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各级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据和全国列车数据，结合交通管控措施解析了中国COVID-19疫情扩散的时空特征和危害性，以及湖北“封省”对全国铁路系统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的疫情增长过程高度符合Logistic分布；空间上由湖北往东、南方向蔓延强度较大，各省内部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通常为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基于交通管控对疫情扩散的扰动，揭示了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约为4 d；并基于此测算了疫情的基本再生指数（R0），结果显示：R0整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截至2020-04-08全国各地区的R0均趋于1；湖北以外的愈亡比远高于湖北，表明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疫情的危险性可以大幅降低。2）通过湖北“封省”管控前后的铁路网络对比得出，湖北“封省”措施对中心性较高的城市影响较大，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对中心性较低的城市影响微弱；此外，“封省”措施对全国铁路网络整体连通性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利用武汉市人口迁出规模指数与武汉迁入到湖北各市人口比例的乘积（MSI）及市内交通强度（TI），建立时间回归模型，分析各市的COVID-19每日新增病例；利用交通可达性及各市GDP比例，建立空间回归模型，分析湖北省各市COVID-19的万人累计感染率。结果显示：1）基于人口迁徙数据与各市每日新增COVID-19病例构建的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Sig.=0.00），R2达0.715；从标准化系数结果可以看出，MSI（0.85）对各市每日新增病例的影响程度更高；2）累计万人感染率与医疗机构数、GDP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床位数量不相关；3）基于交通路网、社会经济数据与湖北省各市的万人累计感染率构建的空间回归模型亦具有显著性，其标准化决定系数为0.672，各市GDP比例对模型的影响更大。
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和非武汉地区居民所发布的微文，探究了武汉樱花在不同居民群体间情感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樱花微文的关注点多而分散，非本地居民的关注点少而集中；2）武汉樱花对不同地区居民情感的影响与疫情发展状况紧密相关；3）武汉樱花在疫情期间对武汉居民具有情感支持效应，对非武汉地区居民具有情感凝聚效应；4）疫情改变人的情感和景观解读背景，并赋予景观新的意义，新的景观意义反作用于居民，构成情感闭合回路。最后提出建议，抗疫恢复工作应多关注居民心理层面的缺失，从居民与城市、景观的情感关系入手，向武汉居民传达城市美好生活理念。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5的职住优化度是职住空间关系能够显著减缓传播的拐点；职住空间关系优化能稳步减少病毒传播空间的面积，使得传播愈加本地化，传播空间模式由“先面上扩散，再深度感染”向“先深度感染，再逐渐外延”转变，传播范围更易估测。文章认为，职住平衡、中心城区就业疏解、多中心结构等缩短通勤的手法，应作为城市疫情防控的长期战略予以实施。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1.0和PM10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1.0、PM10和PM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2）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
对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考古遗址剖面进行了年代学、岩性、硅藻和软体动物鉴定等研究，发现广州珠江北岸古城区南部在先秦时期为河道及河口湾湿地/洼地；因河流-河涌的淡水注入使河口盐度降低，故而沉积物中未见较高盐度的微体生物，仅发现了河口型咸水-半咸水硅藻；此时堆积的贝壳大多为淡水种，半咸水种少见，表明先秦（东周）时期，广州地区水域盐度与中全新世海湾环境完全不同。东周时期珠江两岸为河流淡水影响为主、与上溯潮水交汇的微咸水或淡水环境；地层中出土的大量淡水-微咸水贝壳，经AMS14C测年归于早于2500年前的渔猎文化盛行时食用废弃堆积，其后又被挖掘再堆填到后期的文化堆积中（如唐代城市扩张及清挖河涌）。秦至唐代该地逐渐成为人类频繁活动的地点，但仍为河流—潮汐相互影响下的洼地或河涌低地环境，与历史记录的唐代珠江岸线分布基本一致。宋代以后该区域已经暴露地表，并逐渐成为古代广州城区，期间可能受到多次洪水冲积。上述变化主要与全新世海平面变化、河流泥沙输入、土地利用与围垦等多方面影响有关，这些考古记录与广州古城演变吻合，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晚全新世海退，以及平原淤积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利用空间句法理论对广州市白天鹅宾馆大堂的空间组构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因素在主客交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酒店大堂呈现“视觉整合统一，空间分割互补”的空间构型特征，该特征与游客需求相适应。2）大堂中的主客关系表征出接触时间短、受限于特定时空间、地位不平衡等特点，游客在主客关系中的地位高于酒店员工，酒店的盈利性是塑造主客关系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3）空间对不平衡主客关系的塑造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大堂空间“迎合”了各类旅游休闲者的需求，促进其旅游休闲体验的提升，同时“规训”了酒店员工的行为；空间对部分酒店员工产生了正向的“外溢”作用；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水平的“门面”和“舞台”，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大堂的空间设计维持不平衡的主客关系。4）酒店管理者及员工有意图地为游客营造“家”的感受，提升其满意度及出行体验。“家”的建构与游客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有关，在特定的空间构型下可外化为舒适性、便利性等诸多体验，并作用于其消费等行为。
通过提取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描述统计频率、因子分析、数据比较等方法，对滇越铁路沿线碧色寨、芷村、人字桥等6个重要站点的居民进行了文化遗产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的调查。结果发现，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的地方认同感主要体现在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方面，沿线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具有同一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分异性。滇越铁路承载着当地居民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铁路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文化遗产价值给予了一致性肯定，并对其未来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抱有乐观和支持的态度。受访者普遍认为，滇越铁路的整体利用不等于全线开发，应当重点打造资源条件和旅游基础较好的区段，主题要统一于整条铁路的文化和样貌，可联合越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适时开通国际旅游观光线路。
基于对岳麓山景区447位旅游者的实地调研，运用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并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发生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利用ISM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旅游者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相关理性认知越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旅游者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对悖离均有负向作用，相关环境情感越强烈，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意愿越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悖离度高于女性。从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来看，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是表层直接因素，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是中间间接因素，旅游者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深层根源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服务业行业，但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开通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还受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提升作用较明显；而地铁换乘站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要高于非换乘站。最后，建议完善城市地铁网络，加强地铁站点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地铁网络密度和地铁站点间的空间距离以进一步发挥地铁对服务业集聚作用。
以华南沿海32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单一要素评价和综合水质指数法对其近岸海域的水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再采用典范对应分析和逐步线性回归探究了各类影响因素与水质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2017年华南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要素为无机氮（N）、活性磷酸盐（P）和悬浮物（SS），严重超标现象主要出现在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广西钦州和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市的近岸海域；N、P和SS污染与海水养殖联系紧密，生活废水的大量排放也是N、P超标的主要原因。2017年华南近岸海域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物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超标现象，但广东沿海的惠州、湛江、江门和汕头等地市近岸海域综合水质受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影响较大，这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相关；由于除工业生产以外，近岸海域船舶频繁往来也可能影响近海的铜（Cu）污染水平，重金属Cu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强于镉（Cd）、汞（Hg）和铅（Pb）。此外，综合水质指数与地区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市，其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完善，对生活、工业废水的处理效率相对较高。
为研究高位虾池养殖导致的环境影响，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Agilent7700x型）对海口市东营镇3种类型养殖虾池及其外围沟渠底质中的Cr、Ni、Cu、Zn、As、Cd和Pb质量分数进行检测，用Vario TOC对底质中的TN（总氮）和TOC（有机碳）质量分数进行检测，并对所检测的数值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地积累指数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进行分析及评价。结果表明：1）未清洗的虾池底质重金属质量分数呈现L1层向L4层明显递增的规律；2）虾池L1层底质中Cd呈现明显的累积（污染）现象，其质量分数是海南省土壤背景值5.47~35.18倍；3）地积累指数（
利用多源遥感数据，选取危险性、脆弱性、区域综合防范能力因子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通过H-AHP方法（犹豫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图层叠置法评估模型计算得到高温热浪风险等级空间分布。结果表明：雅万高铁沿线区域高温热浪风险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北部地区风险高于南部地区，西部地区风险高于东部地区。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中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雅加达边缘郊区、勿加泗市和万隆市，中部地区风险相对较低，形成典型的两边高、中间低的“V”型分布。该区域高温热浪风险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中等级风险面积占比将近50%，除雅加达市、勿加泗市、万隆市和芝马墟市外，其余各县均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区域处于中等级风险水平。低风险水平区域面积占比最少，仅为8.10%，主要分布在靠近爪哇海的卡拉旺县北部地区，以及森林覆盖度较高的万隆县西南部和万隆西县西南部地区。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进行高温热浪风险评估的方法，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温热浪风险评估提供新思路。
以广东省首个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江门市新会区沙仔岛为例，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Ecosystem Service Value Method, ESV），探讨了土地综合整治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调整及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是提升沙仔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因素。土地整治后，沙仔岛总体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经济生产、土壤保护、消浪护岸、生物多样性及栖息地保护价值均有所提升，提升幅度分别为250%、587%、20.2%和182%，而洪水拦蓄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87%；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增幅呈现出北岛>南岛>堤坝外围区域。土地综合整治将土地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相结合，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
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1988—2020年粤港澳研究从科研机构、学者合作等横向特征以及文献数量演化、研究领域及研究热点迁移等纵向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科研机构类型多样，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为主导，且集中于广东省内；机构间初步形成合作关系网，但合作强度不高。2）个别学者发文量多，关注时间长；合作网初步形成，但联系不紧密。3）粤港澳研究可分为起步期、摸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4）4个时期的研究方向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密切相关，且研究领域变迁呈现复杂化和细分化趋势。5）以2015年为界限，之前的研究重心是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做大经济“蛋糕”，促进珠三角及港澳协同发展；之后淡化了香港、澳门及原珠三角城市群之间的概念界限，强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属性，关注问题也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以1998—2019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1 002篇产业集群文献为样本，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构建2W1H（2W—What、Why，1H—How）框架，再分1998—2005、2006—2012、2013—2019年3个时期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旨在发现集群研究领域知识基础的模块划分、模块的内在逻辑以及重要研究趋势的演变。结果表明：1）产业集群的知识基础可分为外部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传闻与通道、区域创新系统、新经济社会学、吸收能力、全球链9个模块；2）这些模块的知识结构可通过2W1H研究框架体现，其中，What部分由外部经济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4个模块组成，回答集群的概念、类型、发展阶段问题；Why部分由外部经济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竞争优势理论2个模块组成，回答集群的成因、对区域或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问题；How部分由传闻与通道、区域创新系统、新经济社会学、吸收能力、全球链5个模块组成，回答如何保持集群经济持续增长、促进集群企业创新、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3）集群研究的理论来源愈加多样，关注的行业和地域范围不断拓宽，具体主题以创新、本地经济发展为主且不断得到丰富。最后，从进一步吸纳管理学理论，更关注经济之外的话题，丰富样本多样性，深入探讨更多可能的集群类型4个方面对国内研究提出启示。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991—2019年收录主题为“regional resilience”的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5.0软件，采取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共现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弹性研究现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结果发现：1）区域弹性相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福祉等领域；美、澳、英、加、中5国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昆士兰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中国科学院、美国地质勘探局、剑桥大学等研究机构在弹性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2）Ron Martin、Carl Folke、Angeler DG、Craig R Allen以及Gillian Bristow等学者及其代表文章是区域弹性研究的知识基础。3）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福祉以及方法突破是区域弹性研究的热点内容。未来研究中应结合中国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区域弹性理论框架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为社会高质量、安全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方案。
