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Tropical Geography >

2026 , Vol. 46 >Issue 4: 573 - 585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50741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 Innovative Asset for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

  • Yishao Shi
Expand
  • College of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10-27

  Revised date: 2026-01-15

  Online published: 2026-04-02

Copyright

Copyright © 2026 Tropical Geography. All rights reserved.
Fold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as made two major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socio-economic increasingly evident: its emphasi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while negle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its focus on na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while overlooking social capital.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from social capital theory to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from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living-circle plan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reflects a renewed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mmunities. Trust mechanisms, participatory networks, and norms of reciprocity inherent in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ory focuses on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individuals and highlight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structure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decision making. Both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operate at three levels: micro, meso, and macr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 continuously reshape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system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orm of “soft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quality society. (2) As innovative assets,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derive their value from their capacity to transform social capital into innovation capital and to address uncertainties in innovation processes that formal markets or bureaucratic systems often struggle to manage, primarily through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novation is therefore not merely a technical challenge but also a dynamic process involv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3) The scarc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akening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social deficits and growing inequality. Strengthe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fostering supportive neighborhood mutual-assistance systems, cultivating a cohesive collective ethos, maintaining stable family lifestyles, and preserving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family values are critical issue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key pathways for reconstructing robust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including innova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network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y commonwealths, optimizing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rban social spaces,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Finally,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re outlined. Overall,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c goals, key task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reconstructing robust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assets; social deficits; life-circle planning; social location theory

Cite this article

Yishao Shi .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An Innovative Asset for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J]. Tropical Geography, 2026 , 46(4) : 573 -585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50741

自前苏联经济地理学家萨乌什金（Y·G·Saushkin）1976年在全苏地理学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社会经济地理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地域组织系统”（李小建 等，1999）以来，城市社会经济地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然而，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基调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导致经济地理学研究兴盛而社会地理学研究相对孱弱的非均衡发展格局。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全体居民提供更美好、更富足、更自由、更快乐的生活。然而，要协同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却并非易事。奥格尔认为，人类活动存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Ogle, 2015）。遗憾的是，传统社会经济地理学较多关注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以及时空的协同关系，却相对漠视社会关系维度及其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这致使当今世界除了面临气候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资源和环境危机外，还面临社会不平等、人际关系冷漠化等社会危机的严峻挑战，甚至后者相比前者更亟待解决，也更加棘手。
重视社会关系是唯物主义价值观向后唯物主义价值观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唯物主义价值观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然而，过往的发展现实充分证明：物质生活的富足并未带来人们幸福满意度的相应提升。相反，却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化、抑郁症发病率攀升以及人们幸福满意度的持续下降（Lane, 2000; Tao et al., 2023）。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则优先考虑社会关系、自我价值实现，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Hardin, 1993）。后唯物主义者旨在重新定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探寻在地球可以承受的极限内，谋求扩大人类福祉的新路径。
关系网络是基于长期信任关系形成的松散而又相互关联的网络，被世界银行视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项重要资产，被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迈克尔•斯多波等定义为“关系型基础设施”（relational infrastructure）（Storper et al., 2015）。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无形生产因素和“软实力”，能够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本，再嵌入各类有形生产要素之中，进而形成新的要素组合，创造新的要素形态，激发新的要素活力，甚至与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等“硬实力”相结合，催生新的产业，成为价值增值的新动能。
积极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或人际关系网络，关联着信任度、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大量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收入的影响，甚至贫富差距的影响（Lane, 2000; Gehl, 2006; Montgomery, 2013）。尽管新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形成虚拟社区，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离线生活中社会资本的缺失，但这类线上关系促进的只是那种相对肤浅而广泛的社交网络，而不太适合用于支持那种足以维系和培养深厚真诚、深度交往的人际关系。技术变革既可以创新或重塑我们的社交生活，也可能在不经意中破坏或损害原有的社交生活。遗憾的是，城市社会地理学重点关注空间歧视、空间隔离与社会空间分异模式，邻里、社区与社会结构，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性，居住迁移与社区变化，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等内容，而对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则涉足有限（Knox & Pinch, 2000）。近年来，人际关系通道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Wasserman & Faust, 1994；李二玲 等，2007；顾秋实 等，2022）开始进入社会经济地理学者的视野，并得到实证应用。
人际关系焦虑、人际关系疏离与个体孤独感增强，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城市病之一。而且，越是物质财富丰盈的城市，这种城市病现象越严重（Silver & Clark, 2016）。因此，改善或重构新型人际关系既是缓解当今城市病的重要实践任务，又是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也是包容性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针对传统社会经济地理学存在的“相对漠视社会关系维度”和“相对轻视社会资本”的两大缺陷，本文拟讨论社会资本在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中的作用，并提出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重要目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讨论生活圈建设的必要性及中国生活圈建设的实践任务；针对社会赤字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提出重构社会关系网络是高品质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通过梳理从社会资本理论到社会共同体建设实践、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到生活圈建设实践的研究脉络，提出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必要性及其实施路径，以期为建设高品质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1 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及其应用实践

1.1 国内外研究述要

关键词作为论文的核心与重点，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而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通常被用于确定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 检索平台，以“社会资本” “社区”及“网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得到712篇文献，然后使用VOSviewer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词关联图（图1）。通过该图可直观地观察到：国际学术界研究“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区” “健康” “创新”等相关热点方向比较多。
图1 关键词关联

Fig.1 Keyword association

本文以“社会资本” “社区”及“网络”为主题词，基于CNKI数据库，共检索到421篇文献和775个关键词，其中词频数≥5的关键词共有29个。将关键词出现的最小频次设置为“5” ，分析单元设置为“关键词”，分析类型为“共现”，选取“全计算”的方式，使用VOSviewer绘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可知，“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网络” “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等关键词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
图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综合来看，上述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共同基础理论是“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
社会资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核心维度、测量方法、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等方面。社会资本指嵌入在特定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社会资本可分为关系维度（信任）、结构维度（社会网络与参与）和认知维度（共享规范与互惠）3个相互关联的维度（Putnam, 1993）。测量社会资本通常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前者包括问卷调查和社会网络分析（Igarashi et al., 2005；李二玲 等，2007；顾秋实 等，2022）等方法；后者包括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等方法。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重点关注城市化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Lane, 2000）、社会资本与社区营造（Montgomery, 2013）、社会资本与社区韧性（赵宝静 等，2020；柳建文，2021）、社会资本的形成、分布与不平等（Zhu, 2017; Lyu et al., 2022）等内容。
社会关系网络指由一组社会行动者（如个人、组织、国家）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集合。它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与深化的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研究重点考察网络本身的结构、模式及其影响。在网络结构研究方面，从“节点（网络中的行动者）” 和“关系（节点之间的连接）” 2个关键概念出发，着重关注个体间的“关系”和其在网络中的“位置”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关系网络与劳动力市场（Lin, 2001）、信息传播与创新网络扩散（Wang et al., 2019）、组织行为与沟通网络模式（Hu & Su, 2020）、疾病传播路径与健康行为因素的关系（Holt-lunstad et al., 2010）、线上社区的形成与影响（D'Angelo & Van der Heide, 2016; Kozlenkova et al., 2017）等。

1.2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

1.2.1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核心概念

社会资本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布尔迪厄（Bourdieu, 1983）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他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3种形态，其中，社会资本指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中产生的价值。由于不同群体所拥有的这些资本存在差异，造成了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科尔曼（Coleman, 1988）强调社会资本是个人获取资源的工具。普特南（Putnam, 1993）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桥梁型”和“粘结型”2类。林南（Lin, 2001）认为，社会资本指通过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源，可帮助人们扩展及利用其社交网络的联系、信息和社会关系。
根据有关研究（朱天义，2015），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虽然涉及个体和群体2个主体，但更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更强调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依靠健全的制度和规则来协调法人行动者以及法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的目标转向：微观层面旨在解决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社会失序问题；中观层面重点关注社区共同体衰落与关系网络消解问题；宏观层面试图寻求社会善治的制度与社会条件。三者的共性在于强调共同体在社会协作、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应是社会的“社会性”资本而非个人的“社会性”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是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回归。
本文所指的社会资本是让个体与他人保持联系的社交频率、社交时间长短及其互动服务媒介和网络，是个体与邻里、社区及城市之间连接的纽带或人际关系通道。重新评估社会资本的价值与效应，是社会关系重构的基础工程之一。
个人的社会定位决定个人的多重身份，这些身份跟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紧密相连（Johnston et al., 2017）。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一系列“区位”组成的，主要包括等级制结构区位、社会关系区位和网络区位3类（Lin, 2001）：1）结构区位影响社会优质资本的获得与使用；关系区位对社会资本的取得、运用产生积极作用；网络位置则是连接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桥梁”。伯特强调“结构洞”能控制信息流并获取创新机会（Burt, 1992）。2）结构区位可用“社会地位强度”测度；关系区位可用“社会关系强度” （如强关系强度、弱关系强度）测度；网络区位可用“社会位置强度”测度。3）这3类区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作用的。其中，结构强度比网络位置强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

1.2.2 基于社会资本的社会共同体建设实践

人类是具有强烈的相互交流和互利合作愿望的社会性群体。“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组织的分析表明：强大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是人类幸福的最佳预测指标，其影响力甚至超过物质财富和收入水平（Martin & Marks, 2019）。换言之，拥有充裕的社会资本的城市，居民的幸福满意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匮乏的城市，居民的幸福满意度更低。
莱恩（Lane, 2000）的研究也发现：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和睦、邻里和睦、朋友往来密切。这4方面归结到一点，即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良性发展是提升人们幸福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持续熏拂下，传统社会经济地理学较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矫正与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在不经意中漠视了人与社会关系的适应与改善。这其实也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最需反思的一个沉重话题。在物质富足的社会，最稀缺的正是有温暖感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亲和力的邻里互助关系、有凝聚力的集体拼搏意识、有稳定感的家庭生活方式。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生活单元，是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不仅关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事关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当今的流动性社会中，与公司、职业甚至家庭相比，社区通常更能保持相对稳定。人们基于熟悉的邻里情感、相互信任而结成社区共同体，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的责任、参与和行动。实践证明，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3个要素，可有效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赵浩华 等，2023）。社区共同体中生活居住着不同职业的居民，他们能以社区居民的共同身份平等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共同营造有温度、有情趣、有韧性的社区共同体（潘文翔，2022；马静 等，2022；张浩然，2022）。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交通和通信现代化，人们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均发生明显变化，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可能会因此而有所减弱。因此，营建有韧性的现代社区共同体，塑造和谐的社区关系，是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任务之一。
营建韧性社区共同体的主要策略包括：1）积极推动邻里交流和互助，营建楼层、楼栋、小区（街坊）、社区等多层次的居民生活共同体，变“陌邻”为“睦邻”。2）坚持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培育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3）坚持开展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活动，编织精神文化纽带，着力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4）着力创建公共空间，从设施、环境、管理、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幸福家园建设。
此外，积极倡导社区相对紧凑与适度混合的功能布局，合理配置防灾避难设施和场地，前瞻性地预留社区设施的新增空间，注重日常与应急使用的弹性结合，有助于提高社区应对各类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的事先预防、应急响应和灾后修复能力，增强社区的适应性与成长性（赵宝静 等，2020）。韧性社区的营造不仅依赖外部资金、智力、政策等资源的大力支持，而且取决于社区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社区内部的动员组织能力及社区居民的集体参与能力。另外，还应特别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和贫困者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优先考虑防滑人行道的设计、盲文引导标识的普及以及能为适应轮椅行动而变换的楼梯（柳建文，2021）。
对于大城市而言，社区并非唯一场域。在社会关系构建中，居住场所（第一空间）、工作场所（第二空间）、公共场所（第三空间）同样重要，其中两者或三者的融合发展态势也愈益明显。如2022-03-08开园、位于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德必虹桥国际WE”，是由德必集团打造的以未来办公体验为设计理念的科技办公园区（汪若菡 等，2024）。该科技办公园区共同体成功的关键举措有：1）突出关注个体和建立连接两大功能，不仅有利于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私密空间与共享空间的平衡，而且有助于为个体提供舒适、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创造人与人的深度情感链接，培育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进而激发他们的灵感和创新潜力。2）将前沿科技、人体工学与设计美学巧妙融合，嵌入以星空顶、深渊镜、沉浸式交互屏为特色的创新资产，形成了科技赋能办公的新模式。3）完善与园区配套的周边商业设施，如MO+咖啡、有邻便利店、智慧科技餐厅、高端健身房等，推动工作共享空间向“工作+生活多维共享空间”转型升级。此举不仅改善了人性化空间环境体验，而且增进了人与人的交互、连接，既搭建了用户之间价值连接的平台，又因这种连接带来的溢出效应而获得更大的价值增益。4）园区提供的沟通平台和连接服务，有助于创业者、投资机构和政府组织之间形成跨界交流和合作，并借助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园区、街区、社区的融合发展。

1.3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

1.3.1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核心概念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是将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及它们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其社会行为的学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就开始绘制与分析社会关系网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崛起，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兴趣愈发浓厚。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通过社交与他人联系的一种人际关系网络，可从规模、节点、密度、联系强度等方面进行测度与分析。节点有中心节点和一般节点之分，前者表示某一对象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后者则表示在网络中处于次要位置。联系强度有强联系和弱联系之别，前者是由频繁互动的亲朋好友构成的熟人圈；后者是由偶尔联系的泛泛之交者构成的半熟人圈和陌生人圈。个体接触社交网络的机会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区位，如性别、种族、阶层等。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倾向于与具有相似情感、价值观、教育背景的人建立联系。
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结构决定位置，位置影响行为。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事实是：网络并非自然存在的，而是根据研究目的构建的。因此，如何划定网络的边界很重要。这一问题常因网络与“群体”的混淆而变得日益复杂。群体强调边界感与身份区分，而网络强调的是关系连接的模式，其边界往往是人为定义的（Borgatti & Halgin, 2011）。由此可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更加注重个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调网络结构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
美国犹他州大学地理学者法伯和李晓（Farber & Li, 2013）利用“社交互动潜力”（Social Interaction Potential, SIP）模型，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测算美国42个100万人口以上大都市区生活的人下班后在1.5 h的时间窗口内与他人见面的难易程度，评估城市空间结构对人们参与面对面交流活动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交互动潜力主要受到城市分散化、破碎度和长距离通勤的阻碍。2）城市分散化的负向影响大约是城市破碎度的10倍，约是长距离通勤的20倍。也即，城市分散化对社交互动潜力的影响最大，城市扩张得越分散，人与人之间越难进行社交互动，或所付出的社交代价越大。3）空间距离不仅限制了见面的时间，也改变了社交网络的形状和质量。
人们的社会关系依据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熟识程度和友情的深浅，形成了熟人圈层、半熟人圈层和陌生人圈层的社交圈层分异特征（吴晓波，2020）（图3）。熟人圈层泛指孩子、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有亲缘关系的人，也包括同学、同事等。半熟人圈层通常包括偶尔有联系的表亲、远亲、同乡、校友等。需指出的是，现代大城市具有典型的“匿名性”，过去属于熟人关系的邻居，现在只能归属于半熟人或陌生人圈层。
图3 社交关系圈层结构示意

资料来源：《这个国家的新中产：新中产画像与未来商业白皮书》（吴晓波，2020），略有改动。

Fig.3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这种社会分层结构即社交圈。如果将这种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视作社交关系距离，那么社会区位论也就应运而生了。随着社交关系距离的增加，社交互动的潜力逐渐递减。
社会关系网络被视为一种创新资产，核心在于能通过非正式但高效的资源流通、信息交换和信任协作机制，显著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加速创新过程并提升创新成果的价值。具体表现为：1）加速知识创造与扩散。一方面，创新依赖的隐性经验与技巧，可借助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关键渠道进行面对面交流和非正式互动传播；另一方面，网络中的“结构洞”（连接不同群体的节点）能引入异质性信息，激发突破性创新潜能。2）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在创新过程中，通过网络进行及时反馈和迭代协作，有助于快速验证创意的可行性。同时，通过信任关系获取外部资源（如天使投资、实验场景），有利于减少初创企业的初始投入成本。3）促进协同创新生态的形成。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可开展跨组织合作，形成资源整合的开放创新平台。另外，创新性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往往来源于企业间非正式关系网络，而非单纯的地理聚集（Xie et al., 2016）。4）增强适应性与韧性。网络中的柔性联盟不仅能快速重组知识、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互补资源，以应对技术变革与市场变化的挑战，而且可通过供应链网络协作，破解企业的产能瓶颈。
在步入“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的今天，围绕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高度融合，有效消除因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造成的社会鸿沟，不断改善从根本上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H-UTokyo Lab, 2020），逐步形成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协调共进、经济活力与社会亲和力互动共赢、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的高品质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数字平台将线下关系线上化，扩大了网络规模与连接效率，虚实结合的网络（线上连接+线下信任）正成为新型创新基础设施。

1.3.2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活圈建设实践

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盛行的生活圈（Life Circle）建设实践，即是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具体应用。生活圈概念源自日本，指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根据自我发展意志、缔结协议而形成的，以居民实际生活所涉及的地区为基础的圈域。它被认为是聚落中具有地理及社会联系的人群，开展日常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地域。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及人们选择自由度的提高，人们移动的距离不断增加，生活圈也逐步扩大。
从空间层次看，生活圈可区分为微观尺度的社区生活圈（各种基本生活设施的利用圈）、中观尺度的城市生活圈（主要展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结构模式）、宏观尺度的广域生活圈（孙道胜 等，2018）。微观尺度的社区生活圈，如日本的基本社区生活圈（以15~30 min的时间距离、人口>1 000人为半径的生活圈）和低层生活圈（半径4~6 km，用时距离30 min，居住人口>5 000人的生活圈）（张文忠，2000）；上海市的15 min社区生活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2016）；北京市的基础生活圈和通勤生活圈（柴彦威 等，2015）。它是在人们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安全、友好、舒适的社会基本生活，亦即“步行生活与社交圈”。中观尺度的城市生活圈，如日本的中级生活圈（半径6~10 km、时间距离1 h、人口>1万人的生活圈）和当地生活圈（半径20~30 km，时间距离1~1.5 h，人口>1.5万人的生活圈（张文忠，2000）；北京市的扩展生活圈和协调生活圈（柴彦威 等，2015）。它是能一日往返的“通勤活动圈”，可满足人们上下班、上学、会友、购物、休闲娱乐、商务洽谈等需求。宏观尺度的广域生活圈，如跨区域社交圈、国际社交圈等。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展，跨区域社交网络和跨国社交网络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
中国的生活圈建设需以社区生活圈为基础，更多关注居住人口的结构性特征与居住形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满足全年龄段人群的医疗、商业、教育、交通、居住、养老、社交、审美、健康、休闲娱乐、自我实现等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更多关注特定类型设施的供给和特殊人群生活方式的营造、城市交通弱势群体的出行安全、城市衰退地区的活力再造与区域创新资产的培育与增值。
作为上海典型的内环内老旧社区，长宁区新华路街道主要采取下列举措打造15 min社区生活圈：1）以“花园社区”为目标定位，引导空间品质提升，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连接与互动。没有定位，就难以形成特色；没有特色，就无法形成创新资产价值。通过对花园住宅与服务配套进行改造，打造花园般的精致公共交往场所，满足居民休闲、娱乐、社交等多元化需求，增进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通过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强社区老龄化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连接；通过将当地特色文化风貌元素嵌入各类公共场所的提升工程中，彰显社区公共资产异质性的创新潜力。2）以活化利用为亮点，促进资产增值。通过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再利用，植入旅游资源，创新文化价值；通过对风貌道路和弄堂进行全面“整容”，将水杉弄堂、梧桐马路打造成为“社交走廊”；结合老厂房等产业用地转型，提高开发强度、完善设施配套、优化空间功能、培育创新生态，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新办公。3）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街道为纽带的完整社区治理体系。“生境花园” “一街一品”等项目资产均由街道、区属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共同参与创建；许多小区挖潜出的共享空间，通过居民众筹共建，打造成为共享议事的小型空间，提升个体及群体之间的联系强度（自然资源部，2022）。

2 高品质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

2.1 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必要性

过去100多年来，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人类逐步迈进物质充裕的富足社会。然而，人类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伴随收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同步提升。人际关系的冷漠化所导致的社会赤字和社会边缘化，可能是人们幸福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绝不亚于自然资本丧失所带来的生态赤字。
社会赤字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作用。社交广泛的人晚间睡眠质量更佳，应对困难的能力更强，也更长寿（Montgomery, 2013），该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交水平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人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多项研究还发现：社交网络与健康密切相关，社交网络薄弱人群有更高的发病率、死亡率和自杀率（Holt-lunstad et al., 2010; Chang et al., 2017）；心血管疾病在社交孤立的个体，也有较高的发病和死亡风险（Valtorta et al., 2016；连至炜 等，2020）。还有学者甚至把社会关系弱化与人类注意力减退、行为意识减退、民主沟通进程减缓并称为“人类能力衰退”（Göpel, 2020）。由此可见，与家庭和社群的联系越多的个体，更能够维持身心健康，且患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的概率越低。
社会赤字或社交匮乏与城市形态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在任何一个社区，人们的通勤时间越长，与家人或亲朋好友在公共空间闲坐、观看演出、参与社会团体公共活动或团队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越小。甚至还有研究发现，上下班单程超过45 min的人，其离婚的几率会高出40%（Ewing & Hamidi, 2015）。城市形态这一地域性特征通过对通勤时间等城市居民日常生产生活方面产生间接但显著的影响，个体社交网络及行为亦包括其中。
当然，社交网络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在个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为其提供帮助，或在个体满足自身需求时为其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形成“裙带关系”和“腐败链”，或导致群体区隔和社会边缘化，形成“鄙视链”。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不仅存在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的自然资本的诉求，也存在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盼。在社会关系呈现疏离化趋势的条件下，个体难以充分满足其对归属与爱、尊重及审美等内在社会需求。同时，在社会结构日趋不平等的背景下，个体亦难以在生产生活中实现自尊需求的满足。
当今世界是由众多出人意料的奇妙网络联结而成的（Burke, 1995），社交网络是其中之一。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互动频率迅速提升，人群的社会联结关系从孤立的、小规模的血缘团体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各类人群。未来的社会可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各种网络，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这些现实的和虚拟的各种网络场景的交互作用，将重塑社会关系系统。伴随全社会范围内交流的日益深化，社会关系网络的地位与作用亦将愈益凸显。
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了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人际连接的静态图谱，更是动态的资源生产系统。其作用机制本质在于将社会结构转化为可动员的资本，通过信任降低合作成本，通过网络拓扑优化资源流动路径，最终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机会。其作用机制包括：1）网络结构塑造资源流动路径。伯特（Burt, 1992）认为，个体通过连接不同群体获取非冗余信息与控制优势，推动跨网络资源交换。科尔曼（Coleman, 1988）认为，紧密网络强化规范与信任，可降低合作风险。网络拓扑影响资源可达性，中心节点更易获取信息与影响力，边缘节点则需依赖中介者。2）信任与规范降低交易成本。长期互动形成的信任机制，可减少网络成员间的监督成本；隐含的互惠规范，能促使资源流动持续深化。3）资源嵌入与动员能力。网络可嵌入经济资本（投资机会）、文化资本（知识技能）、符号资本（声望）等。个体通过激活弱关系获取异质性资源，或依赖强关系获得情感支持。

2.2 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实施路径

2.2.1 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形式

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可划分为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制度性网络等类型，其内涵及构建形式大致如下所述。1）弱关系网络，指人际关系中互动频率较低的社会连接方式，通常存在于熟人、同事或偶尔联系的朋友之间。利用弱关系网络可获取重要信息和资源，拓展信息传播渠道。2）强关系网络，通常存在于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互动频繁且情感深厚。它能提供危机应对资源（如灾难中的邻里互助）；共享价值观增强群体凝聚力（如公益组织志愿者网络）。3）制度性网络，指通过法律、政策和制度框架来管理和规范网络行为，以保障网络安全和促进网络发展的体系。如产学研合作联盟通过正式协议与非正式信任结合，促进知识转移与技术孵化。

2.2.2 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主要路径

1）创新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制度体系。社会关系网络包括非正式关系网络和制度性关系网络，相对而言，前者需得到制度保障。具体地：①进一步完善法律与政策框架。包括修订社会公益法规，明确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责；制定《社区促进法》，以法律形式规范社区治理结构，推动居民参与制度化；建立社会资本评估体系，将社会信任、合作网络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范畴。②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建设“街道−社区−网格”三级服务体系，提供邻里调解、心理支持等专业化服务；建立统一的社区信息平台，整合居民需求、资源对接、志愿服务等功能。③设立“社会关系导师”制度，培训社区工作者并使之成为关系调解与网络搭建的专业力量。
2）持续深化韧性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共同体是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基本单元，是激发社会活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纽带。具体地：①通过建立“社区议事厅”，让居民共同决策公共空间改造、文化活动设计。②构建社区互助体系，鼓励居民以技能或服务交换互助积分，形成可持续的互助网络。建议将新建的大型居住社区沿街楼房的地面一层作为具有公益性的公共空间使用，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③通过社区节庆、共享餐桌等活动，增强社区归属感；建立“微公益”行动网络，发起“楼道清洁日” “社区读书会”等低门槛活动，积累信任资本。④打造社交样板区。选择靠近城市核心功能区、交通枢纽、商圈、开放公园等人流聚集的区域，通过精确布局特色餐厅、咖啡馆、书店、潮流零售店、精品小酒馆等微型消费场景，打造多样化且高频的社交互动氛围；通过定期策划社区市集、艺术展览、音乐现场、创意沙龙等文化活动，激活区域活力（占晓松，2025）。
3）加强城市社交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城市社交空间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多层次性等特点，应从规划理念、功能定位、项目布局、场景设计等方面综合谋划。具体地：①将“促进人的连接与互动”作为核心目标，融合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与数字技术，打造兼具物理空间质量与社会活力的城市环境。树立从“空间供给”向“关系赋能”的转型理念，通过研究不同群体（如青年、老年人、外来人口等）的社交需求与行为模式，设计多元化社交场景；确保社交资源覆盖全年龄段、收入阶层与残障人群，避免形成“精英化”社交孤岛；为边缘群体（如移民、低收入者）设计低门槛的公共参与机制。②加强混合功能设计。打破单一功能区（如纯住宅区、商务区），嵌入共享办公、社区花园、街头剧场等混合业态。③构建多层级公共空间体系。在宏观层面上，布局城市级广场、公园，承担大型集会与节庆功能；在中观层面上，打造15 min生活圈内的社区枢纽（如菜市场改造的社交中心），形成有助于开展社交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场所，举办各类社会活动；在微观层面上，合理设计和安排街头拐角座椅、屋檐下避雨处等“碎片化社交点”。此外，需关注城市空间的网络化体系构建，将绿地、水系与步道等空间组织串联成网络，打造高品质社交走廊，鼓励居民开展散步、骑行等慢行社交。④关注弹性空间设计。譬如：预留可灵活改造的多功能草坪、模块化广场等场地，让居民自主定义使用方式；为支持临时性市集、快闪活动等提供电源、照明、轻质座椅等基础设施。
4）以数智技术赋能社会关系网络建设。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依靠数智技术来增补社会关系网络节点、拓展关系类型、织密连接网络、提高联系强度，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任务。具体地：①在公园、广场部署互动装置，增强社交互动的便利性。②利用手机信令、社交媒体数据识别社交“冷区”，针对性植入激活项目。③开发城市社交地图，标注免费Wi-Fi点、街头表演区、对话长椅等资源。④监测公共空间人流量、停留时长，调整设施布局与管理策略。⑤定期评估社区信任度、互动频率等指标，建立并动态发布“社会关系健康指数”，着力提升社会亲和力。

3 结论与展望

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是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回归，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注重个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调网络结构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均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断重塑新型社会关系系统，成为高品质社会建设中不可漠视的一种重要“软实力”。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创新资产的价值，在于它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本，通过非正式治理机制解决正式市场或科层制难以应对的创新不确定性。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动态过程。构建开放、多元、包容的关系网络，已成为个人、组织乃至国家提升创新竞争力的核心策略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任务是：以构建具有温暖感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亲近感的邻里互助关系，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奋斗意识，具有稳定感的家庭生活方式为目标，巩固和深化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不断拓展非熟人社会的联结通道，提升社交互动潜力，着力推进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深度融合，切实消弭因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造成的社会差距，维护市场价值与家庭价值的相对平衡。
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多群体、多圈层、多层级的复杂巨系统，未来需关注的研究方向有：
1）开展社区社会资本的实证测量与评估研究。通过设计一套可观测、可测量的指标，采用科学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可得到一幅关于社区关系的“科学画像”，为社区发展与精准治理提供服务。一方面，应明确测量目的，有所侧重地开展结构型、认知型、关系型社会资本测量；另一方面，科学选择测量方法，通常以定量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定性分析，还可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处理海量网络数据，进行更精准的社区测量、链接预测和影响力分析，对测量与评估结果进行深入解读。
2）进行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建模。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是融合了社会学、复杂系统科学、数据科学和地理学的交叉领域课题，其核心思想是将城市中的行动者（个人、家庭、组织、机构）视为节点，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朋友、合作、信息流动、共同出现）视为边，从而构建一个网络，并利用网络科学的方法揭示其深层结构特征，将模糊的“社会关系”变得可测量、可计算、可可视化。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主要包括定义研究问题与界定网络边界、采集数据、选择模型与算法（如空间嵌入网络模型、动态网络模型等）、可视化与解读、应用与预测等内容，具备完整的研究逻辑与流程，是揭示城市社会关系及其演化机理的重要路径与方法。
3）探讨不同类型城市中生活圈建设的差异化机制。既要描述“不同类型城市的生活圈有什么不同”，更要深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以及“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主要步骤包括：划分城市类型、界定生活圈的核心维度与评估指标、剖析差异化机制（资源与资本驱动机制、空间与规划约束机制、治理与政策传导机制、社会与需求拉动机制等）。由此为不同城市的生活圈建设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的决策支持。
4）加强未来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①加强全球化与本土实践的对话，在汲取国际理论精华的同时，更加注重基于中国特有的“单位制” “居委会” “熟人社会”等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②关注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深入探索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构建“数字邻里”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中的作用与潜力。③探讨政府、开发商、社会组织等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构建包容性社区中的协同作用和政策机制。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Borgatti S P and Halgin D S. On Network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 (5): 1168- 1181.

DOI

Bourdieu P. 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C.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Burke J. 1995. Connections. London: Simon & Schuster Inc.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柴彦威, 张雪, 孙道胜.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3): 61- 69.

DOI

Chai Yanwei, Zhang Xue, and Sun Daosheng. Research on Urban Living Circle Planning Based o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3): 61- 69.

DOI

Chang Q, Chan C H, and Yip P 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 191, 65- 76.

DOI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95- 121.

DOI

D'Angelo J and Van der Heide B. The Formation of Physician Impressions in Online Communities: Negativity, Positivity, and Nonnormativity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43 (1): 49- 72.

DOI

Ewing R and Hamidi S. Compactness Versus Sprawl: A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5, 30 (4): 413- 432.

DOI

Farber S and Li X. Urban Spraw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otenti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3, 31, 267- 277.

DOI

Gehl J. 2006. Life between Buildings. Skive: Danish Architectural Press.

Göpel M. 2020. Unsere Welt Neu Denken. Berlin: Uiistein Verlag.

顾秋实, 叶浩彬, Vu Huy Quan, 黄松山, 宋海岩, 龚丽丹, 张雷. 新兴葡萄酒旅游目的地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QAP）. 地理科学, 2022, 42 (9): 1619- 1626.

Gu Qiushi, Ye Haobing, Vu Huy Quan, Huang Songshan, Song Haiyan, Gong Lidan, and Zhang Lei.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Emerging Win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QAP).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 (9): 1619- 1626.

Hardin G. 1993. Living within Limits: Ecology, Economics and Population Taboo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Tokyo Lab. 2020. Society 5.0 A People-Centric Super-Smart Society.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and Layton J B.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2010, 7 (7): e1000316.

DOI

Hu H Y and Su C. Modeling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stability Based on K-Means Algorithm.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2020, 39 (2): 1649- 1658.

DOI

Igarashi T, Takai J, and Yoshida T.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via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e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5, 22 (5): 691- 713.

DOI

Johnston J, Cairns K, and Baumann S. 2017. Introducing Sociology Using the Stuff of Everyday Life. Abingdon: Routledge.

Knox P and Pinch S. 2000.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4th Edi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Kozlenkova I V, Palmatier R W, Fang E, Xiao B M, and Huang M X. Online Relationship Form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7, 81 (3): 21- 40.

DOI

Lane R E. 2000.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连至炜, 李晋磊, 金平阅, 王紫娟, 朱之恺, 刘远立. 社交网络与城市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病的关联.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20, 28 (8): 563- 566.

Lian Zhiwei, Li Jinlei, Jin Pingyue, Wang Zijuan, Zhu Zhikai, and Liu Yuanli.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Network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mong the Urban Elderly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2020, 28 (8): 563- 566.

李二玲, 李小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产业集群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人文地理, 2007, 22 (6): 10- 15.

DOI

Li Erling and Li Xiaojia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Studies—The Case Study of Steel Measuring Tape Cluster in Nanzhuang Village, Yuxi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Human Geography, 2007, 22 (6): 10- 15.

DOI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柳建文.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社区韧性营造. 国家治理, 2021 (1): 20- 23.

Liu Jianwen. 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Governance, 2021 (1): 20- 23.

李小建, 李国平, 曾刚, 覃成林, 张文忠. 1999. 经济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Li Xiaojian, Li Guoping, Zeng Gang, Qin Chengwen, and Zhang Wenzhong. 1999. Economic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i Xiaojian, Li Guoping, Zeng Gang, Qin Chengwen, and Zhang Wenzhong. 1999. Economic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yu S, Kang S, and Koo J H. Social Capital Inequality According to Hukou in Inequal Economic Environment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2, 14 (21): 13748.

DOI

马静, 刘冠秋, 饶婧雯.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 (4): 718- 730.

Ma Jing, Liu Guanqiu, and Rao Jingwen.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 (4): 718- 730.

Martin S and Marks J. 2019. Messengers: Who We Listen To, Who We Don’t, and Why.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Montgomery C. 2013. Happy City Tran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Desig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Ogle V.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潘文翔. 社区共同体: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追求. 江南论坛, 2022, 30 (6): 18- 21.

DOI

Pan Wenxiang. Community Coalitions: A New Pursuit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Jiangnan Forum, 2022, 30 (6): 18- 21.

DOI

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13, 35- 42.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2016. 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2016-08-05)[2025-06-16]. https://hd.ghzyj.sh.gov.cn/zcfg/ghss/201609/P020160902620858362165.pdf.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2016. Shanghai 15-Minut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lanning Guidelines. (2016-08-05) [2025-05-16]. https://hd.ghzyj.sh.gov.cn/zcfg/ghss/201609/P020160902620858362165.pdf.]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2016. Shanghai 15-Minute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lanning Guidelines. (2016-08-05) [2025-05-16]. https://hd.ghzyj.sh.gov.cn/zcfg/ghss/201609/P020160902620858362165.pdf.

Silver D A and Clark T N. 2016.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orper M, Kemeny T, Makarem N, and Osman T. 2015. The Rise and Fall of Urba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孙道胜, 柴彦威. 日本的生活圈研究回顾与启示. 城市建筑, 2018 (12): 13- 16.

Sun Daosheng and Chai Yanwei. A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of Life Circle Studies in Japan. Urban Architecture, 2018 (12): 13- 16.

Tao T H, Shi Y S, Yang Q Q, Li S Z, Guo X T, and Pei X W.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 Study in a Class 3A Hospital in Shanghai. Current Psychology, 2023, 42 (7): 5910- 5921.

DOI

Valtorta N K, Kanaan M, Gilbody S, Ronzi S, and Hanratty B.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al Studies. Heart, 2016, 102 (13): 1009- 1016.

DOI

汪若菡, 李国卿. 2024. 唤醒空间生产力.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Wang Ruohan and Li Guoqing. 2024. Awakening Spatial Productivity.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Wang Ruohan and Li Guoqing. 2024. Awakening Spatial Productivity.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Wang S B, Zhao J L, and Yu J N. Seed selection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Complex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2019, 30 (1): 1950012.

DOI

Wasserman S and Faust K.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吴晓波. 2020. 这个国家的新中产: 新中产画像与未来商业白皮书.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Wu Xiaobo. 2020.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This Country: A Portrait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A White Paper on Future Business.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Wu Xiaobo. 2020.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This Country: A Portrait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A White Paper on Future Business.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Xie X M, Wu Y H, and Ma G X.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owards Innovative Clusters: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6, 24 (2): 161- 178.

DOI

张浩然.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45 (5): 83- 91.

Zhang Haoran. Urban Siz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ubjective Heterogeneity. Social Science Front, 2022, 45 (5): 83- 91.

张文忠. 2000. 居住区位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Zhang Wenzhong. 2000. The Theory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Zhang Wenzhong. 2000. The Theory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占晓松. 2025. 以社交样板区为引擎, 推动片区渐进式生长. (2025-06-24)[2025-08-12]. https://mp. weixin. qq. com/s/Nm6vC6NsrEOeJs2N9xJihg. [Zhan Xiaosong. 2025. Take the Social Model Area as the Engine to Drive the Progressive Growth of the District. (2025-06-24) [2025-08-12]. https://mp.weixin.qq.com/s/Nm6vC6NsrEOeJs2N9xJihg.

赵宝静, 奚文沁, 吴秋晴, 王睿. 塑造韧性社区共同体: 生活圈的规划思考与策略. 上海城市规划, 2020 (2): 14- 19.

DOI

Zhao Baojing, Xi Wenqin, Wu Qiucing, and Wang Rui. Building Resilient Community Coalitions: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Neighborhood Circles.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2): 14- 19.

DOI

赵浩华, 于钦明. 2023. 社会资本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 (2023-10-18)[2025-12-2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18_5691013.shtml. [Zhao Haohua and Yu Qinming. 2023.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through Social Capital. (2023-10-18) [2025-12-2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18_5691013.shtml.]

Zhao Haohua and Yu Qinming. 2023.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through Social Capital. (2023-10-18) [2025-12-2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18_5691013.shtml.

Zhu L. 2017. "Healing Alone?": Social Capital, Racial Diversity and Health Care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5(6): 1059-1087.

朱天义. 社会资本: 理论边界、局限及适用性. 青海社会科学, 2015 (3): 63- 70,96.

DOI

Zhu Tianyi. Social Capital: Theoretical Boundaries, Limitations and Applicability.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2015 (3): 63- 70,96.

DOI

自然资源部. 2022.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街道规划案例. (2022-02-18)[2025-10-15].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6074740204503560/?wid=1764731278502.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Planning Case of Xinhua Road Sub-District,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2022-02-18) [2025-10-15].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6074740204503560/?wid=1764731278502.]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Planning Case of Xinhua Road Sub-District,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2022-02-18) [2025-10-15].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6074740204503560/?wid=1764731278502.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