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出了基于实时路况的城市公交出行时空效率分析框架。首先，通过调用互联网地图接口获取小汽车和公交基于早午晚3个时段实时路况的出行时间，并通过公交智能卡数据获取公交出行量；然后，构建一种基于相对时间效率和出行量加权的城市公交出行时空效率评价指数模型；最后，以深圳市为案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公交相对于小汽车的出行时间，在早高峰差异较大，晚高峰差异较小，即在晚高峰有较高的相对时间效率；2）在空间分布上，中心城区公交站点的时空效率指数在3个时间段整体上呈现较大的波动，外围区域高指数的站点以地铁站点为主；3）公交站点的时空效率指数在3个时间段均呈现空间聚集特征，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的站点存在不同的聚类特征，中心城区的站点在晚高峰时段公交出行相对效率更高；4）不同类型的公交站点其时空效率指数会有所差异，地铁站点的时空效率指数普遍比公汽站点高。
为研究大运量交通站点精细化管理问题，构建复杂网络，分析站点分级。通过构建Space-L有向加权复杂网络模型，并基于站点客流提取节点强度、加权介数中心性、加权接近中心性以及加权PageRank4项指标，运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站点分级。以厦门快速公交（BRT）-轨道双模式网络系统为研究对象，从复杂网络视角分析站点网络特征和层级关系。结果表明：1）在复杂网络模型下，网络站点可分为核心枢纽型、局部联系型、网络中转型、强网络传导型、弱网络传导型和网络尽端型6类。2）各类换乘站点呈现不同特点，单模式换乘站具有调节网络客流的能力，双模式换乘站具有吸引网络客流的能力，单-双模式结合的换乘站具有辐射网络客流的能力。3）在BRT-轨道交通网络的单模式站点中，岛内的BRT站点发挥效果优于轨道站点。文章提出的站点分级指标和方法能很好地揭示站点网络特性，有助于提高城市BRT-轨道网络系统运营效率。
轨道站点影响区和站点之间功能布局是落实TOD理念（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空间开发导向的重要内容，客流是站点功能布局成效的直接体现。通过轨道站点影响区POI结构，将厦门轨道站点分为单主导功能、双主导功能和混合功能3类。通过分析站点客流量，明晰站点影响区功能布局与出行发生之间的关系。以站点间客流OD量及站点客流OD在各距离段的分布，分析站点之间功能布局与空间客流分布的关系。根据现状呈现出来的轨道站点功能布局特征及对应的客流特征，提出下一步发展策略。结果表明：1）高客流量站点以单、双主导功能站点为主，混合功能站点客流量并不突出；2）同类型站点间OD量较小，不同类型站点间OD量较大，空间站点功能互补性直接影响OD的空间特征；3）站点各距离段OD比例受中心地职能等级及周边站点功能互补性的双重影响。文章基于对站点影响区和站点之间功能布局与乘客出行相关关系的分析，结合城市功能布局的市场规律及城市空间结构发展需求，提出站点影响区“混合基本功能，集聚主导功能”和站点之间“差异互补，连点成轴”的功能布局原则，以期为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TOD综合开发提供参考。
基于城际铁路规划建设不同阶段进行场景划分，利用空间公平效率相关模型，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指数、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对无城际铁路、现状城际铁路及规划城际铁路场景下深莞惠区域空间公平效率变化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探讨基于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实现区域空间公平效率兼顾的发展模式。研究表明：1）深莞惠城际铁路规划建设有效促进可达性整体提升，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幅度远高于非沿线地区；2）深莞惠区域核心增长极地位持续增强，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大幅提升深圳的经济辐射能力，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也不断加剧；3）深莞惠区域空间公平性格局在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影响下呈现中西部高、两翼低的特征，东莞西部沿海地区及惠州东北部地区获益较少；4）城际铁路规划建设促使深莞惠区域形成更为均衡的经济联系格局，临深地区空间公平性改善幅度较大。深莞惠区域在提升交通网络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当兼顾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推动深莞惠空间结构持续优化、均衡发展。
立足于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运用旅游流引力模型及GIS集成方法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格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研究表明：1）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旅游流潜力分布更加均衡，有利于珠江口两岸地区的均衡发展，推动港珠澳大桥绿色政策通道建设，打破行政壁垒以实现旅游要素的自由流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从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行力的变化幅度与大桥开通后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幅度显著相关，并呈现明显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大桥的开通降低了两岸之间的旅游抗阻力，显著加强了珠江口两岸城市的旅游合作关系，尤其是东西岸城市群（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3）港珠澳大桥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桥直接连接的香港、澳门和珠海；中山及珠海的部分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受扩散的机会较大；而广佛和深莞的部分区域为低值聚集区，呈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大桥对港澳核心城市群优势的加强作用明显，广州及附近区域的相对地位被削弱，大湾区的旅游格局从以广州为中心的核心集聚向多中心辐射转变。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以2022年5—8月对广州市主要荔枝产区360户荔枝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对荔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荔农的年龄、兼业情况与园地面积显著负向影响荔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2）安全生产认知、环境认知和政策认知能有效促进荔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3）村规民约、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认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政府满意度、参加培训、增加农业收益均显著正向影响荔农的绿色生产行为；4）4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认知特征、外部环境、家庭经营特征和个人特征。据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在尊重荔农主体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实现收益与补贴的可视化，实行市场监督，适当扩大种植规模，构建多元宣传、培训体系，打造品牌的优质形象，全面提高荔农绿色生产水平。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的研究扩展到旅游情境下，对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进行了探索，以游客对地方餐饮品牌的评论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提炼出真实性具有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4个维度；通过量化研究证实了4个维度的合理性，并通过检验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维度与品牌认同、推荐意愿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验证其法则效度，结果表明：持续性维度是旅游者认可品牌的重要外部线索，但并不影响推荐意愿，而关联性维度对品牌推荐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品牌认同，可信赖维度部分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独特性维度完全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在此基础上，将餐饮品牌真实性认知的3个层次的范畴统合起来，建立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的理论框架。
基于饮食文化原真性的理论框架，以武汉的恩施土家族餐厅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文本信息和问卷调查，验证了跨地方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模型，运用潜在冲突指数分析顾客对跨地方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的总体水平及内部差异，并采用单因素非参数检验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究影响顾客感知差异的具体因素。结果发现：顾客对少数民族餐厅的食物原真性和环境原真性的感知水平较高，内部差异较小，而对服务原真性的感知水平较低，内部差异较大；期望和信息获取渠道是致使顾客感知差异显著的重要因素，但籍贯等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民族主题餐厅的跨地方生产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相较于标准化的饮食文化生产方式，基于顾客需求的饮食文化原真性的渐进式改造相对温和，更利于保留食物的真实性，以及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
基于地方和无地方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地方餐厅感知和消费体验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微观尺度和过程性视角探析河源地方餐厅演变为无地方性景观的过程及动因。研究发现：1）权力、资本、消费行为和经营主体协同推动了餐厅的去地方性。2）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餐厅逐渐脱嵌于原有社区，餐厅区位的地方内涵和意义不断消解，但商业价值凸显。3）餐厅的趋同性、连锁化以及食物的跨地域融合体现了资本为迎合现代饮食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实践。4）随着现代性和商业化转向，地方餐厅承载的社会关系表面化，其作为居民日常社交和情感体验场所的意义逐渐弱化。5）居民对地方餐厅原有的亲切感消逝，与新的消费空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
以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融合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和ALOS DEM数字地形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阐述区内地形分异、地貌格局与发育演化等特征。结果表明：1）保护区基本地貌类型以大起伏中山（57.45%）为主，其次为大起伏亚高山（30.66%）和中起伏中山（11.17%），海拔、起伏度、坡度、面积-高程积分值等定量地形指标的平均值从三江口片区至朝天马、海子坪片区逐渐降低，夷平剥蚀面级数逐渐减少；2）保护区及附近地区共发育7级夷平剥蚀面，其中Ⅰ~Ⅲ级为山顶面和残余夷平面，Ⅶ级为金沙江侵蚀阶地面，Ⅳ~Ⅵ级为剥蚀面，与区域3次构造旋回相对应；3）保护区面积-高程积分值在0.197~0.815之间，平均为0.503，超过80%的区域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阶段，表明区域地表侵蚀动力较强，在人类活动增强背景下存在较大的生态风险，未来的保护规划应考虑各个基本地貌类型区的地表动力差异。综合而言，独特、丰富的地貌结构使得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所依附的生态环境要素得以保存，加强地貌多样性研究有助于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实现保护区资源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为揭示城镇化地区地下水氮素组成特征及来源，以深圳市坪山区麻雀坑水流域为研究区域，分别于2020年9月（丰水期）和2020年12月（枯水期）采集民井、采样井和基坑地下水样品并分析样品中氮素的组成特征，联合硝酸盐氮氧同位素和氨氮氮同位素示踪技术，识别氮素的主要来源及转化过程，结合稳定同位素源解析模型，计算不同硝酸盐来源的贡献比。结果表明：1）麻雀坑水流域地下水氮素的主要赋存形态为NO
基于1990、2000、2010、2020年4期福建省土地利用数据集，运用缓冲区梯度带法分析该省海陆梯度下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冷热点的空间分异性，并对原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面积变化上看，近30年内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随与海岸线距离的增加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大致呈持续减少的梯度变化趋势，距海岸线20 km范围二者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分别为-1 317.12和1 799.8 km2；而林地和草地面积变化呈现“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集中在140~240 km梯度带内。2）从转换类型上看，以耕地、草地转为林地，耕地、林地、草地转为城乡建设用地为主的前10个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转移变化比例呈现沿海梯度带（44.23%）>过渡梯度带（37.31%）>内陆梯度带（15.03%）的规律；空间分布上，耕地减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梯度带；草地减少和林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过渡梯度带、内陆梯度带。3）从综合动态度上看，近30年距海岸线20 km范围的综合动态度最高（0.75%），变化程度最为剧烈；从单一动态度上看，城乡建设用地动态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梯度变化趋势，其变化速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4）海陆梯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以2000年为时间分界点，热点区域呈现“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北多南少”向“南多北少”转变的空间聚集特征。1990—2020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的海陆梯度分异特征与福建省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政策息息相关。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表征土地利用冲突空间范围和强度，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进行区域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其中耕地面积减少了1 440.90 km2（减幅为8.20%），而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1 649.92 km2（增幅为28.01%）。2）研究期间区域碳固定、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服务呈上升趋势，而食物供给和生境质量服务则呈下降趋势。其中，粮食供给和碳固定的高增益区以及产水量与土壤保持的高减损区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3）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为1.05，土地利用冲突较强。主要原因是研究区权衡服务类型较多，且权衡关系较强。各分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自然或半自然区域（1.10）>半自然-半人工区域（0.97）>人工区域（0.77）>半自然区域（0.45）。4）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范围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区域为主，但局部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较为剧烈。冲突等级从研究区外围到中部整体呈中等—弱—中等的空间分布结构。
选取广州市南沙区为案例研究地，采用当量因子、冷热点分析和重心模型等方法，探究该地1990—2020年多轮区划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之间的时空演变关系，结果表明：1）行政区划调整引起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ESV产生显著影响，区域总体ESV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出现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特征。2）快速城市化地区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虽然带来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便利，但所引致的建设用地扩张以及耕地和林地减少，将导致生态系统的恶化。3）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权和管理权；在政府引导下，生态修复、开发规划实施效果显著。湿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全域ESV起正向影响。南沙应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遇，增强区域空间治理能力，未来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共同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流域及海岸带等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打造中国沿海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高质量标杆。并且，在考量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ESV演变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总体效益的评价，还应对分阶段、多层次、多方面的政府行为、土地利用和国土开发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