弧形；城墙东北和西北则设计成梯形转角，增大河道曲率，以达畅流目的，同时兼顾行船、排水，还可避免急流冲坏河堤；城北护城河水流较急，城墙的拐角也建成梯形；盘门的位置稍作位移，以避开胥江、运河的来水正面洪峰，同时把城墙建成外凸状，使水流绕过弧形转角形成调蓄区再分流（俞绳方，2007）。
南宋时期的古城城市建设通过挖深河道来保证活水系统功能的发挥。苏州水文地质考察中发现，宋代及以前人工堆积层下埋藏古河道沟床、人工暗浜、暗塘与民井，其中大部分与宋《平江图》上标明的现已填没的众多河道相符。宋《平江图》上的“夏驾湖”，位于金门内二十一中至十八中一带，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发现，其为东西宽140~180 m，南北长约300 m，深3.5~6.1 m的暗塘，直径一般为数十米，底深达4.5~6.5 m，最大可达10 m；在城西南、西北及相门外东北角的平原上，有一些高度比周围略低、但地面较平整的碟形浅洼地，其标高一般在2~2.3 m，其中有湖相静水沉积物分布；在城区西北角，原苏州环保学院至虎丘和黄花径河为两条宽槽形沼泽低地，自葑门至黄天荡沿十全街向西伸展的城内河道主沟，其在怡园附近分为东、西两汊，西汊顺永官寺弄、河沿下塘向北延伸至桃花坞大街，东汊通过察院场第一百货公司到蒲林港东口，埋藏沟床累计长度6.3 km，宽40~150 m，由地表起算最大沟深10.5 m；另一已发现埋藏沟床，其穿过史家巷沿闾邱坊巷南侧到东吴丝厂，宽30~50 m，最大沟深9.6 m，这是城内水系遗存情况。据1934年水文数据，城外古城环城河宽30~100 m，枯水位为2.5 m左右，最低水位为1.89 m；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文地质调查，从四摆渡经阊门、金门、胥门到接官厅一段西外城河的外城河河段，东岸原在四摆渡—长船湾—接官厅一线，西岸原在北浩弄—南浩街—万年桥大街一线，河面宽度一般80~140 m，最大160 m（曹琼英，1993）10,79-81。
南宋时期太湖来水经胥门、阊门、盘门流入城内，与城内河道分流交贯，再从葑门、娄门、齐门出城而入江、入海，其中水流方向如图3所示。《吴郡志》总结出苏州城水系疏通与城市经济间的直接联系，范成大用堪舆理论详细分析增加入城太湖活水水流的重要性。首先是东南、西南、西北方向的太湖来水，经过古城往正北、正东、东北的泄水，来水去水的方位都符合规则。然而，胥门堵塞之后来水改道，由阊门、盘门入城，路径曲折；原东南蛇门来水改绕古城东流，经葑门排出，水不入城，古城风水格局被破坏，城市变得萧条且人口数量减少：“盖胥塘自正西帝旺来，是谓武曲之水，本由胥门入，运河自吴江东南长生来，是谓贪狼之水，本由蛇门入，顷岁乃塞胥、蛇二门，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向城中，此其为害。明阴阳风水者，常叹息于斯。胥塘之水，尚由阊、盘二门，委屈而入城，东南长生之水，乃环城而东，径由葑门之外以出于城中，了不相关，此尤可叹惜。故自顷以来，城市萧条，人物衰歇，富室无几。”南宋末年苏州城良好水环境得不到维护，导致富室迁徙。因此范成大提出治理者应重新开胥门与蛇门，导水入城：“明知者愿图回其事，复开二门，导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范成大，1999）24-25
图3 《平江图》中河道分布与水流方向示意

Fig.3 River channel distribution and water flow direction in the "Pingjiang Map"

通过对《平江图》河道结构与水流特征的分析发现，苏州古城从西部引水，以太湖、吴江运河为水源，古城区沿人民路向南，东至觅度桥一带为古河道与湖沼低地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姜洪涛，2003），由于古城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地势决定了城中水流的流向为由西到东，清代古城东南部仍保留低洼微地形大沟：“今郡治南城下有大沟，号水沟头，外濠水从此屈曲，北入星桥、祝桥，出净水河桥而东流。”（王謇，1999）236。苏州古城利用这种水头差的自流水势，使运河水由西北角入古城，通过主干河道流经全城后，由东南流出，为古城供水。在南宋末期范成大的记载中，汛期太湖来水在苏州一带仍具有明显的水势，但范成大指出，南宋时堵塞胥门、蛇门，导外城河水向东，可能也是为防御东部海潮影响，以达到蓄清刷浑的目的（范成大，1999）26。元代治水者不断强调潮水对太湖平原区河道的淤塞作用，并设置都水庸田使司，在苏州设立司官，于每年二月、八月内依时督责，如法疏浚（任仁发，2015）。但是，到明代的水利书记载中，苏州古城河道通潮现象已较普遍，河道不通潮将会淤塞得更加快：“苏州城中不通潮者，日积月累，亦渐淤塞，旱年不能通舟。”（王圻，1996）。这说明苏州古城原水系结构与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原因在于，一方面水利治理不力，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引潮入城导致古城水系的加速淤积。到明代中后期，苏州古城治理中水政废弛，河道被侵占面积较大，河道清淤不力，填塞较多，已完全与宋代不同：“隆、万后水政废弛，两厓植木瓮石，渐多侵占，及投瓦砾秽积，河形大非其故。”（张国维，2014，）11
总之，南宋时期苏州古城水源以太湖与吴江运河为来源，通过挖深城内河道来保证活水系统功能的发挥，同时通过古城城门水关的设置来控制古城引排水，南宋末年苏州城良好水环境得不到维护，城市经济一度衰落。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唐末至宋代苏州地区洪涝环境下的水利治理历史过程的研究发现，苏州地区的塘埔圩田系统通过整体的水网构建进行农田水利开发，在开发低地圩田的同时将太湖清水导向冈身高地，灌溉高地圩田。塘埔系统是苏州地区的低地与高地之间形成稳定、优质灌排水环境的水利基础。北宋初期塘埔体系破坏之后，苏州地区洪涝灾害加剧，北宋政府仍重视对苏州为中心的低平原区的水利治理，在积水环境中实施了大量排涝、开浦置闸与围垦工程。南宋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积水湖沼区围垦进一步发展。官方负责河道的疏浚与修治，形成以苏州为中心，排水入吴淞江的运河水系，这一运河水系长期发挥其承转太湖洪涝水的功能。通过分析唐末至宋代苏州古城的水利治理模式，可发现太湖东部平原区以苏州古城为枢纽的水网起着较好的洪涝调节功能。洪涝环境影响下的高潜水位、湖群调节与丰水环境，是苏州古城作为太湖东部水利系统枢纽的基础；引清入城与活水流动，则是宋代苏州古城进行洪涝水资源管理的主要模式。宋代苏州古城河网集引水、排水、运输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利用雨洪资源进行城市基本建设，南宋末年苏州城因良好水环境得不到维护城市经济一度衰落。
宋代苏州水利治理经验模式对后期的水利建设仍有较好的借鉴意义。20世纪50年代苏州地区的水利规划与治理较好地借鉴了历史模式经验。首先是骨干河道仍以苏州为中心的西南东北向、西北东南向的河道治理为主，保持吴淞江的骨干排水河道功能。但1958年太浦河开通后，鲇鱼口与瓜泾口水势逐渐减弱，苏州外城河来水量减少，内城河引水自净能力减弱。20世纪80年代苏州古城外城河在平水期河势流仍向由西北向东南流动，据1983年测验数据，古城年进出水量约11亿m3，其中5—9月汛期占55%，而10—4月非汛期占45%，来水中胥江入外城河（含运河来水）占72%，出水流量由觅渡桥入运河占38%。自20世纪80年代末江南运河改道后，外城河来水量锐减40%~50%，进一步影响了内城河的引水自净能力，苏州内城河在该时期每天接纳35万人的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靠外城河流入清水自净。然而由于人口持续增加与经济发展，苏州的污水处理能力已相对落后，20世纪90年代内外城河水质不断恶化。为保护和改善内城河水体，苏州市对沿城墙各水口设闸控制，并建设五个引水与排水泵站，在齐门、阊门、新开河设引水泵，在相门、葑门设排水泵。引清是20世纪90年代苏州古城水利规划的重点，当时顺应太湖流域河网河势引清，增加容量以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曾利用十字洋河从苏州城西北取水，从西北角尚义桥与平门两处引水入内城河，以东城葑门和相门出水（黄宣伟，2003）。目前苏州古城水治理的关键点之一仍是引水水源的水质和水量，鉴于太湖大堤修建之后太湖水位的上升以及太湖治理后的水质改善，在今后的治理中可借鉴历史经验利用太湖水源，特别是利用洪水期与汛期的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古城水质，建立新的古城活水系统。
致谢：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在本文写作思路、研究推进过程中提供了关键性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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