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为背景评估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去向。笔者认为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争端的不断升级会减缓但不会扭转知识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不应该对进入世界舞台失去信心,而应该勇敢正视当前理论和研究创新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文章通过对比中国人文地理学科与西方同行的研究,发现两者有不少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包括研究命题、研究框架和解释方式。比较而言,中国人文地理学更加规范统一、富有组织和系统性,并积极支持国家发展议程;而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个人自由、多样性、天马行空（“Blue-sky enquiry”）以及独立于政府的批判性视角。文章指出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视角。其他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式包括将问题置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多重验证,从基本假设出发来进行理论解构,批判性地辨析因果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尺度下重新检视研究问题等。中国人文地理应通过更好地理解三种不同的地理知识,建立有利于激励研究创新的评估体系,探索国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促进比较研究,以及融合利用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等策略来促进研究创新。文章结尾提出三种可能的（逆）全球化情景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思考如何迈向充满新挑战和新机遇的未来。
在对乌蒙山区社会经济、扶贫现状、自然环境及区域地质背景和岩溶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系统探讨了其岩溶景观的类型、发育和分布特征,然后从资源潜力、开发适宜性、区位特性、开发条件、市场潜力等方面探讨和分析其岩溶景观旅游扶贫潜力的大小及其与岩溶特征间的关系,认为：1）乌蒙山区拥有118处不同级别优势（78处省级、32处国家级、8处世界级）的岩溶景观单体或景观区,是全球高原岩溶景观的典型集中发育区和杰出范例,形成并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区域优势和特色;2）总体上,随着岩溶景观分布密度的依次降低,以及可溶性特征的减弱和景观区级别的降低,贵州、云南、四川三大岩溶片区以及各县域岩溶区、各类岩溶景观单体或景观区资源的优势性、聚集性、规模性及知名性依次降低,旅游扶贫潜力依次下降;3）观光体验和休闲度假,是乌蒙山区各岩溶区最适宜,且最具优势和开发潜力的旅游产品;4）乌蒙山区的区位特性、开发条件和市场潜力等则明显逊色于其他相似的岩溶地区。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观光休闲旅游、生态旅游、科学旅游、文化旅游、探险科考等5种乌蒙山区岩溶旅游扶贫模式,并从政府、基础设施、区域旅游发展、区域协作、发展理念等方面探讨了岩溶旅游扶贫的保障机制。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以CNKI中国知网总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利用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 V对2000-01-01—2019-05-01城市精明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根据热点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突现词前沿路径辨识分析、发文作者及机构合作网络分析以及发文期刊网络分析等方法绘制国内外相应的知识结构图谱,并立足城市精明发展研究的理论内涵、量化测度、实践应用层面进行评述。结果表明：1）国内外城市精明发展研究领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网络,但知识结构网络紧密性有待加强。2）国内外研究主题聚类知识群组数量较多,关键词共现聚类演化路径较长且相对分散,尚未形成势力强劲的时区流动和继承脉络。3）国内研究热点前沿逐渐从宏观理论分析转向城市微观实践应用以及城市收缩新兴态势。4）国内外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广泛但互引关系稀松,亟待加强交流探讨;国内研究机构学科划分细致广泛,区域科研能力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和北京表现突出。5）国内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地理学、建筑科学与工程领域城市精明发展研究载文成果较为丰富。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为探讨社会经济活动与制度背景的交互效应对PM2.5污染的影响,文章选取经济转型的前沿阵地——广东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遥感影像获取的PM2.5质量浓度数据,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和空间计量模型,定量刻画了广东省1998—2015年PM2.5质量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不同制度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对PM2.5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地级市PM2.5质量浓度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过程,PM2.5质量浓度形成“以珠江口为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呈现“以佛山、广州和东莞为核心,先扩散、后集中”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结果表明：PM2.5质量浓度演变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性。若与PM2.5质量浓度高的区域为邻,则该区域PM2.5质量浓度增大的概率将会变大;而与PM2.5质量浓度低的区域为邻,该区域的PM2.5质量浓度的变化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背景的交互项表明：高市场化水平能够削弱工业生产对PM2.5的正效应。分权化过程促进了工业生产对PM2.5污染的正效应;同时,显著降低了污染密集型工业生产的排放。全球化进程通过引进清洁技术促进技术进步从而降低PM2.5的污染。此外,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工业生产排放和倒逼技术进步达到降霾效果。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大型零售商业设施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大型零售商业设施总体及不同业态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内向外扩散的多中心圈层式结构,沿交通干道生长和连片蔓延趋势明显,中心城区设施临近轨道交通分布指向性突出。不同业态分布差异明显,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外围城区次中心,大型综合超市由中心城区内部向边缘区域扩散趋势明显,大型专业店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和租金因素对其总体分布影响显著为正。不同业态所受影响因素有所不同,除人口等传统影响因素外,与生活中心、产业园或专业市场的临近性也会分别对大型综合超市和大型专业店的空间分布造成显著影响。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土地利用、POI（Points of Interest）等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构建了人口空间化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赋权法确定人口分布权重,利用GIS技术对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空间化处理。结果显示：综合考虑了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的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真实的人口空间格局相吻合,空间分辨率为30 m,且相对误差绝对值＜25%的乡镇有62个,所占比例为36.47%;而不加POI数据得到的人口空间化结果,相对绝对值＜25%的乡镇有33个,所占比例约为20%,精度明显降低。结果表明：1）综合考虑NPP/VIIRS夜间灯光、土地利用、POI等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助于实现精度较高的人口空间化结果;2）将能够反映微观细节信息的POI数据引入人口空间化研究,扩展了人口空间化的数据源,并且可以提高人口空间化结果的精度。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城市感知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对遥感影像进行了语义提取,将提取结果与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样方密度的功能用地识别结果进行补充校验,根据政策和规划文件建立功能用地与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联,利用信息熵分析广州市功能用地混合程度,以辅助判别主体功能区,最终得到广州市主体功能区划分结果。将划分结果与《广州市主体功能区规划（2008—2020年）》和《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草案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文章所提出的方法精准度较高,并能体现广州市空间格局形态,反映主体功能区实际分布情况。
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在GIS软件支持下,基于时间成本距离栅格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利用场强模型,对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腹地范围进行识别。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达5.84倍,与行政级别具有一定关联性。从交通可达性来看,1 h圈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附近,≥3 h圈主要分布在远离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以及岳九咸（岳阳、九江和咸宁）省际交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交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性,内部交通联系较为薄弱。从空间场强来看,高场强区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场强区分布于交通通达性较差的边缘与外围地区,尤其是省际边界地区。场强空间分布与城市竞争力与交通可达性分布具有较强的吻合度,但省际间协同发展程度低。城市腹地范围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城市腹地面积较小,江西省城市腹地面积相对广阔,湖南城市腹地面积居中,三大省会城市腹地面积远超过其他城市,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业已形成以省会城市为多中心的复合型极核发展格局,但内部一体化程度偏弱。从腹地与行政范围的层叠结果来看,城市腹地与市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省会城市扩伸率要高于其余城市,而且三大省会城市的域外腹地面积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九江、岳阳、宜昌、常德、新余、景德镇等地域外腹地面积比例也较高。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停留在子圈内一体化的阶段,还未实现三圈融合和高度一体化发展阶段。
以2001—2016年入境外国休闲旅游者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地理集中度、市场收敛性和市场竞争态3项指标再分析旅华外国客源市场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旅华外国客源市场集中度较高,近6成客源来自亚洲,且主要依赖于韩国、俄罗斯、美国和马来西亚等核心市场;市场多样性不足,远程洲际市场对中国旅游规模的增长贡献不大;韩国最具竞争优势,蒙古最具发展潜力,其他市场的竞争潜力相对较弱。最后,通过比较休闲旅游数据与总体旅游数据的结果,发现以往基于总体入境旅游数据的研究结论有偏差：在市场占有率上,日本、蒙古、菲律宾和印度被高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被低估;在市场贡献上,意大利、瑞士、荷兰和加拿大被高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美国被低估;在市场竞争地位上,蒙古、菲律宾和印度被高估,泰国被低估。
针对地基GPS反演水汽空间不连续以及MODIS近红外水汽产品精度不足的问题,利用2010年香港地区地基GPS水汽数据和MODIS近红外水汽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地基GPS订正MODIS水汽产品继而得到高精度空间连续分布可降水汽的方法。通过比较3种干延迟模型,选取最适合香港地区的Hopfield模型并利用高精度软件GAMIT解算GPS水汽,建立GPS水汽与MODIS水汽之间的线性模型,以实现对MODIS近红外水汽产品的逐月订正。结果表明,经过订正的MODIS水汽产品在各月的MRE、RMSE、PBIAS均有所改善,该方法能够有效融合地基GPS和MODIS的优点,可以得到连续区域的高精度水汽数据,这对天气预报、气候监测等有重要意义。
选取北江流域18雨量站1961—2017年逐日降水数据,采用降水发生率、降水贡献率指标,利用Mann-Kendall法进行变化趋势检验,分析流域汛期（3—8月）不同历时、不同等级降水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汛期降水发生率随降水历时的增加大致呈指数形式递减,其中1~4 d历时降水发生率合计69.88%;降水贡献率随降水历时的增加而先增加后减小、到≥10 d历时又显著增加。降水贡献率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历时2~4 d与历时≥10 d在北部与东南部反向变化。2）降水发生率随降水等级的增加而减小,其中小雨发生率约占65%;西部大雨贡献率偏高;东南部暴雨贡献率偏高,其中清远、佛冈站约为39%。3）中短历时（1~6 d）降水发生率呈不显著下降趋势,而贡献率呈不显著上升趋势;长历时（≥7 d）降水发生率、贡献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各等级降水变化趋势方面,小雨、中雨发生率、贡献率不显著下降,大雨、暴雨发生率、贡献率不显著上升。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从海岸线的自然属性、旅游发展要素、区位因素3个维度构建海岸线旅游价值评估模型,以珠江三角洲为案例,定量评估了海岸线旅游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珠三角滨海旅游优势岸线总占比25.50%,旅游价值中等值段岸线占比40.67%,偏低和低值段岸线占比为30.52%和3.31%。整体来看,珠三角岸线旅游价值东部整体高于西部。大陆岸线旅游价值最高的集中在惠州巽寮湾、深圳大亚湾、大鹏湾和深圳湾,旅游价值较低的集中在黄茅海西部,中部珠江入海口沿岸地区岸线旅游价值中等。岛屿岸线旅游价值空间差异较大,价值最高的集中在大亚湾海域的三门岛、喜洲岛、鸡心岛、大辣甲岛和珠江口的内伶仃岛、江门的上下川岛北部;岸线旅游价值较低的集中在珠海的万山群岛和担杆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