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首先提出地缘介质概念，论证了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传导权力的效率差异，并阐明不同地缘介质的地缘功能，然后以乌克兰为案例，揭示地缘行为体挖掘并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产生的地缘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地处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乌克兰，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显著，这为地缘行为体在乌克兰进行权力施动提供了空间中介。2）乌克兰地理环境中各介质要素的地缘功能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具有地缘安全功能，自然资源的地缘经济功能强大，政党和民族的地缘政治功能较强，语言和宗教的地缘文化功能较为凸显。自然资源、政党、民族、宗教的介质属性较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的介质属性在逐渐减弱。3）不同地缘行为体（利益集团）争相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使其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此消彼长，致使乌克兰地缘环境激烈震荡。从地缘介质的视角探索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效应，对提升中国在周边的地缘影响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文章主要探讨了话语分析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现状和前景。首先，对话语分析涉及的概念、理论和路径进行了辨析，展示了话语分析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案例，重点关注了话语分析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其次，对比了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其他常用方法，加深对话语分析方法特点的了解，同时讨论了话语分析在未来地缘环境解析中运用的其他可能。最后，结合当下地理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的大背景，讨论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地缘政治学，或广泛一点，人文地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基于地缘环境的“地理位置—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分析框架，对北极地区的地缘环境进行全面解析，并进一步分析“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地区地缘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1）北极地区地缘环境复杂，地理位置上，北极位于地球最北端，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是世界主要国家争夺的对象；地缘关系上，涉及到的主体与主题繁多，主要包括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和原住民相互之间的关于领土、经济、能源、权利等多样议题；地缘结构上，北极地区地缘结构经历了“美苏争霸”—“破冰合作”—“新一轮竞赛”3个阶段的演变，当前结构呈现出“中心—次中心—外围”的特征。2）“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顺应了气候变化的趋势，推动北极地区区域合作，近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原住民保护，从而使地缘结构的中心更加稳定，地缘体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并且进一步拓展了地缘关系网络。
在厘清空间视角下权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9·11”事件后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演化特征，结合国别研究尝试解读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在伊朗的地缘位势在负向高位区间频繁波动，俄罗斯的位势在正向中位区间小幅波动，美国和俄罗斯的波动呈现“强－强”机制，中国的位势变化则与其较为剥离，呈“S”型曲线大幅增长。2）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是地理位置、地缘外交、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位置是基底要素，地缘外交是决定要素，地缘经济是驱动要素，地缘文化是协作要素。3）中伊的地缘战略空间互补性重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双边经贸依赖的加深提升着地缘关系的强度和密度；美伊的地缘关系偶有缓和但总体较差，呈现出的波动性是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双重应答；俄伊地缘关系紧密缘于传统地理空间邻近和地缘战略考量，两国间存在着由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稳定却复杂的地缘关系网络。
通过对情感地缘政治早期的经典和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梳理，对情感地缘政治的起源、主要议题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情感地缘政治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将情感引入地缘政治分析的中心位置。借用非表征理论，情感地缘政治将地缘政治分析中的个人情感从以往边缘化的角色变成了核心的研究议题。目前西方情感地缘政治的议题主要围绕“日常生活－情感－全球政治”的权力几何关系展开，一方面从宏观上构建不同情感与政治行动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从微观尺度解析不同文化背景中情感如何被地方化的生产并与全球地缘政治事件互动。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对于全球恐惧情感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日常生活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以及情感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3个方面。
北极地区历来是相关涉域国家博弈的战略高地。特别是21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愈发显著，高度敏感的北极地区正在经历海冰的加速消融，掀起地缘政治学科对其的研究热潮。文章通过梳理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98篇北极地缘政治文献，归纳了西方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北极研究发展脉络、视角转向和热点议题，并展望未来北极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1）西方学界对北极地缘政治的研究领域广泛，主题丰富，研究规模总体上呈现波动增长态势；2）西方的北极地缘政治研究涵盖了古典、批判、流行、女性主义等多元地缘政治视角，研究内容以政治、经济为主，地缘政治文化研究相对匮乏；3）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视角的交叉融合趋势愈发明显；4）未来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研究将在理论框架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情感文化等非物质领域产生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为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可加速经济要素跨国流动，促进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19年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贸易社团及节点中心性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和扩散性，且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两极分化较为显著；2）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特征，德国、中国、美国、荷兰处于核心圈层，是贸易网络的枢纽；3）贸易网络可划分为1个北美社团、1个以东亚国家为主的社团和3个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社团，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连续性特征，各社团内部贸易联系密切，中国是所属社团的核心；4）贸易网络呈现出枢纽辐射式和全连通式共存的结构，强度中心性呈嵌入式的单元格局，接近中心性呈集中连片区块状分布特征，中介中心性的极化现象较为明显。
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研究数据为基础，运用地学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东南亚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及其参与组织的社会网络关联解析，得出以下结论：1）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波动增长，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由2000－2013年的两极集聚中心转变为2014－2018年的三级集聚中心。2）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众多，恐怖组织类型复杂，各恐怖组织及独狼型恐怖主义之间通过情报、资源及人员交流等方式进行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地区恐怖组织网络；以伊斯兰祈祷团（JI）为代表的东南亚恐怖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利用域外组织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横跨多国、分工明确的4M活动网络，并利用此活动网络进行资金筹集、人员培训、策划活动等。3）东南亚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地区内部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有区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干预。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饮食符号是旅游目的地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特色饮食为基础的旅游餐饮也是旅游地的重要经济活动。文章以阳朔啤酒鱼为例，分析旅游地饮食符号经济的特点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地饮食符号的形成既是对地方特色的营销与建构，也是特定饮食产品生产与消费集聚的路径依赖结果。2）从饮食生产的角度，就地取材、利润高、制作工艺简单等特点使啤酒鱼餐饮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地发展；从饮食消费的角度，啤酒鱼既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大众口味所接受，同时满足游客的符号性和支持性的餐饮体验。3）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并产生累积吸引力，使得啤酒鱼的营销成本更低、销量更高，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
人口流迁对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效应还是缩小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文章利用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1—2017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此议题再作分析。主要结论为：1）对于全局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早期为扩大效应，后期为收敛效应，这与中国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化发展理念吻合。2）对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亦表现为先扩大后收敛的作用，人口迁移则仅表现为扩大效应而无收敛效应。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作用差异来源于后者户籍变更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空间转换。3）考虑空间效应后，判断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关系变得相对复杂，但更为全面客观；效应分解显示，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最终是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其中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利用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和POI数据，采用断裂点分析法得出城市实体地域的范围大小。在此基础上引入交通便利系数和相对引力常量修正引力模型，分析广佛都市区内部各个城市实体地域间的引力强度和方向。结果表明：1）广佛都市区形成了以核心区为中心的“7+1”城镇体系结构；2）“七边形”正向城市体系结构围绕核心区域生成，“六边形”负向城市体系结构围绕西南区域生成，“西强东弱”格局明显；3）城市三角结构是广佛城市引力结构的基本单元，发展较好的城市组团为“核心区—顺德—南沙”“核心区—顺德—高明”“核心区—三水—花都”“核心区—花都—从化”，而“核心区—增城—南沙”和“核心区—高明—三水”组团则发展动能不足；4）广佛都市区引力势能大小及结构稳定与城市经济职能强度正相关。
游憩活动带来的“人”与“地”的互动使国家公园原本的人地关系有了更复杂的内涵。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与游憩利用需要联动发展，其机理是当代社会由流空间与地方场所形成的空间重构。以流空间理论为基础，解析国家公园空间重构机理，构建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联动逻辑模型，结果发现：1）国家公园生态空间所具有的独特资源禀赋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游憩空间运行发展的基础，生活、生产、游憩空间三者都影响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力。2）生活空间中原住民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都起源于生态空间，为游憩空间提供人文资源，通过宜居程度和生活保障的提升来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3）生产空间也为游憩空间提供具有原真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增加提高原住民的收入水平，带动生活空间的改善。4）游憩空间所产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助力于生态空间的维护、助力于生活空间的改善和生产空间的优化。因此在未来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一是需要根据流空间结构，推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科学管理；二是基于空间重构机理，促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要素流动；三是需要利用空间联动逻辑，完善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多元发展模式。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芒萁是华南退化坡地上最具代表性的先锋种、优势种和关键种，能够快速形成密集的单优种层片结构。与传统阻碍更新的观点不同，野外观察发现芒萁层片内仍有少数物种能够成功定居，被认为具有生态筛效应。文章通过设置4种芒萁层片处理（芒萁层片完全剔除-UR；仅保留地上层-AF；仅保留根毯层-AR；芒萁层片全部保留-CK），分别在不同处理下移植目标种幼苗并结合土壤性状，探究芒萁层片生态筛效应及其潜在机理。结果发现：1）桉林芒萁根毯层中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交换性钠、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和阳离子交换量均显著高于芒萁红壤层和裸地红壤；2）多数乔木种和草本种在芒萁根毯层保留时无法存活，仅荷木、桃金娘、梅叶冬青和野牡丹等目标种幼苗在保留芒萁根毯层处理（AR和CK）下能够存活与生长。这表明芒萁层片确实具有生态筛效应，且其关键在于根毯层的作用而并非土壤养分改善作用。理论上，芒萁层片（尤其是根毯层）与生态恢复的生物阈值突破密切相关，未来需要进一步解析芒萁根毯层的结构与功能。应用上，华南地区存在大量以芒萁为单优林下植物的人工林类型（如桉林等），在进行结构优化与林分改造时需注意芒萁的生态筛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